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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小胖之死

 时间:2013-10-28 20:40:01  来源:老鬼的BLOG  作者:老鬼

                   文章原标题:杀人嫌犯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转自老鬼的BLOG

     有一个杀人嫌疑犯,是个唱歌的,很有名,他与我姐姐之死有直接关系。

    我们家从来不看他的演出,电视里一有他的镜头马上换台。有关他的消息,一概不听。在我们家里,他成了活死尸,已消失了29年。
    最近,因为写东西,上网要查他的一些情况,看后不禁大吃一惊。由于我们家的不闻不问,竭力想把他忘记,他的名气急剧膨胀,四处出头露面,频频上电视,上春节联欢会,上各种文艺演出活动。
    比如,今年119日到20日,在民族宫大剧院,有他唱《我为祖国献石油》;
    今年731日到81,在民族宫大剧院,有他唱《我为祖国献石油》;
    今年国庆节,92830日,在民族宫大剧院,第一个就是他唱《我为祖国献石油》。
    更让我吃惊的是,这样一个文革红人,杀人嫌疑犯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我瞠目结舌。
    中国的新鲜事太多了,真是无奇不有。
    姐姐小胖是1975121遇害的,年仅29岁,到现在已经29年。她遇害时,我还在内蒙古兵团。对她的情况一点不了解。直到我回北京后,父母才向我讲了前后经过。并告诉我杀人嫌犯是个唱歌的,小胖死后不久就给抓了起来。
 1.jpg        
    姐姐小胖文革中从外语学院毕业,分到徐州,结婚后有一子。但不久即离婚,于1973年调回北京,分到石景山区金顶山中学教英文。小胖不安心在这个条件很差的中学当老师。她想调动工作,可一进教育口很难调出来。她喜欢唱歌,想通过唱歌,考进文工团,就拼命练发声,天天早上都在家里鬼哭狼嚎地练。母亲对她这样做表示怀疑,认为她岁数有些大,小胖却说朱逢博就是大学毕业后才转学声乐的。她先拜了两三位女老师,都是比较有名的歌唱家。后来,母亲把嫌犯介绍给她。这人在文工团时曾演过话剧《青春之歌》里的于永泽,认识母亲。
    小胖很快就崇拜上嫌犯,尽管那人只比她大10岁,还称他为叔叔。在与朋友聊天时,张口闭口都是嫌犯的名字。小胖还劝说母亲给她买了架钢琴,这样嫌犯就可以来家里教她。尽管那人已有老婆,小胖却全然不顾,不断地向其进攻。两人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就上了床。小胖流产几次,并经常劝嫌犯离婚。对方却以种种借口搪塞。他那时候很有名,他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深深博得江青的厚爱。据说多次见他,夸他的声音好。他自然无比珍惜自己的名誉,害怕离婚会使他的利益受损。渐渐的,他开始有点想往后缩。
    大约1974年年底,这嫌犯被选为中国艺术团访美成员,准备去美国访问,春节前已经在民族宫进行出国前的集训。那时中美刚刚接触,去美国的机会非常难得,万人所盼。嫌犯自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可是小胖还三天两头找他,不断地给他打电话,催他出国前离婚,跟她把事办了……嫌犯哪敢在这关键时刻去离婚,于是两人发生争吵。小胖说了一些威胁他的话。如:你不离婚,我就把这事捅到你的单位,让你身败名裂;我要像毒蛇一样死死地缠着你;甚至还说:要揭发他过去聊天时说过的一些话,如羡慕日本人的富裕生活,希望移民西方发达国家等等。
    于是,1975121,小胖突然死亡,致死原因是喝了大量的对了糖的安眠酮。两天后家里才在小胖的屋发现她躺在床上,蒙头盖着被子,只露些头发,嘴角微笑,流着口水。第二天,市公安局13处的人来家里勘查现场。我大姐回忆起小胖曾对她说,最近跟嫌犯吵了架,嫌犯有家里大门钥匙,遂向公安局反映,再根据小胖的日记,马处长亲口对我母亲表示:马豁然是他杀。
    小胖解剖后,发现肚里还有一个3个月的胎儿。
    大约两周以后,就在民族宫中央乐团的全体大会上,公安人员当众宣布嫌犯与马豁然之死有关,将嫌犯拷上手铐,当时寒冬腊月,嫌犯满头大汗。
    1975年初,这个消息,在北京很轰动一时。社会上流传了很多小道消息。有的说我姐姐作风不好;有的说我姐姐腐蚀样板团革命演员。所以,父母悲痛之余,还很紧张,不敢催公安局太紧。因为知道嫌犯是江青的大红人,文革的红人,怕催紧了,得罪江青,招来大祸。
    3年后,1978613,我母亲在给文化部长黄镇的一封信中说:“1975年,我的小女儿马豁然被中央乐团江青的红人刘秉义谋杀惨死,但浩亮却反说是我叫女儿去腐蚀样板团。可见,母亲当时除了悲痛,还相当的恐惧。果然,嫌犯仗着江青的厚爱,死不承认。一切作案的构成要件都承认了,就是最后结论不承认。
    他说,他要是公安局的,也认为他是最大的嫌疑人,但就不是他。
    几个重要疑点:
1、小胖死的那天晚上,他去了我们家,是小胖生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2、那晚上,他何时离开我家,离开后又去了哪儿,都找不出证明人(很可能是眼看着小胖睡过去,并确认停止呼吸后,精心消除一切犯罪痕迹,早上才走)。
3、放安眠药的玻璃杯上虽没有他的指纹,但他可以带着手套往里放药。
4、他有一个人在屋,往杯子里放药的机会——小胖会上厕所,会到父亲的房间接电话,会去厨房打水等等。
