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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五月、天降横祸 选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时间:2016-03-04 15:39:51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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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

作者: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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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邓小平与家人合影 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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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恐怖的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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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天,我们住的院子里突然开进几辆大卡车,一群拿着棍棒的造反派一下子冲进我们家里,把朴方和邓楠抓了起来,用黑布蒙上眼睛,推着搡着把他们带出屋子,拉上汽车。造反派们气势汹汹地高喊着“打倒邓小平”和“打倒反革命狗崽子”的口号,把汽车发动机轰得山响。当时在家的奶奶、飞飞和我,看着造反派开着汽车绝尘而去,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自“文革”以来,我们经历过的抄家批斗的场面也不算少了,但这样突如其来地看着哥哥姐姐如此恐怖地被抓走,实在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从心底里泛起的那种不可言状的恐惧,把哭声都堵在了喉头。从此,不但家中再次只剩下我们老少三人,而且完全不知道哥哥姐姐的下落,甚至不知他们的生死,真是让人又悲又急,凄凉和焦虑笼罩着生活。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朴方和邓楠被抓到学校后,先是被关在一个作为武斗基地的宿舍楼里,后来转移到物理大楼。一个里外间,一人关一间,有造反派看着,不许说话。造反派经常分别提审他们,审讯的时候都是用黑布蒙上眼睛,由人推着带到一个审讯室,连喊带骂,趁人不备的时候,冷不丁地不时地用棍子抽打。审讯的内容,还是那一条,让他们揭发邓小平的“问题”。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这个时候,正是“邓小平专案组”成立,并加紧搜集“罪证”,编造邓小平“罪行”综合报告之时。林彪、江青等急于要找突破口,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子女,特别是几个大的子女一定知道什么,于是指示其爪牙——恶名昭著的北大造反派大头目、“文革”急先锋聂元梓,抓来邓小平的儿女,想从他们口中逼出“证据”。聂元梓秉承其主子的意图,秘密策划,先派人到方壶斋我们的住处“侦察”,确认人在家后,派了几辆大卡车拉了一个“红卫兵团”进行“包抄”,把朴方和邓楠抓到学校,进行刑讯逼供。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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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革”开始以来,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无论运动怎样凶猛,无论处境怎样险恶,我们邓家的孩子,除了应付性地批判一下自己的父亲外,从没有为了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而“揭发”过父母亲。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父亲是无罪的。我们爱我们的父亲,并愿与他共渡危难。在我们家,父母亲与孩子们之间的亲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文革”结束以后,父亲曾对母亲说过:“‘文革’中,我们的孩子表现得都很好,为我们也受了不少苦,我们应该对他们好些。”正是这弥足珍贵的人间亲情,使我们一家人在险恶的困境中,获得最后的精神支持。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在北大,在中央文革大员的指示下,造反派竭尽一切卑劣手段,对朴方和邓楠进行威逼、恐吓、殴打和虐待。邓楠后来对我们说:“当时我怕极了。但怕有什么用,只能和他们斗。我就说父亲在家从不谈工作上的事情,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总之就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而朴方则对造反派说:“家里的事,只有我一人知道,弟弟妹妹们什么都不知道,要问就问我吧!”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关押中,朴方和邓楠想到了我们几个在外面的兄弟姐妹。一天,趁造反派不注意的时候,朴方偷偷递给邓楠一个纸条,和她对口径。邓楠看到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尽快通知其他的兄弟姐妹。可关得这么严,怎么办呢?她急中生智,对造反派说,被抓来时什么也没拿,想叫家里送点女生用的必备生活用品来。造反派这次答应了。正为哥哥姐姐下落不明而心急如焚的我,得到通知后,马上拿着东西赶到北大。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北大,北京大学,一个多么有名的高等学府,一个对我们家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校。我们的母亲,1936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我的哥哥、姐姐受母亲的影响,也都相继考进北大,并且也都选择了物理系。从小学开始,我的梦想,也是将来考进北大,上北大历史系。