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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母亲杨沫

 时间:2014-06-20 22:36:15  来源:共识网  作者: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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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

 
  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母亲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
 
  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1945年11月25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呆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又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回家后也不敢说,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无病呻吟。
 
  ——其实这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来源于母亲的遗传。
 
  哥哥还告诉我:他高二时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帮子肿得老大,头昏脑涨,连睾丸也肿了,发高烧39度8。校医给了他一些药后,让他赶紧回家治病休息。怎么回去呢?校医和同学们建议他让家里找个车来接。因为高烧,哥哥走路摇摇晃晃,想到父亲用车很方便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自己发高烧,头很晕,请求父亲要个车来接一下。父亲与母亲商量了片刻后问:你现在能不能站起来?哥哥说能。父亲问:能不能走路?哥哥说头很晕,走路颤颤巍巍。父亲与母亲又商量了一番说,你能站起来,又能走路,还能打电话,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车回家吧。
 
  101中学校园很大,从宿舍到车站要走很远一段路。发高烧的哥哥就只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从宿舍走到车站。
 
  ——换了一般的母亲,哪怕找辆三轮车,也要把发高烧的哥哥拉回来呀!
 
  1958年国庆阅兵,清华大学搞了一个特种兵战斗师方队。哥哥手持7.62步枪参加了游行。之后,立刻又赶到西郊百花山种树。其间,因为条件艰苦,劳累过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只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兴,责怪哥哥为什么总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会儿一趟上厕所,最后拉得全身无力,要双手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厕所。母亲也没当回事,只让保姆陪哥哥去医院看了看,拿了点药。以后转变成慢性痢疾,时好时坏,拉得面黄肌瘦。可父母总说他拉肚子不算病。家里来了客人常常当众嘲笑哥哥,说他娇气,小病大养,练武术练成了病包儿。
 
  哥哥一肚子委屈, 曾一口气写了3封长信给父母,解释自己不是娇气,确实是闹肚子,诉说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亲却怒冲冲说哥哥写3封长信是“一连气向我们投了3把长矛”,把哥哥被冤枉、写长信说成是向她发起“进攻”,母亲只看了其中一封,其他两封连看也不看。她伙同父亲指责哥哥“变质了”,变得“自私卑微”,就“只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个病号,成天拉肚子,没人管,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关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么错呢?那时,饥肠辘辘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点心全给偷吃光,他尽管也饿,还饿昏过,却不曾埋怨我一句,这怎么能说“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亲都会很着急,很担心。可我的母亲却出奇的平静,满不在乎。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的父母对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无形中教育了她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以为这是不娇惯孩子。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母亲知道我饿,有时也给我一点吃的,但次数很少(那时她总住院)。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若少交几两粮票,保姆会追着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为交粮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总向着保姆。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有这待遇,他们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现在老百姓都挨饿,你们小孩子也应该挨饿,如给你们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都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
 
  父母什么时候给过我们粮票呢?从来没有。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开始后,父母挨了整,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我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准备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我决不会打砸抢他们。
 
  我这个极端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幼稚的,更加剧了父母与我的矛盾。
 
  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过着被监督改造的生活。父母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父亲根本不指望。无奈中,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她才能来一封回信,还总是要我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我连想也不敢想她能来草原看看我,帮我解决问题。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来。
 
  而我身边的一些知青母亲,别说孩子受了这么大冤屈,就是什么事没有,还能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到内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羡慕,并渴望有这样的母亲。我常想,对孩子来说,要母亲就要有母爱的母亲。不管孩子,再有名气,再有钱的母亲也别要。
 
  ——小胖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流着泪恳求母亲去唐山帮她一把,替她向领导求求情。母亲却没有理。只让大姐去了一下,没解决问题,后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复了正常。
 
  母亲年轻时,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让她妈非常气愤,曾与她断绝关系,停止供给生活费,这对她的伤害是终生的。她也变冰冷,不重亲情,与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与自己的孩子也动不动就断绝关系。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为此产生矛盾,越积越深。一次,哥哥与母亲谈到这个问题时,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哥哥后来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右臂骨折,养病期间,举目无亲,用左手给父母写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说明丢钱情况,并检讨了自己跟父母争吵不对,说中国和美国都还谈判了呢,他们为什么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点不来往?信写得很长,但父母还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这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对我也如此,数次断绝来往,让我尝尽了冷漠的滋味。
 
  我从内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澜正好在家里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见面的情景。他说,父母对我的态度及其平淡,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从谈话中得知,我在内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劳改了好几年后,首次被允许回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门遛弯儿回来,父母毫无特别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亲也甚少过问。她认识那么多人,从没说帮孩子介绍一个朋友。与别的母亲相比,她对孩子的终生大事,缺少兴趣。据我所知,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我结婚时很穷,向她要钱,她说,哪个孩子结婚,我都没给过钱,为什么就对你特殊?嫌我庸俗。经过反复跟她说,才给了我200元(100元买床,100元代她请客吃饭),这算相当不错了。我儿子生下后,她也从没给小孙子买一件东西。哥哥就更惨了,因受父母株连,而立之年找不着对象,母亲也不管。哥哥结婚时经济很困难,她仅仅请吃了一顿饭,一分钱没给,一件礼物没送。
 
  你说她不懂这些人情常理吗?她身在珠海,却能给北京老战友的孩子买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还能邀请他们小两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还曾送给朱述新的爱人(我育才小学的同学)一件高级水貂皮大衣。可作为她自己的孩子们却从来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即使对她比较喜欢的两个女孩小胖、徐然,也没有送过这么贵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个收音机,还得付给她钱。
 
  母亲有个女同事韩霭丽,1963年左右调到市文联工作。母亲见她总不穿袜子,以为她生活困难。一次开完会后,母亲悄悄把她拉到没人地方,塞给她几双袜子说:我给你带来几双袜子。
 
  不料这位女同志笑了,婉言谢绝;自己从小就不穿袜子,连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亲有点尴尬,在文联传为笑谈。可大家都感到了母亲的善良,对同事有爱心。
 
