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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 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事

 时间:2010-12-07 11:50:59  来源: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作者:

 ——老鬼: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 

    这是作家老鬼(马波)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回忆文章。这种忏悔是少见的。 

    “文革”前,同学们在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过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 “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

     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

     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浪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

     可能由于他住在门头沟煤矿,班里多数同学内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学三年,住同一个宿舍,吃同一个食堂。尽管他对我不错,数次为我说话,我却用两面派的手段对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气气,骗取着他的好感,内心却对他小心防范。

     就因为他留着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头,外表像个坏蛋;就因为他大骂过女的,可能跟女的有过什么事;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躲躲闪闪不说。

     啊,宋尔仁看错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襟怀坦白,我一直对他笑里藏刀,起码内心深处对他的戒备就伪装得让他感觉不到。所以“文革”开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记后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工作组。自以为这是革•命行动,自以为自己站稳了革命立场,自以为自己揪出了一个反革命的敌人。

     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为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

 

    特写在此处,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马波,又名老鬼,作家杨沫的儿子,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47中毕业,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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