北大,在我的心目中,是让人充满幻想的神圣殿堂。可这次,当我来到北大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和想象天差地别的景象。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层加一层,厚厚地糊在墙上,有的已被撕掉,任风吹得翻转,任人踩来踏去,一片零乱狼藉。许多建筑物的门和窗子都钉上了木板和铁条,有的楼门口还设置了路障和掩体,一看就是武斗设防所用。一些武斗队员拿着棍棒,排着并不整齐的队伍匆匆走过,有的人头上还戴着权做“钢盔”的藤条工帽。校园内行人稀少,路人神色严峻,气氛已全然不似“文革”初期看大字报时那样的热闹拥挤,偌大的校园一派残败冷落。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我整日在家闭门不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武斗的阵势,不禁心中紧张。到了物理大楼前,看到的更是一幅森严壁垒的景象。大楼灰黑,楼前无人,底层窗子全用木头钉死,大门用铁条铁板封住,只留一个窄小的进口,门前用沙袋堆的工事垒得高高的。大楼墙上污迹斑斑、伤痕累累,一看就让人想起的词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后来听说物理大楼是聂元梓那派的大本营之一,是他们的武斗基地,所以戒备格外森严。在楼前等了一会儿,邓楠由人带了出来。好在造反派还允许我们单独说话。邓楠先问了一下家中的情况,然后赶紧小声告诉我一些供审问时用的口径,并让我尽快到中央美院去告诉关在那里的大姐,让她一定要沉住气,问什么都说不知道,只要顶住就行。因为大姐平时身体就不好,我们特别担心她想不开,商量着要特别劝慰一下。邓楠还一再嘱咐我们家中的老小,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看着姐姐被凶神恶煞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那个令人恐怖的黑黑的门洞,来时的紧张和恐惧已荡然无存,心中剩下的,只有无限的悲凉。想起身负使命,我赶紧扭过头就走,而且恨不得走得越快越好。我家也没回,先赶到美院,找到大姐。我把她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避开造反派的监视,赶紧把二姐的话告诉了她。大姐听完后,为能知道弟妹的情况而深感宽慰。她感情激动地说:“你们放心,我什么也不怕,我挺得住!”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朴方和邓楠在物理大楼被关两周之后,又被转移。邓楠被关到系里的武斗队。这次分开后,她便不再知道哥哥的下落。在系里,一开始,造反派还是整日提审她,后来看到实在问不出个所以然,便日渐松懈,再后来还允许她自己去食堂打饭了。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春天过去,夏来临了。那是一个酷热的夏。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天气越来越热,热得让人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北大聂元梓一派抓有邓小平的子女在手,本想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为打倒邓小平立功,以报效其主子中央文革。但几个月过去了,竟然一无所获。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一定知道不少情况,一定还有油水可捞。据说聂元梓曾经下令,从邓朴方嘴里,一定要得到些东西。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造反派进一步加紧了对朴方的审讯和残酷的迫害。他们每天提审他,走路、审讯时都用黑布蒙着眼睛。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江青在北大大操场上尖着嗓门进行煽动性的讲话,看着她那个狂妄的样子,朴方当时说了一句:“看你能够猖狂到什么时候!”造反派抓住这一“事件”,让朴方交待是不是“谩骂”了江青“同志”,以图给他定上“反革命”的罪名,还反反复复不停地逼他揭发“黑帮”父亲邓小平的“问题”和“罪行”。造反派对朴方在政治上加压和审讯,进行打骂和侮辱,还利用一切可能对其身心进行迫害。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他们把朴方不断地易地关押,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把他关在学校体育馆浴室的洗澡间,里面又阴又湿又不见阳光。在此期间,有一次邓楠去食堂打饭经过体育馆,远远地看见了哥哥。那么热的夏天,朴方却穿着厚厚的破旧的灯心绒外衣。竟然还是抓他来学校时穿的那件衣裳啊!远远望去,在阴影中,只觉得他的脸色异常苍白,身体显得极其虚弱。对于朴方来说,那真是一段艰难时日呀。在关押的地方,三伏的盛夏,朴方也不觉得热,只觉得从心里往外发冷。当时他唯一的寄托,就是可以抽烟。他让看守帮他买两毛多钱一盒的烟,早、午、晚一天只用三根火柴,不停地抽。一天,从刺耳的高音喇叭中,他听见造反派将他和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一起定为“反党小集团”。他知道,造反派是绝不会放过他的,他们关押他、审讯他、虐待他,还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要从他身上彻底地摧毁这最后的政治上的尊严。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人们可能读过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在书中,季先生详尽地描述了“文革”中,北大大造反派聂元梓等人整人害人的罪恶行径。凡读过此书的人,对北大造反派的狠毒,一定有所了解。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例举。“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聂元梓等人在北大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现在来看,无论从道义角度来讲,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讲,毫无疑问,聂元梓及其一伙都是恶行累累,罪不容赦。但是,那个年代,却恰恰是由他们所主宰的年代,恰恰是由这些造反派虎狼当道的非常年代。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燕南园萧条了,萧条得生灵涂炭。未名湖污浊了,污浊得沉渣泛起。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1968年的这个夏天,真是异常的热,异常的长,异常得令人难忍难熬。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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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天降横祸

