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主要著作 老鬼文章 媒体报导 书 评 视频访谈 博文导航 老鬼博客 留言簿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老鬼文集 > 老鬼文章

我的母亲杨沫(节选) 母亲与我

 时间:2013-11-01 22:46:43  来源:新浪读书  作者:老鬼

1.jpg

我的母亲杨沫(节选)—— 母亲与我

作者:老鬼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4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4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后,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1951年5月3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

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

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

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抢他们绝非偶然。

据常来家串门的人说,他们也感到母亲不大喜欢我。因为不是自己带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这种隔膜长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后十多年后,我对姑姑仍比对母亲亲,我跟姑姑在一起时,亲热随便,脸上浮出笑容,跟母亲在一起时,却紧张拘束,总绷着脸;我叫“姑姑”时,又响又亲,叫母亲“妈妈”时含糊不清,勉勉强强。

母亲喜欢干净,我是农村来的,没有卫生习惯,又受了《董存瑞》、《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钢铁战士》等电影影响,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脏为美,觉得全身战火硝烟,脸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脸不洗澡,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可能小学三年级左右,大年初一吃饺子。我饿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报告了父亲,说我跟她抢饭吃。父亲过来,满脸怒气,啪啪抽了我两个耳光。母亲对父亲大过年的打我,没有一句批评。

还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

父亲打我时,母亲大都也在场,记忆中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我不挨打。相反,她总在旁边指责我,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来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更让我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对父母除了恐惧,别的啥感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时,特别紧张,生怕为点什么小事,大巴掌抡下来。总缺少父爱母爱,我对父母也爱不起来。跟他们没话说,回到家就闷在自己房间,没事从不去他们的屋。就算我淘气的出格,也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只是让我反感他们,恨他们。

我内心里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一个个对我都那么在乎,那么热情。返回北京的家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母亲在1961年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后加)。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肮脏,吃得不好,整天是窝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40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戴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汽枪。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这一段母亲对我最好,偶尔,她还亲切地管我叫“波子”,让我听了心直发抖,全身暖融融,舒服无比。

记得住在国务院宿舍时,我正上小学,有那么一两次,她亲自给我洗手,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把我双手按在洗脸池里,抹上肥皂,用刷子刷。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蜜极了,40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还要冒口水。

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14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给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医院。她那眼神充满慈爱和心疼。

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

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15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14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非常为自己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我在全育才小学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有时候,老家或根据地的老乡来找她,她总让保姆或我问清楚对方是谁,来干什么。如果是求她帮忙办事的,常让我们说她不在家。而我却很可怜这些碰了闭门羹的人。觉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来找你,你却骗人家。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苦人那么热情相待,你书上写的跟你实际做的不一样呀,所以对母亲有意见。

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母亲也无所谓,绝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对母亲越发不满,感到母亲心里没有自己,便憎恶这个家,觉得它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充满虚伪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军,也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初中上语文课,讲到她的一篇文章时,我甚至想旷课。虽然她很有名,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很羡慕那些革军子弟。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我受了当时左的宣传,总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对比文革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变成“右派”,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

如果说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不与我来往是被迫的话,那么以后她还两次与我断绝来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还四处对人说我是白眼狼,品质恶劣,忘恩负义,不让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东西就可以偷吗?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我再怎么保密也瞒不住身边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围的工人都认为我母亲肯定不是亲的,亲生母亲没这么干的。

我猜想,母亲内心深处可能不满意我对姑姑比对她好。她曾给过我一条天蓝色的毛裤。我嫌太漂亮了,送给了姑姑。她知道后,又从姑姑那里要了回来。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后回到成都,这时钱全花光了。10日我从成都给姑姑寄过一封信,托她做父亲的工作给我些生活费。姑姑把这封信交给了父亲,此信一直保留到现在。信中说: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你是怎样饿着肚子让我吃饱的……尽管他们给我吃鸡鸭鱼肉,给我手表、自行车,可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随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骗子”的角色。和他们在一起总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隔膜。

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气,认为对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里老老实实全是伪装,我不爱他们,只爱姑姑。所以母亲最常骂我白眼狼,说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帮”,我从大同市考进了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了来往。但我们的思想还是谈不到一块儿,共同语言少。我为张志新的遭遇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却没有我这么强的感受。她重用那个秘书,她为科研油子花那么大的精力,却没有心思为张志新呐喊两声。

