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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老鬼:“红二代”眼中的血色中国——老愚

 时间:2013-11-27 09:05:44  来源:三农直通车  作者:

核心提示:作为红色革命者的后代,老鬼面前本该是一条坦途。老鬼的本名马波,父母均是正宗的革命干部:父亲马建民官至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母亲杨沫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迈入革命作家之列,这个家庭很自然地跻身被“革命”重新划分的富贵阶层。老鬼这个地地道道的红色后代,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个性”,一生必能过着云上的生活,衣食无忧,逍遥自在。但是他弄丢了自己的前程。他因为太想成为合格的“红二代”,而走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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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鬼六十三岁这一年,他的《血与铁》与《血色黄昏》同时修订再版,迅即受到老知青及后代的追捧。读者坦陈,读完这两本书,“被血色的中国社会所震撼”、“震撼无比!只觉得这样的社会该死”?这似乎可以看作“知青”一代进入历史的标记。 

  老鬼似乎就是为记录历史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他1947年出生时,中国内战正酣,几个聪明的脑袋,替大众做出了选择。自“解放区”蔓延开来的“土改”,颠覆了中国亘古有之的道德伦理,等到中共执政大陆,一切人事都接受了钦定的命运。 

  作为红色革命者的后代,老鬼面前本该是一条坦途。老鬼的本名马波,父母均是正宗的革命干部:父亲马建民官至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母亲杨沫以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迈入革命作家之列,这个家庭很自然地跻身被“革命”重新划分的富贵阶层。老鬼这个地地道道的红色后代,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个性”,一生必能过着云上的生活,衣食无忧,逍遥自在。 

  但是他弄丢了自己的前程。他因为太想成为合格的“红二代”,而走上了不归路。 

  弃儿,似乎是他的宿命。性格中那股犟劲,是他全部苦难与不幸的根源。他把一切字面上的东西当真,以官方树立的“英雄”为自我改造的楷模,亦步亦趋模仿之,时刻准备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把自己变成了可爱的“一根筋”,一个令社会管理者头疼的麻烦制造者。历经性饥渴、大饥饿、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他却未能成为革命所需要的螺丝钉,反而因为丰富的人性—抱打不平、真诚、渴望正义、嫉恶如仇等,被甩出了成长的轨道,最终沦为革命的敌人。他并不想做敌人,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有后援的叛逆者,一个顽皮的较劲者。 

  老鬼描述了一个罪恶的存在,但却未能洞察其实质。在他的世界里,黑白分明,善恶分明,简单的生活逻辑似乎就可应付一切。他要用一己之善恶区分身边人事,获得道德安宁和心灵平静。泛道德主义情结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时不时跳出来。他有忏悔和后悔,也容易如此。因为他易于认定是非,判定恩怨。 

  他的作品隐含着一个深刻的主题:在无信仰的社会里,政府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会制造无所适从的孤儿。作为背叛自己阶级的异端,他与亲人决裂,与主流对抗,总是处于精神上的爆炸状态。他跟母亲的方式截然相反。杨沫以激情的虚构编织一个理想的世界,激励读者往前走。老鬼则是执著地记录自己的苦难史,以此换取人们对丑恶的认知与警惕。他在这种记录中获得了肯定,既有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也有对记录中国历史的价值的肯定。 

  这种机会似乎也属于“红二代”的“特权”,因为一般人很少有机会,把一己之经历转变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普通人的历史很难进入人们的视域。 

  他完成了一个人的中国当代史(1951—1989),其“血色三部曲”—《血与铁》、《血色黄昏》和《血色黎明》,完整地呈现了从一个四岁孩童到胡耀邦去世的漫长历史。对中国当代史而言,在诸多宏大叙事之外,老鬼的自传体作品自然构成了一个文本—真实,当然是老鬼式的真实:他看到,他感受到,他能想到的。如果有更多的人来自由地书写个人的历史,就可以校正老鬼的记录,平衡因褊狭固执所带来的虚饰与偏离,我们也才有可能描述出中国当代史的真正面目。“我的经历,是一代中国人的经历。”老鬼这句话并不确切,他的经历仅仅是“红二代”中不合群者的遭遇,而非一代人的必然经历。 