 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我接到二姐邓楠从北大打来的电话。她说:“哥哥摔了。学校要把他送回家!”说到这儿,她已泣不成声。她说她尽快回家来和我商量。接完电话后,我们在家的人如五雷轰顶,极度震撼而坐立不安,因为什么也不清楚,只有焦急地等待着二姐回来。 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邓楠回来后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不愿再受凌辱,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行前,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他写道:“造反派非要我讲,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真是一个惨无人道的黑暗年代,人的性命,贱如草芥。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 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北医三院虽然收了人,但只让朴方躺在走廊上,连急诊室都不让进。一夜之后,眼见病情危重,医院决定给朴方做脊椎穿刺,但需要家属签字。北大造反派到关押邓楠的地方,将朴方的情况告诉了邓楠。听到哥哥摔伤和脊椎骨折,邓楠一下子都蒙了。跟着造反派来到医院,在急诊室里,她看到了哥哥。原本好好的一个人,如今却躺在这里,脊椎骨折,发着高烧,生命垂危。邓楠整个大脑一片空白,她流着眼泪,拿起沉重的笔,签了字。造反派连话也不让说,马上又把她带走了。 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在非人的摧残、审讯和虐待下,朴方的决心早已在心中下定。困惑和疑虑都已过去,他是理智的。他太理智了,他毫不犹豫,毫无惧怕,非常镇定地做出了选择。一个大学技术物理系四年级的高材生,一个历来严于律己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中共预备党员,曾经有那么多的信念,曾经有那么多的追求,曾经有那么多的理想,曾经有那么多的期望,而此时,只剩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他非常冷静地走向了自己的选择。摔下来后,朴方昏迷了过去。他记得曾经一度醒来,感到躺在冰冷的地上,但瞬间便又昏迷。再次苏醒时,他已身在医院。看着周围人的冷冷目光,看着头顶上不停晃动着的输液瓶,一切都那样的恍惚,那样的不真实。就这样,在北医三院的急诊室里,朴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 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不知是上苍的刻意安排,还是逃脱不掉的宿命,生命竟然是那样的顽强,竟然可以战胜死神。朴方的性命保住了。生与死,是人世间永恒的话题。生与死,是一场恶战,更是一场搏斗。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人之于此,心如死灰。清醒的时候,朴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心中没有激动,没有悲伤,没有思索,也没有悔恨。造反派的吼叫,医生的问话,都像风吹过耳,听而不闻。 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朴方刚摔的时候,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下肢虽不能动,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觉。按任何医疗程序讲,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马上施行手术,进行清创减压,否则脊椎内的出血会向上逆行,凝结后会加重截瘫病情。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人道主义,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手术,朴方是不会致残如此的。但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对朴方这样的“反革命黑帮子女”,对“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送医院没让人死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根本不可能给予什么治疗。就这样,朴方的截瘫平面一天天地上升,由原本的第十一胸椎,演变到第七胸椎水平。也就是说,造成了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大小便功能丧失,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 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大约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邓楠,说现在危险期已过,他们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去。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邓楠听见学校说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连伤心带着急,立即坚决地反对说:“送回家不行!我要求回家和家里面商量一下。”获得造反派准许之后,邓楠赶快坐公共汽车回家来见我们。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奶奶、邓楠和我,坐在方壶斋那不见阳光的小屋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邓楠和我商量,人是北大造反派整的,不能就这样把看护的责任推给我们,更不能让他们把一个连危险期都还没有渡过的病人送回家来。如果真送回家来,仅凭我们几个人和年老的奶奶,怎么照看他,怎么给他看病?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我们得去找人,去找中办!