  然而她对家里人,就另外一副面孔。小胖临死前一段,常常也没有袜子穿,大冬天光着脚板穿双棉鞋,她却没说给小胖几双袜子。
 
  在小胖的问题上,最能看出母亲的儿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颁布后,公安局因证据不足只好释放了杀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认罪。有个公安局的朋友把这消息透露给母亲,让她赶紧活动,否则那家伙就放出来了。母亲却平静地说:随它去吧,小胖已经死了,再关再判,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个人还有三个孩子。算了。
 
  朋友很惊异,说母亲太善良了,连凶手的孩子都那么关心。
 
  ——然而这对小胖善良吗?难道小胖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杀了就杀了,凶手可以逍遥法外,照旧唱歌吗?如果说,小胖死时,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还情有可原,但这个嫌疑犯释放时,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亲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响,完全可以为小胖的事,找有关部门领导交涉,再给好好查一查。可她只给市公安局的张烈写过一封信,就再也没管,眼睁睁看着那个杀人嫌犯给释放。以后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脑后。当哥哥问起这事时,她让哥哥写信催,自己却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对林斤澜说过:这个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个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网开一面吧,不必再追究了,干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澜感到母亲非常的大气。但作为孩子,我却觉得她缺少母亲的责任感,心目中留给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无辜被杀,这可是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母亲坚信小胖是那个唱歌的杀的,看电视时,一看见有他,马上换台,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她醉心于帮助刘亚光打官司,她有时间为刘亚光,给这个中央领导,那个中央领导写信,却没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从没有为小胖的事给中央领导写信。
 
  相比之下,一个农村妇女若遇见这种事,肯定会为孩子不顾一切地奔走呼号,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干,也要上访申冤,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可小胖出事后,母亲难受是难受,却没有为小胖的案子花什么大气力。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还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亲自己在1977年4月28日日记中说:
 
  小胖,我的孩子,我对不起你!为了写作,我没有精力为你去奋斗,去打官司。也许今生你就这样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长夫人说:1975年小胖出事后不久,曾在柳荫街碰见了杨沫同志。当杨沫同志说到自己的女儿出事时,口气一点也不悲伤,似乎还兴致勃勃的,满面红光,让这位部长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实,母亲当然难过。小胖是她亲手带大的,她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钱最多。但她是情绪型的人,感情冲动得快,消失得也快。过了那一阵后,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为保护母亲使尽了力气,可小胖被害后,母亲却是这等表现,令孩子们凄然……她总以写那个很糟糕的《东方欲晓》为借口,逃避做母亲的义务,逃避为小胖之死伸张正义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她绝对是个有欠缺的母亲!
 
  她后来让家人把小胖的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来,放在家中,说将来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许多年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吩咐秘书把小胖的骨灰给处理了。秘书去外面转了一圈后,说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卧佛寺的一个坡上。
 
  从此,小胖的骨灰荡然无存。
 
  母亲长年在外写书,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个人扔在小红楼那空洞洞的家中。这个孩子从十来岁就感受着说不出来的孤独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亲才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小胖,可能她有负疚之情吧。
 
  多年来,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与长期以来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母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要表现得更极端。那时儿女情长被认为是觉悟低,受到舆论的批判和嘲讽。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结果就有母亲这样的革命者,认为应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外人不穿袜子都要帮忙,自己的孩子明显地遇害,却撒手不管。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可以说,那种对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为重亲情落后陈腐,母性是动物本能,格调不高……所以,她与亲戚甚少来往,对幼儿缺少怜爱,对孩子生病和挨饿缺少同情;极其蔑视姑姑的浓厚亲情意识,认为只有家庭妇女才那样,没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从动了两次手术,过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宫,母亲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
 
 还有,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她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埋怨父亲不管孩子,让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后导致跟父亲一样也讨厌孩子,疏远孩子。
 
  不过,据我看,最重要的是与她童年时的遭遇有关系。如果她的父母很爱她,很关心她,她绝不会这个样子。——母爱能传染,“不母爱”也能传染。
 
  她可能觉得,她这样对待我们比她自己小时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亲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潜移默化教给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观念。在她的意识里,把正常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孩子宁肯牺牲自己的母爱统统当成了“娇惯孩子”。记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后,回家对我们说这个人太惯孩子了!为讨孩子欢心,竟让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脸。小时这么惯,将来大了,还得了?不把你给杀了呀!
 
  母亲曾告诉我:刚解放时,哥哥因为穿着破旧,总给家里跑腿干活,被邻居误以为是家里的勤务员。认真想想,当时穿的破,总干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认为是家里的勤务员。真正原因是父母对哥哥冷冷冰冰,缺少亲情,才让外人有这个感觉。我也屡屡碰见过人们询问杨沫是不是你亲妈之类的问题。而母亲对自己近乎冷酷的行为总用“不惯孩子”来解释,说她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难保,还怎么能教育好?
 
  母亲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当反革命后,她救了我。为哥哥调动工作,姐姐调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帮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点母爱没有,就是比较少。三年困难时期,她和父亲眼看着孩子吃不饱,甚至饿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级点心;她最疼爱的女儿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后又给放了,她却没有劲头去奔走,上告……
 
  ——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娇惯孩子也不能走极端,否则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曾说她“爱也温柔,爱也冷酷”,尽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对子女有冷酷一面的事实。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对自己的母亲有一肚子意见。
 
  1989年5月,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李蕴昌叔叔,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巨变。
 
  李叔叔是一个搞化工的高级工程师,妻子3年前已病逝。他原籍河北新城县,正是十分区的地盘。母亲抗日战争时经常在此出没,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所以两人一见如故,很能谈到一块儿。
 
  母亲喜欢古典音乐,李叔叔也喜欢。母亲还喜欢听民乐,李叔叔也不讨厌,并帮母亲搞来了《胡笳十八拍》、《平沙落雁》、《十面埋伏》等磁带。
 
  两人都极度反感********。对那种模仿《金瓶梅》写法,连篇累牍写床上事的畅销书嗤之以鼻。
 
  李叔叔虽是搞理工的,但翻译过专业著作,有相当的写作能力。他博览群书,略知一些文学,跟母亲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李叔叔待人真诚。妻子患病期间,他给照顾得无微不至,在同事中都出了名。文革中他一个熟人被整成反革命,赶到外地农村劳改,后得了痢疾,回北京无家可归,很多人都不敢理睬。他却敢前去探望,并把病人接到自己家,养了很多天,直到痊愈为止。后来还主动给那人的单位去信,反映这个人的种种困难,结果使那人的处境得以改善。换了亲兄弟,都未必能做得到。
 