5、小胖死后,所盖被子极平,两只鞋排列整齐,这不符合她邋遢的生活习惯,显然有人整理过。
6、特别是小胖嘴角挂着微笑,无任何痛苦表情,不是自杀的样子。分明是在嫌犯的呵护下,甜蜜地进入了梦乡。
……
    嫌犯在关押期间,正值冬季,江青还特地托人给他送了一件军大衣。这件事看守所的干警们都知道。江青虽然一句话没有说,但此举意义重大。市公安局对此案开始百般谨慎小心,生怕证据不足,惹怒了中央首长。
    这件大衣对嫌犯自然是个极大鼓舞和支持。他信心倍增,士气大增,死不承认。他绞尽脑汁,希图说明,他们吵了架,小胖一时想不开,喝药自杀。虽然小胖自杀的可能仅仅是万分之一,嫌犯就抓住这万分之一的可能,为自己辩解。
    在那个年代,如果他是个普通农民,早给定罪枪毙了。但他是江青的大红人,著名的歌唱家,抓起来后江青又托人给他送了一件军大衣,公安局怎么敢轻易地定他杀人罪?尽管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他,却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而迟迟不敢定。这个案子就搁置下来。我的父母也不敢向公安局表示不满。
    一年半后,江青虽然给抓了起来,但是嫌犯已经挺过了这最关键的一年半。经过多次与公安人员的交锋,他已编圆了一整套说法,稳住了阵脚,积累了不少对付公安的经验,并熬过了社会关注的高潮。
    于是,此案一年一年地往后拖。19797月颁布了刑法和刑诉法之后,嫌犯说心脏不好,多次要求保外就医。又拖了一段后,大约1980年左右,北京市公安局以时间久远,证据不足,批准出狱。他在狱中共关了5年。
    可以说,江青救了这嫌犯一条命。
    为掩饰自己的怯懦和办案的无能,以后市公安局的个别人也改变立场,竟也散布我姐姐是自杀的论调。
    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小胖是不会自杀的。她是个贪图享乐,怕死怕疼的人。她多次公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她要忙着调动工作,她积极练唱歌,欲钻进文艺团体;她思念自己的小儿子。她才29岁,身心健康,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和抑郁症。小胖的好友赵玉娥被杀死和斩首之后,她曾对很多人说过:太可怕了,我可别是这样的下场!所有认识小胖,了解她的人,都不相信她会自杀,她是个非常贪生怕死的人。
    长久以来,一想到小胖的冤死,想到谋杀他的凶犯逍遥法外,我们全家心里上就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们拒绝一切有关这个杀人嫌犯的消息。
    《我为祖国献石油》一歌,诞生于1964年。它能让很多50岁以上的人回忆起文革前的那段岁月,有一种亲切感。但对我们家来说,一听这首歌却十分的刺耳。因为这首歌是杀人嫌犯的代表唱。恨屋及乌,我们都不喜欢这首歌。它让我们想起了杀人嫌犯的虚伪狡诈阴险,让我们想起了冤死的姐姐。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歌唱家都销声匿迹,唯这个杀人嫌犯还能出来唱歌,靠着这首歌,风靡全国,仅凭这,也让我们讨厌听这首歌。
    这些年来,我一直闭门隐居,集中精力写自己的东西。从不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对那些歌星甚少注意。所以孤陋寡闻,对此人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他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而且还是两届,让我万万没有料到。再也克制不住了,不得不为冤死的姐姐说几句话。不得不再提一提29年前发生在我们家的这个案子。
    小胖为了嫌犯,变卖了自己所有值钱的衣物,还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卖,去讨好嫌犯。死前去香山向母亲要钱,母亲不给她,怕给她就孝敬嫌犯去。她说:我大老远来一趟,起码你得给我车钱吧。母亲望着她大冬天光脚穿着棉鞋,连袜子都没有,只好给了她5块钱。这就是她最后一次见母亲。她死后,她的柜里空空荡荡。
    小胖是有错误,不该破坏别人的家庭,但她没有死罪。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社会,谁坏谁提拔,谁坏谁吃香,可能有些绝对。但文革红人,杀人嫌疑犯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整天上电视,上舞台,上人民大会堂,红极一时,不得不让人这么想。
         —— 2004年曾在香港的杂志上发表此文,因国内无地方发表
 
又:我反对死刑,并不要求以命抵命,但我希望搞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个嫌犯杀害了我姐姐。是就剥去他头上的光环,不是就还给他清白。前两年看了报纸上有关测谎专家能将15年前的杀人犯测出来后,就曾给最高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公安局等单位去信,要求对嫌犯进行测谎。可惜的是至今无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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