到北大后不久,开始批《苦恋》,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事发生,因为看法不同,我与父母再次发生争论,他们又再次与我断绝关系。母亲甚至还在1979年4月8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就我与外国记者接触,谴责了我一番,要求学校对我严加管教,如仍固执己见,可以给以必要的处分……

幸亏班主任赵啧老师对我很好,告诉了我这一情况,并竭力保我。

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儿子是卖国贼、贪污犯、杀人凶手、强奸了妇女,母亲应该深明大义,不护犊子,积极揭发检举。但只因与孩子的观点不同,只因为孩子跟法新社记者说了说知识青年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怕给自己惹祸,就给孩子单位写信表态划清界限,这是母亲应该干的吗?连“马列主义老太太” 都未必干得出来啊!母亲的这一刀,实在扎得太深了,让我刻骨铭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当然痛恨她,她的行为玷污了母亲的称号,太功利,我对她寒透了心。

这一次又断绝了很长时间来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么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那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只有远在贵州的姐姐徐然给我来信,送来一缕缕手足的温暖。

后来经过徐然的说和,母亲跟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成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与母亲来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黄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奋斗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这个反革命真不好当。别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里还能得到亲情温暖。而我这个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里还受冷遇。

父母可是从不承认对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们对孩子不够关心,他们就大发雷霆。总认为他们生下我们,是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的抱怨是忘恩负义,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黄昏》出版后,母亲还批评我书里写的她不真实——主要是没有像别的吹捧文章,把她说得十全十美。其实,我已经把她美化了。

这个家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惨重的。

——为什么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总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国常常感叹,年轻时如果把练块儿习武的劲头放在学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父亲打我数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从初一起就拼命练块儿、悠双杠、举杠铃、摔跤打拳……以为自己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父亲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与这个家庭有关。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异。除了姑姑和老家的亲戚,我不相信任何人,连亲生父母都这样冷酷自私,我还怎么相信外人?对任何生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戒备,是警觉。我信奉人性恶是四海皆准的真理。遇见生人总往坏里想,不爱交际,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在学校里,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见人的狗,见了人就会恶叫,非常凶狠。我也是习惯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见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没有笑脸。

——社交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极差。家里来了客人,从来不让我在场(可能是嫌我脏,嫌我嘴巴笨)。平时除了保姆,无人跟我说话。这样总不跟人接触,见了生人就紧张,手足无措,说不出话。父母也越嫌我不体面,越不让我见客人,结果毫无社交能力。上初中时,母亲让我去邮局寄东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么跟邮局的人说。总不接触人,总不说话,说话能力就低下。肚里平时有的词儿一说话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爱用笔写。我有事向父母说时,即便在家里,也要写在纸上,面交给父母,用书面方式表达。

……

母亲从1963年认识了那个病号,到1978年认识了那个科研油子,到1985年纵容秘书抢父亲的东西,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专注写书,疏远孩子,缺少亲情。大年三十,从不说跟孩子们聚一聚,她根本没这个意识。有好些个春节,她是一个人在外地过的。从不想想孩子们的感受。所以每逢过节,望着别人全家团圆,欢欢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过,母亲的冷漠也激发了我的奋斗意志。没有别的依靠,只能自己救自己。她疏远就疏远,我不哀求她。她多红,也不拍她的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发憋一口气,非要干出点事,来证明自己!我锻炼身体,我磨砺意志,我犯了纪律不检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话写成书,我一条路走到底……无非是在表现自己的独立和力量。

我对母亲的意见,也曾向她提过。在1986年2月5日给母亲的信中,我解释了为什么给她寄《法制日报》那篇有关遗产继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写道:

妈总说:孩子没有小罗对你好。其实,是你偏爱小罗胜过孩子。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一点妈妈的爱,能多多给妈妈一点爱,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场啊!

孩子没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种谦恭卑顺过头的人应须小心。 

随着母亲一年一年变老,她在变化。

自从我的书《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并获得很大反响后,对她是个震动。张光年告诉她,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文革写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对她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冯牧为这本书热情奔走,还批评了评论界。——这一切证明她当初反对是错误的,对她有所触动。她开始承认了我,改变了对这本书的态度。当有人说《血色黄昏》粗糙时,她还挺身而出替这本书辩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她与秘书濒临绝交,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多,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我们彻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之后,写信请她帮忙买一本学英文方面的书,她立刻托人去买,跑了很多书店也没买到,结果给我捎来了四五本别样的书,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给我来信说:

儿子:

两年多不见了,时常想起你来。看见利利和肖肖,还有些安慰,现在他们也要走了,心里很有些怅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个儿子在美国的花花世界里,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写书,就是学英语。从他寄来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国内一样穿着皱兮兮的夹克衫,一脸的倔气,傻气。每天自己不做饭,吃点面包、三明治之类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难为了他……

字里行间,浸透着母亲的一片关爱。

她开始牵挂我的儿子马骁,来信劝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别丢了中文。尽管她老写错我儿子的名字。

这一段“洋插队”期间,母亲给我写了很多信,毕生中这是母亲与我通信最勤的一个阶段。过去在内蒙古草原时,从没接到母亲这么多的信。这时候母亲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迹歪歪扭扭,很难辨认,是她在重病中所写。

据李叔叔说,晚年的母亲经常思念漂泊在美国的我。起初是担心我容易激动,在外面闯祸;继而知道我迫切想回来,又整天盼望着我能够早日归来。

她在1992年8月5日给我的信中说:

在闲时,常怀念你们。我已年近八十,今生还能再见到你们么?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拥抱你们, 亲小小孙儿

让我心中又温暖,又酸楚。

当我漂泊异域,隐姓埋名,被世人渐渐遗忘时,1993年9月她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表达了对我的思念。此时,她已经79岁。

据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说:母亲病重昏迷期间,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还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时总问:小波回来没有?

……

孩子时代我害怕母亲,随着岁数的增长,体力的强壮,我也叛逆起来,鄙视那些向她点头哈腰的人。缺少关爱,使我对母亲产生了不满,很少去亲近她。她病了住院也从没主动去看过,不愿讨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认为她腐化堕落了,该整一整。

特别是她后来跟那个机灵过头的秘书厮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气,对她十分鄙视,一肚子意见。从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没有和母亲照过一张像。除非有事,从不找她——难怪她骂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样,能以德报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满腔热忱帮她办事跑腿儿。

我很敏感,她对我一点点不好,都无法容忍,长久不忘。所以我对她热情不起来,若即若离。很长一段时间,她是不合格的母亲,我是不合格的儿子。她做母亲失败,我做儿子也失败。除了文革中打砸抢过她一回,后来我又偷过她一次。

那是父亲去世后,她纵容秘书大肆抢掠家里的财产,我们几个孩子自然对母亲不满。我帮助她找到了家里一批最值钱的字画,如数交给了她,却不料她完全据为己有,说什么我是第一继承,等我不在了,你们才能继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担心她会与秘书私分了这些字画。我不得不给她寄去一篇《法制日报》,写信说明孩子与她一样有权同时继承父亲的遗产,不存在谁先谁后。她当时在珠海,看完了信,气得满脸通红,大发雷霆,骂我贪婪,白眼狼,父亲刚死就与她争父亲的遗产……徐然告诉我后,我自然恼怒,决定采取行动,把那批字画再偷回来。——谁叫你们过去偷我手稿的?这是一报还一报。自母亲去珠海后,秘书把母亲小红楼的卧室大门和大衣柜全都贴上了封条。一般都是单位办公室里逢年过节才贴封条,哪有在家里贴的?封条对贼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吓我们几个孩子,显示他凌驾在我们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开摩托车到小红楼,从门上的窗户钻进母亲的房间,撬开她的大衣柜,寻找字画。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偷了她的一个照相机。

为此老实的哥哥背上了黑锅——秘书和母亲都说是他拿的,因小红楼无人居住,他经常去照看。后来哥哥因一时经济拮据,向我借钱,我送给了他100元,以表内心的愧疚。29年来这个秘密从未对任何人说,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诚挚的道歉。

我虽然很坏,又抢又偷又骗,不是好儿子,可是在我狞恶粗野的外貌下面,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母亲还是依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能重新回到母亲肚子里,不再挨饿。青春期时,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亲那样的脸型和相貌,圆乎乎的。

我对母亲的感情非常复杂,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对她的美好,我恋她;对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爱抚,就用恨她,冷淡她,疏远她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她给了我生命,给我很多敏感的气质。我病危时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又帮助过我,使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就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她不是我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日子,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临近京津保,斗争最为残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区。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脏的厕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完成上级任务。虽然她身边的战友三天两头牺牲,虽然她很怕死,却没有当叛徒、逃兵。——她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艺老战士差!