  自与母亲认识后,他感到杨沫是个好人,值得尊敬,就频频去医院探望母亲。当时母亲正住院做一个整容手术。为照顾母亲,他常常早8点来,晚8点走,一呆就是一天,几乎天天如此。
 
  7月的一天,母亲无意中说,很久没吃天福号的酱肉了。第二天赤日炎炎,他比往常来得晚,上午11点多钟才到。满头大汗走进病房。买来了一包包天福的酱肉、酱肚、酱肝、酱猪耳朵、酱舌头……   母亲说:买这些怎么吃得了?他用毛巾擦着汗水,喘息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大暑天从和平里到西单,再跑到国防科工委医院,小伙子都难以忍受,何况70多岁的老人,何况心脏有病。母亲很有些感动。
 
  两个人接触了3个多月,彼此都挺满意,准备登记结婚。孩子们都持赞成态度。惟有罗秘书感到了恐慌。他特别找到了母亲的老朋友,解放军报社顾问毕永畅以及中华社会大学校长于陆琳,诉说母亲与李叔叔交往及准备结婚的情况,贬损李叔叔……感叹杨老师太容易上当受骗。
 
  事后,他郑重其事告诉母亲:于陆琳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再结婚让人笑话!
 
  其实于陆琳根本没说过,完全是他自己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
 
  但母亲不怕人笑话,于1989年9月去东德访问前,与李叔叔正式结了婚。
 
  自然也有一些风言风语。有的说李叔叔是图母亲的名儿,有的说是图母亲的钱。这些人不理解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牛的性情、嗜好、口味还不个个都一样,何况人呢。李叔叔在化工界也很有名,他的工资不比母亲少。这些东西都不缺。他已70多岁,没兴趣当追星族,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誉。他的同学、朋友一大堆,都睁着眼看着他呢。
 
  以后的实践证明,他跟杨沫的这一段姻缘,纯洁无邪,奉献远远多于索取。
 
  ……
 
  母亲的日子热闹起来。李叔叔手脚勤快,为让母亲吃到新鲜可口的蔬菜,他经常亲自到菜市场采购,帮助指导小阿姨做饭。他很会照顾母亲,给母亲削苹果,切西瓜,剥核桃。过去,母亲嫌麻烦,总是把苹果洗干净,连皮吃,李叔叔来了之后,才吃上了削皮的苹果。
 
  母亲的许多家务,都由他承担下来。他身体健康,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比那个病号要强多了。见母亲的稿子写好后,秘书没及时抄,就主动帮母亲抄。
 
  秘书对李叔叔充满敌意,他已感到自己的位置真正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李叔叔初来香山,发现还有个秘书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居住,并跟母亲一起吃饭时就很不舒服。现在他立刻嗅出了这位秘书身上的邪气和对自己的敌意,他毫不退让,勇敢迎战,一点不八面玲珑。为了保护母亲,他把母亲的后勤杂务及文稿的整理誊写,全都从秘书手中接了过来。他不怕累,不怕繁琐,坚持天天记账,让秘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浑水摸鱼,随意宰杨沫了。
 
  1990年母亲在珠海染上肺炎,连着住了两次医院。老李就睡在一个小沙发加一只小凳上。他体形不瘦,却窝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天天如此,没有一句怨言。
 
  香山有个张姓部队作家,认识当地某领导。秘书以杨沫的名义给他写信,想把自己的两间破房换植物园西边的一处新楼房,请人家帮忙与某领导交涉。人家没理他,他就认为是李叔叔对那人讲了他坏话,气得与李叔叔大吵大闹。
 
  李叔叔是搞自然科学的,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他辩论。罗秘书虽然有着东北人的伶牙俐齿,机敏过人,最后却被李叔叔问得哑口无言。
 
  母亲也很快就领教了李叔叔的刚直。他对母亲写的东西,敢提出批评,有时还跟母亲争吵。一次母亲生气地说:你太好为人师,我不是请你来当我老师的!
 
  他倔强地嚷道:别以为你是大作家就字字千金,天衣无缝!你写的东西有时马虎,有时文法不通。
 
  一家杂志的副主编没采访母亲就瞎写母亲,胡编乱造,李叔叔听说后比母亲还生气。这位老先生认死理,嫉恶如仇,出口伤人,很快就得罪了徐然,后来又得罪了介绍他认识母亲的亲戚维嘉。
 
  他对母亲不拍不溜,常为点小事跟母亲争辩,弄得母亲一度很伤心,感到他没有涵养,气量狭小,不像个知识分子。母亲甚至还正式给他写过一信,警告他改改脾气,否则,自己终有忍受不了的一天。
 
  在母亲打官司期间,李叔叔没日没夜地写材料,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为一些具体问题,跟这个吵,跟那个翻脸,结果犯了心脏病,住院治疗。天长日久,母亲发现他生气、发火、伤人,全是为了别人,没一件是为他自己。
 
  他心地纯净,一点不油,一点不世故,很像个小孩。对周围人的不良行为,不管是谁,他都直来直去,张口就说,不计后果。
 
  母亲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感到他是块顽石,但这块石头上却闪着金子般的光亮。
 
  母亲还说李叔叔对她不只是开始认识时好,结婚后还是那么好。随着母亲年老病多,常常住院,李叔叔的任务也年年加重,却从不厌烦。他不放心小阿姨,始终自己亲自陪住,亲自为母亲端屎端尿,跑这办那。
 
  他不像罗秘书那样殷勤伺候母亲是希图从母亲那里索取更多。他照看母亲,陪母亲说话,为母亲买药报销,誊抄稿件,写信复信……完全不图任何回报。
 
  这些年来,他没有让母亲给他买过一件值钱东西,给他或他孩子办过一件事。
 
  母亲终于认识到了老李是个难得的好人。重情重义,有品有德。虽然毛病也突出,不那么圆滑,口无遮拦,四处得罪人,却像铅垂线一样正直。黄昏恋有这么好结果的实在不多。母亲很庆幸自己的福气。
 