  政治狂热,带有强烈英雄主义色彩的救世主意识,以及忽视凡俗生活,似乎可以作为“红二代”的特征。或者说,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格”,易于相信与易于怀疑,冷酷而激情,他们纠缠于“忠诚与背叛”、“正确与错误”、“革命与人性”之类的重大主题而难以自拔。他们渴望站在舞台的中心。作为社会动物,他们有超强的能力和能量;作为个体生命,他们难以享有正常的生活。政治代替了信仰,生命,仅有一次的生命如何度过,困扰着他们的后半生。如果不能与自己达成和解,他们就无法避免痛苦。 

  他惧怕生人,不愿意与陌生人说话。与人交往,他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曾经太信任这个世界,而遭受非人的折磨,如今便是过度防备。只有在写作中,他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那颗透明的心。他仍旧在期盼一个新世界,那是他们那一代觉悟者梦中的太阳。 

  一个人对自己遭遇的刻意书写,意味着进入历史的自觉。老鬼躲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土房里,续写着《血色黎明》。一条忠实的狗陪伴着他,他因为忠实而被放逐,成为异端和怪人,但他内心需要忠实。这个时代似乎不需要他的提醒,他想把《血色黄昏》拍成电视剧的愿望,仍旧是个梦。 

  在出版了《血与铁》、《血色黄昏》的修订版后,“血色系列”第三部《血色黎明》即将杀青,以一己之力叙写中国当代史的自由作家,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的,这样的生命历程里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作家老鬼居住的北师大红楼,进行了下面这场谈话。 

  我就是想把自己的小环境写出来 

  老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自觉记录中国当代史意识的呢? 

  老鬼:我没想到记录中国的历史。我就想把自己所看所见,自己的这个小环境写出来。当时我在内蒙草原上,在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一团七连,我被当做反革命抓起来了,完了就地监督改造。经历了好几件难忘的事。蒙受奇耻大辱的时候,我就想,将来我一定要把这个都写出来,我要让世人知道。 

  老愚:那你肯定觉得,你的文字一个是对自己有一个安慰,再一个对坏人有警示的作用。我想问的就是,对坏人的警示作用,您看到了吗? 

  老鬼:在《血色黄昏》里,反正我真实地尽量客观地把我们团发生的事情再现出来了。反面人物没有找我算账。没有说我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没有说我说的不符合事实。比如,刘国振搞了十几个知青的事,还有政治处一个赵干事,一堆一堆地往家拿小麦、拿木材、拿皮子,都是当地的土特产。那个时候,贪污也是很厉害的。我给都说出来了。所以当时那么多人看到以后,感觉挺解气。 

  老愚:你刚才的意思是说,那些坏人也没有找你算过账。 

  老鬼:是,我把他们说出来了,揭露出来了。很多当年知青的家长看了以后,给我打电话,包括那个谁,演白毛女的那个平华,她好像也是内蒙兵团的,看了我的书特感动。跟我见面说,哎呀,老鬼,你干了一件好事,说出了知青的真实情况。因为在此之前,都是美化的,你看梁晓声那个,他们都比较美化。有点困难,但是那些特别黑暗,特别悲惨的? 

  老愚:不敢写。 

  老鬼:对,都没有我这种劲头。因为他们没有我这遭遇,我是最底层的,都成五类分子了。我想,我要是真写出来,就是这样。 

  老愚:那在这本书里面,你有没有丑化反面人物? 

  老鬼:噢,《血色黄昏》头一版有。因为我是带着感情写的。我就发泄。我写《血色黄昏》其实就是发泄。我当时写这本书的目的,一个就是想给自己留个备忘录,别忘了。另一个也没想到,后来“四人帮”被打倒了,我的书有可能出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发泄吧。对自己恨的人,得罪过我的人,就写得比较坏。写作也需要这样处理,人物特别多,都很分散,是不同的人干的事。书里不能弄那么多人物,我就集中、压缩,这样就把三个坏人干的事合在一个人身上。书中当年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后来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我把另外一个人,一个天津知青打我的事也放到他身上。所以,他特恨我。我给他夸大了。这次出修订版时,我就把各自干的事都还给本人了。 

“革命”这个词已经换了? 

  老愚:你写《血与铁》时这个状态,跟写《血色黄昏》是完全不一样的。 

  老鬼:是呀,写《血与铁》是在美国。 

  老愚:那么,遥远的祖国,遥远的童年、少年的时代的事情,肯定会来现得更真切一些。我想请你描述一下写《血与铁》时的状态。 

  老鬼:美国的地盘跟中国差不多大,但人是中国的六分之一,白天人就很少。所以,我到美国就感觉,美国最可怕的什么也不是,就是寂寞,就是孤独。 

  老愚:你写《血与铁》的时候,应该说进入一种比较好的状态。那么,你写的这些同龄人有没有刻意的地方? 