而她的第一个丈夫,后来的著名学者张中行此时却坐在北京的书斋里读书,做学问,毫无生命之虞。——但母亲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英明的。她若跟学者张中行生活,只会是个家庭妇女的下场,绝无后来的成就。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

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不随文坛写工农兵的主旋律,大写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一个有浓厚小资情调的成长中的人物,一个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独树一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的轰动,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

走出极左桎梏,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奔走呐喊,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母亲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种缺点,也犯过错误。她写过失败的作品,对孩子缺少关爱,看错过人,被别人当枪使过……我在本书中都有所披露。可人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足矣!

母亲的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可不管有多少面,她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打不倒矣!

父亲去世后,一次我去看望她,临分手前,趁她心绪不定,我鼓足勇气,吻过她脸一次。母亲当时像触了电,全身抖动,几乎流泪。可是当她漠视我的时候,说我坏话的时候,我又极其愤怒,在外面我能受委屈,在家里却受不了一点委屈。我是个爱也极端,恨也极端的坏儿子。

自从母亲离开了那秘书,她恢复了正常,恢复了堂堂正正,我对她再也没有什么意见。她的晚年可以说是个完全合格的母亲。乐于助人,通情达理,富有亲情和母爱,无可挑剔。她的正义感喷薄而出,为老百姓干了几件很值得称道的好事。临终前几天,她在昏迷中还不断地呼叫着白杨和我的名字。

我很感动。所以望着在痛苦中熬煎的母亲,我数次难过得扑簌簌流泪。

她走后,我给她戴了3个月的黑纱。

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头,夜夜伴随着自己。

我悲痛过了头,变成了母亲的一条狗,对所有伤害过她的人,发出狂吠。向那家把感冒传染给蕾蕾,再又传染给母亲的人,面对面地发泄了强烈不满;对徐然的小女儿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浓妆艳抹,提出了批评;对有违母亲遗嘱的提议,哪怕是一点点变动也坚决反对;对母亲爱过的李叔叔,全力以赴呵护……

年轻时,我和母亲冲突不断,多次断绝关系,但后来终于彼此相濡以沫。现在母亲没了,除非梦中,再也无法相见,一时间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虚和痛苦。最初的那半年,一提母亲就心如刀割,潸然泪下。

母亲呀,生前你忙,不大喜欢我,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可是身后,我却能永远地和你厮守——你的木盒子就摆在我的电脑桌旁,随时都能看见。

我把母亲的照片挂放在各个房间,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间房里,任何一个地点都能看见她。

母亲的几块骨骸就放在一个小鼻烟盒里,去美国打工时也陪着我,放在枕旁。

母亲的大床我已经睡了10年,中间凹陷,有个坑了,还要继续睡下去。

母亲的写字台,早已过时,又窄又小,桌面开裂,也舍不得扔。

10年了,母亲的病历、X光照片、挂号证、药盒、假发、眼镜、小闹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数保存……只是后悔当年忘了把母亲的头发剪下一缕,留个纪念。

我曾说过,下辈子如果当儿子,还当她的儿子。尽管当她的儿子很苦,得到爱抚不多,生了病不会精心照料,长身体阶段回家吃不饱,当了反革命还要跟你划清界限,有个风吹草动就向单位写信表态支持处分你,结婚时不会给很多钱……但还是愿意给她当儿子。因为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没有她就没有我,我闻惯了她身上的气味。骨血相联,从脚气、不能喝酒、近视带散光,到好冲动、神经敏感、为写书啥都不顾等等,全来自她的遗传。

物稀为贵,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难忘,更不平凡,更有嚼头,回味无穷。

这一辈子,我所遇到的几次大灾大难,都是她出面帮忙救了我。我认了自己有个这样的妈。苦点就苦点,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欢就不喜欢,让人认为我不是她亲儿子就让人认为,应该知足。即使她一点不爱我,她一生干出了那三个亮点,也值得尊敬。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很多的关爱,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足以弥补了过去的欠缺。

有这么个妈比没有要强多了!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灵飘浮在苍穹中的哪一个遥远的角落。不过,她生前用过的很多东西还在陪着我,继续散发着母亲温暖的体温。10年了,母亲的粗毛线帽子我冬天还戴,母亲的尼龙袜和肥裤衩我偶尔还穿,母亲的大羽绒服我午休时天天盖。母亲擦过的口红,我虽不抹,却也保留了10年。一闻见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亲身上的芳香。

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美丽的。那大圆脸、金鱼眼、扁鼻子、阔嘴巴都极有韵味,潜藏着慈爱,百看不厌。

我忘不了内蒙古草原,我在那里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亲,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10年了,这个让我又恨又爱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

1.jpg 

 

来顶一下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发表评论 共有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
站内搜索: 高级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