  那秘书明白大势已去,对李叔叔恨之入骨。秘书的两个孩子,正值年少气盛,也视李叔叔为夺去父亲饭碗的仇人,一见到李叔叔就怒目相视。
 
  母亲与朋友通电话时,这个秘书经常在自己屋的电话上偷听。有一次母亲来电话了,她正通话时,李叔叔去秘书屋办事,发现秘书在偷听。李叔叔当即质问他为何偷听?这秘书嬉皮笑脸地说:“我是杨老师的克格勃。杨老师岁数大了,脑子不好,我要保护好她。”
 
  ……
 
  1990年秋,母亲和李叔叔前往珠海过冬。这秘书和他孩子竟然将母亲卧室的门锁打开,住进母亲的卧室。当时香山寓所所有房子都供秘书和他两个孩子使用,可他们还非要睡到母亲的卧室,躺在母亲的床上,盖着母亲的被子,枕着母亲的枕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秘书!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1992年3月母亲出院后,到香山取两个剧本,发现不翼而飞。母亲很吃惊,气恼。她明明记得去年离开香山时自己把剧本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还用报纸包好,怎么就找不着了?母亲在1992年12月26日日记中说:
 
  更有意外事,当我要去香山取剧本时,小罗在电话里说,我去年走时卧室的门没有锁。我更觉得蹊跷了,去年走时没有锁门,他为什么不立时打电话告诉我(他一直在香山替我看房子)?却待半年多后,我要去了,他才说出?这种种猫腻令我十分寒心,我才恍然明白,我是个东郭先生。过去不少人说这个人不好,我全不信,这个事实狠狠教训了我。以后我该擦亮眼睛了。可惜两个剧本的丢失使我的文集从原计划八本变成了七本……实在不寒而栗。
 
  1993年长工资时,北京市文联没给小罗长,他又怀疑是李叔叔跟文联领导说了他坏话,不顾母亲身体有病,给母亲打电话威胁道:哼,谁要背后坏我的事,我就让他活不成!恶狠狠地重复了两遍。
 
  母亲当时正在同仁医院住院,给气得说不出话,心脏骤然难受,赶忙吸氧。
 
  一口一个“恩师”,对母亲点头哈腰的人,最后却对母亲这么凶狠。
 
  5月,母亲回到香山,和罗秘书摊牌,决心解雇他,并给香山派出所打电话,讲述了秘书威胁自己的情况。6月1日,派出所的警察乘车前来母亲住处了解情况。小罗获知后,态度大变,诚恳表示一定搬走。母亲给他写信说:
 小罗,
 
  一、前天电话上你表示可尽速搬走,这是明智的做法,越快越好。今我再特告知你,你最迟不得超过6月份搬走。因你有足够的房子可以居住,完全有条件很快地搬走。
 
  二、请你把我还在你手中的材料、东西整理好,全部交还给我——如我的图章,两个户口本之一,和北植签的住房协议。还有其他如我的信件,写作资料等。
 
  三、以前送给你的家具等,你叫我给你写证明,这不合理(都有什么,我哪里都记得)。可由你一式两份写明,我可以签字,分别保存。你借用的部分,如书箱、线装书及硬木小柜等,在你搬走前,必须交回。
 
  四、你修了电冰箱,由王同志给你送去110元修理费。
 
  总之,目前大局已定,我希望你尊重自己,我们争取善始善终。
 
  杨沫
 
  1993.6.4
 
  我忙于写作,你有何意见,或对王同志说,或写信给我,我需平静,特忌外界干扰
 
  母亲在自己日记中说:
 
  昨天给罗写了条子,限他月底搬,要他还图章、户口本、房子合同等,但未见他回音。常和李商量此事,心中甚烦,看来不由官方出面,他是不会走的。
 
  6月10日下午,母亲的电话线中断,外面下小雨,并无大风,母亲怀疑有人捣鬼,次日晨即派人到香山派出所报告。上午,派出所的田警官和周副所长前来看望母亲,安抚了一番并又交换了些意见。之后,他们正式出面找小罗谈,让他尽快走人,态度还很客气。
 
  可是到了月底,这个病号还是没走。
 
  老两口商量了一番后,再次向香山派出所求助。他们都年迈体衰,而秘书却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俩孩子把仇恨集中在李叔叔身上,那个男孩公开对李叔叔说:我一见你就有气!跟这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老两口确实没安全感。
 
  母亲对香山派出所领导谈了秘书的最新情况,并详细讲了他怎么冒领汇款;怎么打着杨沫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怎么看房子弄丢了自己的剧本;怎么让他走,他赖着不走;还怎么在电话中恐吓自己……
 
  所长表示,没说的,马上让他走。
 
  这是1993年6月底,由香山派出所出面,严正警告罗不得拖延,必须立刻搬走。慑于专政机关的威力,这人才怏怏地搬离。
 
  母亲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
 
  小罗同志:
 
  你7月21日能搬出很好。没搬完东西延长一天,没关系,何必致歉!
 
  有两件事,你必须给予答复:
 
  一、你们在我的东墙外建的临时棚屋,我曾问你,是你们自己拆,还是由我们拆?你迄未回答。不久我将要把院墙加高,你的棚屋必须拆掉,才能施工,请你决定后答复我。
 
  二、文革中,我曾把日记中撕下一部分。在你这次退还我的信件和材料中未见到。记得当年这些日记是请你给我保存的,想你不会忘记此事,你留它无用,请退还我!
 
  祝健康
 
  杨沫
 
  1993.7.22
 
  然而这撕下的日记,秘书始终没有归还。和北京植物园签的住房协议以及线装书等也没归还。
 
  母亲在7月22日日记中说:小罗搬走,去一大病。
 
  母亲与小罗的长达30年交往就此一刀两断,至死再无任何联系。
 
  秘书搬走之后,香山清静了。
 
  从此,家里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宣告结束。母亲身上的正气压倒了邪气。她离佞者远了,离自己的孩子近了。
 
  这其中,李叔叔功不可没。
 
  李叔叔极其疼爱自己的三个孩子,对家庭有责任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父亲。他全家人彼此相依为命,互相牵挂,互相提携,频繁走动,家庭关系特别融洽。李叔叔没有父道尊严,与孩子平等交往。为办孩子的事可以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嗜好,四处奔走。他喜欢为孩子掌勺做饭,喜欢帮助孩子干些家务。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这样的重亲情,俯首甘为孺子牛,令人起敬。他对原来的久病卧床的妻子,多年如一日,精心照料,不烦不厌,从没有过绯闻。
 
  在李叔叔这样一个特别重亲情的老伴熏陶下,母亲也恢复了亲情。
 
  现在,母亲不再像候鸟一样年年冬天去南方,春天再返回。受李叔叔的影响,她愿意与孩子相处在一起了。她潜在的母爱苏醒,非常关心我们及孙子辈的情况,时不时写信或通电话,问长问短。我和哥哥此时都已是四五十岁的汉子,重又感到了母亲的温暖和慈爱。逢年过节全家又能团聚一堂,享受浓浓的亲情,和和美美。
 
  母亲说这时候她才感受到了天伦之乐的幸福。
 
  一次,李叔叔曾问她:过去经常去外地写书,一去数月半年,想不想家?
 