  老鬼:差不多吧?嗯,还是尽量准确吧。我那个时候有个朋友叫“徐佐”,当初他跟我特别好,我觉得他太书生气,他爸爸是个右派。我有点喜新厌旧,就跟他疏远了。对他的不满,我在书里流露过,但我没有完全说出来。后来呢,我到草原以后,他就揭发我? 

  老愚:他恨你吧? 

  老鬼:“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六十岁生日时,在钓鱼台宾馆搞了一个宴会。花了好几百万,把同学都请去了,把我也请去了。见了面,他就说,过去就算了。他主要恨我,我把他给写坏了。他当时在大家面前说:坦率地说,我当时杀他的心都有。 

  我们当时关系太好了。我们俩一块蹲局子,就是他呀。一块去西藏,都特别好,一块下内蒙。结果,没想到在内蒙闹翻了?我那个时候主要是冲他去的。结果,他“开门整党”的时候给支部写个意见书,洋洋十几页。我一看,口气特委婉,特和谐,跟托儿所的阿姨哄小孩子一样。就这样,指导员还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让他写检查。刚开始,他以为要抓他了,因为他成分不好。可是我打架,我跟我们班长打了架了,给打得特惨,后来把我给抓起来了。把我抓起来后,逼他揭发我。我们俩特好,大家都知道我们俩特好。他一看这个情况,他要是不揭发我,他也会被抓起来。所以他只好揭发我,越讲越狠,我议论江青什么的,他都说啦。完了? 

  老愚:他保住了吗? 

  老鬼:后来没有抓他。他特别聪明,嘴巴能说,脑袋瓜快。他确实能干,点子多。他成分那么不好,竟然能当上团支部儒法斗争宣讲代表?他很快就混得好起来了。后来,你看,他家是佳木斯的,他直接考上研究生,然后留在天津外贸部门,后来就下海。他在天津搞得很大,很有名。 

  老愚:平时不来往? 

  老鬼:不来往。我觉得他不愿意跟我来往。要一来往,我就跟他说具体的事?嘿,那个揭发?因为后来兵团一复查,国家又复查,他们下来一个复查组,在复查组来之前,我给他写了纸条,我想跟他说说那句话别那么说,就是说江青那句话?我给他纸条,结果没想到,他把纸条交给调查组了。他干的事特绝。所以他就特别想跟我一刀两断。这些年来,我其实挺想跟他好的。小时候一块儿蹲过局子,一块扛过枪,那个时候性压抑,当时就想跟他好。不想跟女的好,有这个男的就行了。就是他,结果没想到他,他对我恨呀,远远大于我对他的恨。虽然我是受害者,当了这么多年反革命,水深火热,可是他对我特别恨。 

  老愚:《血与铁》里,你所描述的那个时代革命英雄主义的那套教育,在你们身上留下什么样的烙印? 

  老鬼:哎呀(叹气),这个烙印是有,好像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吧。我觉得,我现在这么关心国家大事,就因为这种教育。只不过原来是一心一意要为革命流血流汗,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生。现在不是革命了。“革命”这个词已经换了?换成了国家、社会进步,就这个,我还是关心这个。 

  我跟父亲一直没有和解 

  老愚:那你对《血与铁》满意吗? 

  老鬼:我写这个东西,就是把自己的前半生总结一下。这是我在美国写的,时间很充裕,很孤独,很寂寞,净靠怀旧、回忆过去过日子。那个时候我也不用打工,布朗大学给我钱,我是访问学者。那个时候就特别地怀念,怀念在中国发生的那些事吧。从小写,一直回忆到下乡插队,《血与铁》写的就是这一段。有人喜欢《血色黄昏》,觉得《血色黄昏》震撼。有人喜欢《血与铁》,不一样。 

  老愚:写《血与铁》的时候,都有哪些参考资料? 

  老鬼:就是靠回忆。大的那些事呀,我都记得。你看我爸打我,你看这刀痕,看到了吗? 

  老愚:这么厉害? 