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我和二姐到中南海西门,说我们要找中办的领导,没人理我们。我们说要找平时给我们送生活费的那个工作人员,也不给我们找。没人理睬,怎么办?我们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绞尽脑汁地回想原来记得的中办有关单位的电话号码。我们一个一个地拨,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遍。接电话的,有的说这事不归他们管,有的说你们找北大去,有的二话不说就挂断了电话。最后凭着记忆,我们拨通了中办警卫局值班室的电话。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说不管。我们急了,就在电话中狠狠地说:“人是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孩子之间没有看护的义务,我们父母还在中南海,要送就送到我们父母那里!如果你们敢把人送回家,我们就把他抬到大街上,抬到中南海大门口。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说,这是邓小平的儿子,让他们弄成这样啦,你们大家看看吧!你们只要敢把人送回来,我们就敢这样做!”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放下电话后,我们仍然情绪激动,甚至激动得手都颤抖。站在中南海外,望着那斑驳剥落的高高红墙,我们两人觉得那样的孤单,那样的无助。这个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这漠漠人世上,有谁能够帮助我们啊?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从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真正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也不会有人帮助你,只有自己靠自己。我跟姐姐商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北大把人送回家来,这次就是拼了,也要和他们斗!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我们绝不妥协的坚决态度,终于取得了成果。不知是谁最后作出了决定,北大的造反派放弃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转而把朴方送到北大校医院。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在校医院里,仍然没有给予朴方任何治疗。一开始,造反派还派人看着。一周后,他们不想管了,就把邓楠叫去,说现在他们没有看护的义务了,要让我们家的人自己看护,命令她把弟弟飞飞叫来看护朴方。邓楠和我一商量,一致认为不能让飞飞去。飞飞才十七岁,脾气又倔,万一和造反派冲突起来,会被打死的。我们决定由我们两人去校医院,轮流看护哥哥。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由此,我到北大,和二姐邓楠一起看护伤残的哥哥。那时朴方尿路经常感染,一感染就发高烧,一烧就烧到四十度以上,还经常伴有高烧寒颤,烧得抽搐。由于朴方是胸椎骨折,不能起身,连坐都不行,需要不停地给他翻身,否则很容易长褥疮。截瘫病人,只要一长褥疮,就很不容易治好。我们姐妹二人没有一点医疗常识,只能进行最一般的生活护理,对哥哥的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也不放过哥哥和姐姐,经常来病床边批判他们,让他们交待,让他们揭发。哥哥躺在病床上,两眼直直地瞪着,任凭造反派呐喊辱骂,一句话不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在庆祝,医院的病人改善伙食都能吃顿饺子,唯独哥哥,因为是邓小平的“狗崽子”,因为是“反革命”,连吃饺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我只有在去食堂打饭时才能走出校医院,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每次走到户外,不管是晴空万里,还是阴云密布,我都会挺直了腰,仰起头来,看一看那浩渺无垠的天空。有时,我还可以偷空走到未名湖,在杂乱而浓密的绿荫掩蔽下,踏着落叶铺满的小路,走到湖旁。我紧紧地靠着湖边坐着,看着那水波不兴的湖面,看着水中隐隐绰绰倒映着的绿树蓝天,让整个心灵浸透在这一泓碧水之中,把所有的喧嚣统统抛在脑后,全心享受这片刻的静谧。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我们憎恨造反派,我们厌恶周围的政治狂潮,我们无意也无力抗争什么,我们仅仅是想寻求心灵上的宁静,仅仅是想躲藏回避。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岁月,哪里有宁静可寻可觅,哪里又有地方可藏可避?在昊昊苍天之下,人的命运显得这样渺小,这样微不足道。我们受尽心灵上的磨难,自觉时运不济,但在那个年代,命运像我们一样悲惨,甚至比我们的命运更加悲惨的,实在太多了,多得数不胜数。举国上下,在被冠以“革命”名义狂涛的无情冲击下,被打倒监禁的大有人在,被迫害致残致死的大有人在,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那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公理、没有人道、甚至没有人性的疯狂岁月。今天,我们之所以回首往事并将这所有的一切详细记述下来,只有一个愿望:愿所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铭记这一人间悲剧;愿所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知晓这一人间悲剧;愿苍天有知,永远不要让这一人间悲剧再度重演。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就这样,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深秋的北京,寒风日劲,天渐渐地冷了。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10月中下旬,召开了前面提到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对于全会,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不是关心制定了什么新的革命路线,也不是关心进行了什么新的人事变动,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此次会议会不会对父亲作政治结论。