  母亲回答:“哪有不疼爱儿女的母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了儿女们。他们自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住校,节假日回来也未必能见到我。他们缺少母爱和母教,好可怜哇!”
 
  母亲认识了自己做为母亲的不足,晚年加倍地弥补。她总是挂念着徐然、青柯和我。她为小胖写了文章鸣冤,常与徐然切磋写作并合著了一本《青蓝园》,还写了怀念我的文章。她热心帮助青柯为中华武术呐喊,协助四民武术社复社,并担任了社长。母亲明显地变了,变得关心孩子的冷暖,对孩子的困难和要求,能管就管,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
 
  “慈母”这两个字是什么滋味,我在母亲的晚年终于尝到了。
 
  她越来越重亲情,重友谊,多年来往很少的亲戚朋友全恢复了来往。过去疏远了的老战友重又密切起来,如胡开明夫妇、李宝光、罗云等。她并多次看望金肇野、崔璇夫妇。
 
  1990年夏母亲参加一次会议,在人大会堂西门内,遇见了路扬。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来往。这次相会使母亲万分感慨,在日记中写道:他虽满脸白癜风,但白的是一个颜色,不难看,人也不显老。对我热情问候,并不因我曾责备过他而计较。人总是有感情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了一条缝,这次重逢,使我一下子抹掉了对他的不满,他还为我介绍了当年晋察冀的老领导杨成武同志,还见到张帆夫妇;意外遇见这些老战友,很高兴(见1990年8月9日日记)。
 
  但母亲比较“自由化”。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母亲更喜欢接触学者,更能和做学问的人谈得来。她的朋友圈子中,知识分子大大超过了党政军官员。所以,她跟李叔叔情投意合,非常能说到一块,连个人爱好也变了,能跟着李叔叔看足球赛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母亲与一位很正直的老人结婚,自己的正直又发扬光大。晚年她干了几件漂亮事,例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女研究员被丈夫遗弃,携三个子女生活,遇到住房问题,迟迟不得解决,1993年7月给母亲写信求助。79岁的母亲因身体多病,无力介入,就让李叔叔代表她给北京市人大主任张健民写信,反映此事。
 
  她帮雄县堡垒户王汉秋打官司,替一个冤死狱中的普通农民多次写信申诉。
 
  她为老干部徐明清鸣不平,为正直说话,为弱者说话,为无权无势者说话。
 
  她写文章高度评价老干部胡开明,指出这是个“活着的彭德怀”,应该大书特书,大歌特歌。
 
  母亲的晚年返璞归真,可敬可爱。
 
  母亲去世后,家里的东西,除了母亲的几张照片,李叔叔什么也没有拿。他干干净净来,又干干净净走。——他和母亲共同生活了6年多,他为母亲办了那么多事,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买了那么多东西,如空调、彩电、微波炉等等。他本来完全有理由拿走一些东西,可他两手空空地返回自己家。
 
  母亲遗嘱中说给他6万元。他却以杨沫的名义全部捐给了现代文学馆。所以杨沫实际捐给了现代文学馆16万元。他把名声全送给了杨沫,自己隐姓埋名。
 
  所以谁说他是图杨沫的名儿,杨沫的钱,那完全是胡扯!
 
  李叔叔人格高尚,心肠善良。尽管秘书的两个孩子痛恨他,对他很不礼貌,他还认认真真给两个孩子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为什么要解雇他们的父亲,一桩一桩地列举事实,驳斥他们父亲的谎言。
 
  他不愧是一个有骨气,不爱钱,不图名的学者。三姨白杨曾对李叔叔的小孩说:我真羡慕我姐姐找了个老李这么好的老伴。我就没有这个好福气。
 
  母亲与李叔叔虽然只共同生活了6年4个多月,但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自从与李叔叔结合之后,母亲正常了,完整了,健全了,又恢复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个杨沫样子,平易近人,被秘书传染的邪气完全消失,正义凛然。
 
  晚年,母亲干的那几件事可钉可铆,掷地有声,博得了大家的尊敬。
 
  李叔叔对母亲的影响不可低估。他像个心理医生,治愈了母亲心理上的痼疾。他一白发苍苍老翁,却纯洁如少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挽救了杨沫的灵魂,也挽救了我们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感谢李蕴昌叔叔,他改变了杨沫,也改变了我们家。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4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4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后,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1951年5月3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
 
  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
 
  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
 
  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抢他们绝非偶然。
 
  据常来家串门的人说,他们也感到母亲不大喜欢我。因为不是自己带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这种隔膜长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后十多年后,我对姑姑仍比对母亲亲,我跟姑姑在一起时,亲热随便,脸上浮出笑容,跟母亲在一起时,却紧张拘束,总绷着脸;我叫“姑姑”时,又响又亲,叫母亲“妈妈”时含糊不清,勉勉强强。
 
  母亲喜欢干净,我是农村来的,没有卫生习惯,又受了《董存瑞》、《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钢铁战士》等电影影响,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脏为美,觉得全身战火硝烟,脸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脸不洗澡,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可能小学三年级左右,大年初一吃饺子。我饿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报告了父亲,说我跟她抢饭吃。父亲过来,满脸怒气,啪啪抽了我两个耳光。母亲对父亲大过年的打我,没有一句批评。
 
  还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
 
  父亲打我时,母亲大都也在场,记忆中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我不挨打。相反,她总在旁边指责我,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来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更让我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对父母除了恐惧,别的啥感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时,特别紧张,生怕为点什么小事,大巴掌抡下来。总缺少父爱母爱,我对父母也爱不起来。跟他们没话说,回到家就闷在自己房间,没事从不去他们的屋。就算我淘气的出格,也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只是让我反感他们,恨他们。
 
  我内心里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一个个对我都那么在乎,那么热情。返回北京的家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母亲在1961年10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后加)。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肮脏,吃得不好,整天是窝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40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戴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汽枪。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这一段母亲对我最好,偶尔,她还亲切地管我叫“波子”,让我听了心直发抖,全身暖融融,舒服无比。
 
  记得住在国务院宿舍时,我正上小学,有那么一两次,她亲自给我洗手,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把我双手按在洗脸池里,抹上肥皂,用刷子刷。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蜜极了,40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还要冒口水。
 
  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1962年12月31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14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给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医院。她那眼神充满慈爱和心疼。
 
  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
 
  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15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14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非常为自己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我在全育才小学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有时候,老家或根据地的老乡来找她,她总让保姆或我问清楚对方是谁,来干什么。如果是求她帮忙办事的,常让我们说她不在家。而我却很可怜这些碰了闭门羹的人。觉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来找你,你却骗人家。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苦人那么热情相待,你书上写的跟你实际做的不一样呀,所以对母亲有意见。
 
  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母亲也无所谓,绝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对母亲越发不满,感到母亲心里没有自己,便憎恶这个家,觉得它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充满虚伪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军,也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初中上语文课,讲到她的一篇文章时,我甚至想旷课。虽然她很有名,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很羡慕那些革军子弟。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我受了当时左的宣传,总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对比文革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变成“右派”,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
 
  如果说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不与我来往是被迫的话,那么以后她还两次与我断绝来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还四处对人说我是白眼狼,品质恶劣,忘恩负义,不让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东西就可以偷吗?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我再怎么保密也瞒不住身边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围的工人都认为我母亲肯定不是亲的,亲生母亲没这么干的。
 
  我猜想,母亲内心深处可能不满意我对姑姑比对她好。她曾给过我一条天蓝色的毛裤。我嫌太漂亮了,送给了姑姑。她知道后,又从姑姑那里要了回来。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后回到成都,这时钱全花光了。10日我从成都给姑姑寄过一封信,托她做父亲的工作给我些生活费。姑姑把这封信交给了父亲,此信一直保留到现在。信中说: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你是怎样饿着肚子让我吃饱的……尽管他们给我吃鸡鸭鱼肉,给我手表、自行车,可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随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骗子”的角色。和他们在一起总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隔膜。
 
  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气,认为对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里老老实实全是伪装,我不爱他们,只爱姑姑。所以母亲最常骂我白眼狼,说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帮”,我从大同市考进了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了来往。但我们的思想还是谈不到一块儿,共同语言少。我为张志新的遭遇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却没有我这么强的感受。她重用那个秘书,她为科研油子花那么大的精力,却没有心思为张志新呐喊两声。
 
  到北大后不久,开始批《苦恋》,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事发生,因为看法不同,我与父母再次发生争论,他们又再次与我断绝关系。母亲甚至还在1979年4月8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就我与外国记者接触,谴责了我一番,要求学校对我严加管教,如仍固执己见,可以给以必要的处分……
 
  幸亏班主任赵啧老师对我很好,告诉了我这一情况,并竭力保我。
 
  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儿子是卖国贼、贪污犯、杀人凶手、强奸了妇女,母亲应该深明大义,不护犊子,积极揭发检举。但只因与孩子的观点不同,只因为孩子跟法新社记者说了说知识青年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怕给自己惹祸,就给孩子单位写信表态划清界限,这是母亲应该干的吗?连“马列主义老太太” 都未必干得出来啊!母亲的这一刀,实在扎得太深了,让我刻骨铭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当然痛恨她,她的行为玷污了母亲的称号,太功利,我对她寒透了心。
 
  这一次又断绝了很长时间来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么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那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只有远在贵州的姐姐徐然给我来信,送来一缕缕手足的温暖。
 
  后来经过徐然的说和,母亲跟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成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与母亲来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黄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奋斗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这个反革命真不好当。别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里还能得到亲情温暖。而我这个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里还受冷遇。
 
  父母可是从不承认对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们对孩子不够关心,他们就大发雷霆。总认为他们生下我们,是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的抱怨是忘恩负义,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黄昏》出版后,母亲还批评我书里写的她不真实——主要是没有像别的吹捧文章,把她说得十全十美。其实,我已经把她美化了。
 
  这个家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惨重的。
  ——为什么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总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国常常感叹,年轻时如果把练块儿习武的劲头放在学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父亲打我数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从初一起就拼命练块儿、悠双杠、举杠铃、摔跤打拳……以为自己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父亲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与这个家庭有关。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异。除了姑姑和老家的亲戚,我不相信任何人,连亲生父母都这样冷酷自私,我还怎么相信外人?对任何生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戒备,是警觉。我信奉人性恶是四海皆准的真理。遇见生人总往坏里想,不爱交际,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在学校里,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见人的狗,见了人就会恶叫,非常凶狠。我也是习惯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见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没有笑脸。
 
  ——社交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极差。家里来了客人,从来不让我在场(可能是嫌我脏,嫌我嘴巴笨)。平时除了保姆,无人跟我说话。这样总不跟人接触,见了生人就紧张,手足无措,说不出话。父母也越嫌我不体面,越不让我见客人,结果毫无社交能力。上初中时,母亲让我去邮局寄东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么跟邮局的人说。总不接触人,总不说话,说话能力就低下。肚里平时有的词儿一说话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爱用笔写。我有事向父母说时,即便在家里,也要写在纸上,面交给父母,用书面方式表达。
 
  ……
 
  母亲从1963年认识了那个病号,到1978年认识了那个科研油子,到1985年纵容秘书抢父亲的东西,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专注写书,疏远孩子,缺少亲情。大年三十,从不说跟孩子们聚一聚,她根本没这个意识。有好些个春节,她是一个人在外地过的。从不想想孩子们的感受。所以每逢过节,望着别人全家团圆,欢欢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过,母亲的冷漠也激发了我的奋斗意志。没有别的依靠,只能自己救自己。她疏远就疏远,我不哀求她。她多红,也不拍她的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发憋一口气,非要干出点事,来证明自己!我锻炼身体,我磨砺意志,我犯了纪律不检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话写成书,我一条路走到底……无非是在表现自己的独立和力量。
 