这次如作结论,就是最终定性。是好是坏,对于父亲本人,对于我们全家,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我们到处打听消息。得知仍决定保留父亲的党籍后,我立即跑到中央美院去找大姐。大姐邓林6月份被抓到学院后,一直关在牛棚里,没有人身自由,消息闭塞。我去看她时,造反派一直看着我们,监视着我们,唯恐我们进行“反革命黑串联”。我急于把情况告诉大姐,但碍于看管人员而无法说话。我说我口渴想喝水,那个看着我们的人居然“开恩”去找水了。趁着他离开的一瞬间,我赶快小声地告诉大姐:“爸爸没开除党籍!”我看见大姐眼中闪现出兴奋的光芒。这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太大了。也就是说,父亲还没有完全被置于死地。其实,对于父亲的政治前途,我们根本没抱幻想和奢望。但我们知道,能保留党籍,对于父亲这样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来说,太重要了。党籍,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不过是一支政治的风向标;而在忠诚的共产党员心中,则高于生命,重于生命。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十二中全会后,邓小平没有被开除党籍。北大造反派的劲头好像一下子少了一半儿,对邓小平儿女的兴趣也就没那么大了。他们渐渐很少来校医院,而后根本就不来了。只有刚刚进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偶尔来视察一下。哥哥的病房,居然有幸成为一个被造反派“冷落”的角落。我们竟然还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偷着看《红楼梦》,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文革”运动没有停步,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没有停止。可能是运动中发生的非常事情太多了,多到都有所风闻。在1968年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也就是12月26日,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其中,亲自加上一段话:“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从这个“一二二六”指示以后,我们的“头衔”改了,不再被人叫作“黑帮子女”,而被称作“可教子女”。还是毛主席说话管用,那些原来对我们声严色厉的造反派,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态度只能有所收敛。而我们,不在高压之下,日子可就过得轻松多了。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本来,日子就这样渐渐地过去,渐渐地平静下来。却不料,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我们家只有我和飞飞在中学,属于要“上山下乡”的范畴。1968年12月,飞飞随他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同学,首批被分配到山西插队。飞飞最信任哥哥,他到北大校医院问哥哥:“学校让我们下乡,怎么办,去不去?”哥哥听说他最心疼的小弟弟被分配插队,心里很伤心。他想了想,说:“去下乡,不知以后会怎么样,也许别人能回来,你回不来。不去下乡,政治上会留下个包袱,说你不响应上山下乡号召,以后可能更不好办。”听了此话,飞飞说:“那我就去。”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飞飞决定走了,眼看行期在即。他才十七岁,去这么远的地方,我们实在不放心。行前,我们为他收拾行装。现买的两个大箱子并排放在地上,一个帆布的,一个木头的,我们什么都往里装。棉被棉衣棉鞋,帽子裤子袜子,他爱做无线电,连同锤子砧子,能装的都往里装。邓楠特别会收拾东西,而且什么都想让飞飞带去。她把箱子塞得满得不能再满了还在不停地塞,恨不得连自己的心都一起塞进去。她还写了一张条子,详细说明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生怕飞飞到山西后找不到东西。临走前,飞飞去美院看望关在牛棚的大姐。大姐伤心地看着弟弟,她不能给弟弟收拾东西,不能去火车站给弟弟送行,甚至不知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这个小弟弟。她哭了,她受不了这又一次的生离死别。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走的那天,北京火车站的一号站台上,挤满了要走的学生和送行的人群。在一列长长的插队学生专列旁,到处可以看到拉着就不肯松开的手,到处可以听到说不完讲不尽的嘱咐叮咛,到处可以看到闪动在眼中和流淌在面颊上的泪水。依依不舍和担忧之情弥散在人们的心头。一声汽笛长鸣,车轮发出隆隆巨响,满载插队学生的火车专列开动了。一瞬间,车上车下,车里车外,人们同时爆发出放声的大哭。这震天的哭声,掩盖了火车的轰鸣。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我和二姐来送弟弟,我们看着火车驶出站台,看着火车越走越远,一直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车站。我们谁也没说话,许久之后仍止不住泪水的流淌。哥哥瘫痪在校医院,姐姐被关在牛棚,弟弟远走他乡,父母被监禁音讯全无,在偌大一个天地之间,我们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凉。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弟弟走后不久,到了1969年的1月,我也随着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去陕北延安地区插队。在向西行驶的火车上,我度过了十九岁的生日。我们那个在北京方壶斋的家,除了大姐、二姐有时从学校回来一下,就只剩下七十岁的奶奶,靠着每月二十元生活费,一个人艰难度日。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选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作者:邓蓉BMK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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