  我对母亲的意见,也曾向她提过。在1986年2月5日给母亲的信中,我解释了为什么给她寄《法制日报》那篇有关遗产继承的文章,惹她大怒,其中写道:
 
  妈总说:孩子没有小罗对你好。其实,是你偏爱小罗胜过孩子。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一点妈妈的爱,能多多给妈妈一点爱,能相濡以沫地母子一场啊!孩子没有害你之心,倒是那种谦恭卑顺过头的人应须小心。
 
  随着母亲一年一年变老,她在变化。
 
  自从我的书《血色黄昏》1987年底出版,并获得很大反响后,对她是个震动。张光年告诉她,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写文革写得最好的一部。王蒙对她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冯牧为这本书热情奔走,还批评了评论界。——这一切证明她当初反对是错误的,对她有所触动。她开始承认了我,改变了对这本书的态度。当有人说《血色黄昏》粗糙时,她还挺身而出替这本书辩解。
 
  到了八十年代末,母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她与秘书濒临绝交,我们的共同语言大大增多,她常常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她数次给我家打电话,询问我的下落,为我担心……我们彻底消除了前嫌。
 
  我去美国布朗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之后,写信请她帮忙买一本学英文方面的书,她立刻托人去买,跑了很多书店也没买到,结果给我捎来了四五本别样的书,厚厚一大摞。
 
  1991年9月1日她给我来信说:
 
  儿子:
 
  两年多不见了,时常想起你来。看见利利和肖肖,还有些安慰,现在他们也要走了,心里很有些怅惘。
 
  1992年2月29日,她在日记中说:
 
  这个儿子在美国的花花世界里,仍然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每天除了写书,就是学英语。从他寄来的照片看,仍然和在国内一样穿着皱兮兮的夹克衫,一脸的倔气,傻气。每天自己不做饭,吃点面包、三明治之类的就算果了腹,天天如此,也难为了他……
 
  字里行间,浸透着母亲的一片关爱。
 
  她开始牵挂我的儿子马骁,来信劝我一定要教育他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别丢了中文。尽管她老写错我儿子的名字。
 
  这一段“洋插队”期间,母亲给我写了很多信,毕生中这是母亲与我通信最勤的一个阶段。过去在内蒙古草原时,从没接到母亲这么多的信。这时候母亲已年近八十,其中有的信,字迹歪歪扭扭,很难辨认,是她在重病中所写。
 
  据李叔叔说,晚年的母亲经常思念漂泊在美国的我。起初是担心我容易激动,在外面闯祸;继而知道我迫切想回来,又整天盼望着我能够早日归来。
 
  她在1992年8月5日给我的信中说:
 
  在闲时,常怀念你们。我已年近八十,今生还能再见到你们么?每念及此,心常惘然。
 
  ……
 
  拥抱你们, 亲小小孙儿
 
  让我心中又温暖,又酸楚。
 
  当我漂泊异域,隐姓埋名,被世人渐渐遗忘时,1993年9月她写了一篇文章《儿子老鬼》表达了对我的思念。此时,她已经79岁。
 
  据徐然姐姐和李叔叔说:母亲病重昏迷期间,除了念叨妹妹白杨外,还常常念叨着我,清醒时总问:小波回来没有?
 
  ……
 
  孩子时代我害怕母亲,随着岁数的增长,体力的强壮,我也叛逆起来,鄙视那些向她点头哈腰的人。缺少关爱,使我对母亲产生了不满,很少去亲近她。她病了住院也从没主动去看过,不愿讨好她。
 
  文革中,她挨了整,我毫不同情,真的认为她腐化堕落了,该整一整。
 
  特别是她后来跟那个机灵过头的秘书厮混在一起,我感到她身上也有邪气,对她十分鄙视,一肚子意见。从1963年到1985年,二十多年中我没有和母亲照过一张像。除非有事,从不找她——难怪她骂我白眼狼。我做不到哥哥那样,能以德报怨,即使受冷遇也能满腔热忱帮她办事跑腿儿。
 
  我很敏感,她对我一点点不好,都无法容忍,长久不忘。所以我对她热情不起来,若即若离。很长一段时间,她是不合格的母亲,我是不合格的儿子。她做母亲失败,我做儿子也失败。除了文革中打砸抢过她一回,后来我又偷过她一次。
 
  那是父亲去世后,她纵容秘书大肆抢掠家里的财产,我们几个孩子自然对母亲不满。我帮助她找到了家里一批最值钱的字画,如数交给了她,却不料她完全据为己有,说什么我是第一继承,等我不在了,你们才能继承……我、徐然、青柯都很担心她会与秘书私分了这些字画。我不得不给她寄去一篇《法制日报》,写信说明孩子与她一样有权同时继承父亲的遗产,不存在谁先谁后。她当时在珠海,看完了信,气得满脸通红,大发雷霆,骂我贪婪,白眼狼,父亲刚死就与她争父亲的遗产……徐然告诉我后,我自然恼怒,决定采取行动,把那批字画再偷回来。——谁叫你们过去偷我手稿的?这是一报还一报。自母亲去珠海后,秘书把母亲小红楼的卧室大门和大衣柜全都贴上了封条。一般都是单位办公室里逢年过节才贴封条,哪有在家里贴的?封条对贼根本不起作用,其主要用意是威吓我们几个孩子,显示他凌驾在我们孩子之上。我不反抗一下,也不甘心。1986年1月一天深夜,我开摩托车到小红楼,从门上的窗户钻进母亲的房间,撬开她的大衣柜,寻找字画。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偷了她的一个照相机。
 
  为此老实的哥哥背上了黑锅——秘书和母亲都说是他拿的,因小红楼无人居住,他经常去照看。后来哥哥因一时经济拮据,向我借钱,我送给了他100元,以表内心的愧疚。29年来这个秘密从未对任何人说,在此,我向哥哥表示诚挚的道歉。
 
  我虽然很坏,又抢又偷又骗,不是好儿子,可是在我狞恶粗野的外貌下面,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母亲还是依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能重新回到母亲肚子里,不再挨饿。青春期时,我所看中的美女都是像母亲那样的脸型和相貌,圆乎乎的。
 
  我对母亲的感情非常复杂,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对她的美好,我恋她;对她的不美好,我恨她。既得不到她的爱抚,就用恨她,冷淡她,疏远她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她给了我生命,给我很多敏感的气质。我病危时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又帮助过我,使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就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她不是我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使我又恨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
 
  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日子,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临近京津保,斗争最为残酷血腥的冀中十分区。她睡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蹲老百姓肮脏的厕所,穿有虱子的粗布衣服,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完成上级任务。虽然她身边的战友三天两头牺牲,虽然她很怕死,却没有当叛徒、逃兵。——她一点也不比那些在延安的正牌文艺老战士差!
 
  而她的第一个丈夫,后来的著名学者张中行此时却坐在北京的书斋里读书,做学问,毫无生命之虞。——但母亲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英明的。她若跟学者张中行生活,只会是个家庭妇女的下场,绝无后来的成就。
 
  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
 
  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不随文坛写工农兵的主旋律,大写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一个有浓厚小资情调的成长中的人物,一个平凡普通的城市女青年,独树一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的轰动,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
 
  走出极左桎梏,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晚年为徐明清、王汉秋、胡开明等人奔走呐喊,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母亲不是神,也有人的各种缺点,也犯过错误。她写过失败的作品,对孩子缺少关爱,看错过人,被别人当枪使过……我在本书中都有所披露。可人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足矣!
 
  母亲的身上有很多面。既有正统马列主义的一面,又有自由化的一面;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无情的一面;既有坦率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可不管有多少面,她一辈子干出了这三个亮点,打不倒矣!
 
  父亲去世后,一次我去看望她,临分手前,趁她心绪不定,我鼓足勇气,吻过她脸一次。母亲当时像触了电,全身抖动,几乎流泪。可是当她漠视我的时候,说我坏话的时候,我又极其愤怒,在外面我能受委屈,在家里却受不了一点委屈。我是个爱也极端,恨也极端的坏儿子。
 
  自从母亲离开了那秘书,她恢复了正常,恢复了堂堂正正,我对她再也没有什么意见。她的晚年可以说是个完全合格的母亲。乐于助人,通情达理,富有亲情和母爱,无可挑剔。她的正义感喷薄而出,为老百姓干了几件很值得称道的好事。临终前几天,她在昏迷中还不断地呼叫着白杨和我的名字。
 
  我很感动。所以望着在痛苦中熬煎的母亲,我数次难过得扑簌簌流泪。
 
  她走后,我给她戴了3个月的黑纱。
 
  我把她的小骨灰盒放在床头,夜夜伴随着自己。
我悲痛过了头,变成了母亲的一条狗,对所有伤害过她的人,发出狂吠。向那家把感冒传染给蕾蕾,再又传染给母亲的人,面对面地发泄了强烈不满;对徐然的小女儿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浓妆艳抹,提出了批评;对有违母亲遗嘱的提议,哪怕是一点点变动也坚决反对;对母亲爱过的李叔叔,全力以赴呵护……
 
  年轻时,我和母亲冲突不断,多次断绝关系,但后来终于彼此相濡以沫。现在母亲没了,除非梦中,再也无法相见,一时间感到了冰冷刺骨般的巨大空虚和痛苦。最初的那半年,一提母亲就心如刀割,潸然泪下。
 
  母亲呀,生前你忙,不大喜欢我,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可是身后,我却能永远地和你厮守——你的木盒子就摆在我的电脑桌旁,随时都能看见。
 
  我把母亲的照片挂放在各个房间,多多益善。使我在任何一间房里,任何一个地点都能看见她。
 
  母亲的几块骨骸就放在一个小鼻烟盒里,去美国打工时也陪着我,放在枕旁。
 
  母亲的大床我已经睡了10年,中间凹陷,有个坑了,还要继续睡下去。
 
  母亲的写字台,早已过时,又窄又小,桌面开裂,也舍不得扔。
 
  10年了,母亲的病历、X光照片、挂号证、药盒、假发、眼镜、小闹表、大洋娃娃等等悉数保存……只是后悔当年忘了把母亲的头发剪下一缕,留个纪念。
 
  我曾说过,下辈子如果当儿子,还当她的儿子。尽管当她的儿子很苦,得到爱抚不多,生了病不会精心照料,长身体阶段回家吃不饱,当了反革命还要跟你划清界限,有个风吹草动就向单位写信表态支持处分你,结婚时不会给很多钱……但还是愿意给她当儿子。因为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没有她就没有我,我闻惯了她身上的气味。骨血相联,从脚气、不能喝酒、近视带散光,到好冲动、神经敏感、为写书啥都不顾等等,全来自她的遗传。
 
  物稀为贵,她那稀微的母爱正因为少,才更难忘,更不平凡,更有嚼头,回味无穷。
 
  这一辈子,我所遇到的几次大灾大难,都是她出面帮忙救了我。我认了自己有个这样的妈。苦点就苦点,受冷落就受冷落,不喜欢就不喜欢,让人认为我不是她亲儿子就让人认为,应该知足。即使她一点不爱我,她一生干出了那三个亮点,也值得尊敬。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很多的关爱,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足以弥补了过去的欠缺。
 
  有这么个妈比没有要强多了!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10年,也不知她的魂灵飘浮在苍穹中的哪一个遥远的角落。不过,她生前用过的很多东西还在陪着我,继续散发着母亲温暖的体温。10年了,母亲的粗毛线帽子我冬天还戴,母亲的尼龙袜和肥裤衩我偶尔还穿,母亲的大羽绒服我午休时天天盖。母亲擦过的口红,我虽不抹,却也保留了10年。一闻见那甜甜的香味,就想起了母亲身上的芳香。
 
  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美丽的。那大圆脸、金鱼眼、扁鼻子、阔嘴巴都极有韵味,潜藏着慈爱,百看不厌。
 
  我忘不了内蒙古草原,我在那里被整得众叛亲离,屁滚尿流。
 
  我也忘不了母亲,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
 
  10年了,这个让我又恨又爱的母亲还时不时在梦中与我相见,还常常让我鼻酸欲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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