  老鬼:这刀痕就是我进入兵团的时候被割的一刀。为这一刀我爸揍我,打我耳光,劈里啪啦打我。所以,特别伤感情。你看我,我打我儿子,我儿子也淘气呀,但是我从来不打他耳光。因为我就觉得,我打我自己儿子耳光,太伤感情了,我就只打屁股。我挨这一刀以后,这大腿半边都是血呀。当时,我坐车回家,血就把裤子弄湿了一片。在公共汽车上,后来有一个女的发现了,说,哎呀,那么多血,旁边好几个乘客一下子都惊讶。我赶紧躲开,怕碰上了,怕他们沾上血。他们觉得,我好像是跟人打架了,被人捅了。我记得有几个女的,特别关心,因为当时我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呀。她们说,哎呀,司机同志,赶紧送到医院什么的。可是回到家,我他妈的,流了这么多血,还挨了一顿打,这个我能接受吗?我实在想不通。所以我气呀。这么多年我忘不了。 

  老愚:那你跟父亲一直没有和解? 

  老鬼:对。我现在写的这个《血色黎明》,就写我父亲的这些情况,他晚年就变了。临死,他就? 

  老愚:觉悟了。 

  老鬼:是。对孩子脾气也好了,不像过去。他快死那阵儿我守着他,我当时心想,过去他对我那么不好,我就觉得我贱。可是,他快不行了,我还是日日夜夜地照顾他? 

  老愚:当时就在这个楼上吗? 

  老鬼:不是,这是我爸死以后,为了照顾我妈?北师大对我爸不错。我爸在北师大口碑特别好。其实我爸那个时候不在这儿工作了,已经给弄到社科院去了。当时我们家在别处有个院子,北师大要把那个院子收回来,完了就给了这一个屋子,五居室,让我妈住,我妈正好也愿意住,不愿意再住在那个院子里,因为我小焕姐死在那里,我爸也死在那里,想换换。 

  老愚:那么,这《血色黎明》写的是从1976年到1989年左右,那这一段你的日记都有? 

  老鬼:对,这一段好写,净是大事。我回到北京,就赶上总理去世。总理去世以后就是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你看,76年唐山大地震,完了就是毛主席去世。毛主席去世那个大场面,也是很难忘的。我觉得历代皇帝都比不了。家家户户,每个单位,包括托儿所,每个单位都要出领导,每个单位都要自己组织吊唁,三鞠躬。哇塞,我们工厂是几十个民兵呀,全副武装,拿着刺刀,站两排,工人排成两队,一直排到礼堂,向毛主席灵堂三鞠躬。 

  老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你还在山西? 

  老鬼:是的,后来给我平反了。我无非就是说江青说的那些话。所以,我一听说打倒“四人帮”,特高兴,我说我最后这个污点也没了。我觉得,我应该到北京去纪念,去庆祝。北京要开一个庆祝大会,可是那个时候父母与我断绝关系了,就因为我写《血色黄昏》,他们不让我写? 

  老愚:他们害怕—— 

  老鬼:那个时候,我刚一回到北京,就碰到周总理逝世。完了马上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风声越来越紧。我爸我妈就很紧张,他们知道我写东西,我在家里面没事干,就写东西,他们要看,我不想给他们看。当时我回不了北京,他们一个老战友就把我办到大屯去了。在北京的时候,一直把稿子藏在枕头里。到大屯,我一看,稿子没了。我一想,肯定我爸偷了。我就给我爸写信说,这个是我的命根子,你必须要还给我。你要给我烧了的话,一切后果你负责。我爸后来给我来一封信说,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老愚:稿子呢? 

  老鬼:当然没给我啦?跟我断绝关系,我没想到呀。我后来就给我妈写信,我说我找我爸要稿子,我丢了稿子了,我估计是我爸偷了,我管我爸要稿子,我爸不给我,还跟我断绝关系,我不明白。就让我妈想办法。没想到我妈也给我来一封信,(学着妈妈说话的声调)马波,你过河拆桥,你白眼狼,你不听我们的话,我跟你断绝关系。我妈也跟我断绝关系了。这样,我在大屯的两年孤苦伶仃,过春节我都没地儿去。打倒“四人帮”了,我要回北京庆祝庆祝,可是我没家。我就住在姑姑那儿,我爸不让我在姑姑家住,“你必须让他走”。我姑姑特听我爸的,我就在汽车驾驶楼里过了一晚上。我就熬着,等着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大会。后来看到那个场面,我特别感慨,终于把“四人帮”弄倒了。我是清白的,我现在没问题了。 

  老愚:稿子后来怎么了? 

  老鬼:没给我呀。到现在也没有给我呀?我知道,我根本要不回来。所以,又重新写?我觉得再写比过去写得更好,因为我争口气呀。越反对我越要写出来。所以,后来我妈很尴尬,《血色黄昏》出版后那么轰动。 

  老愚:她没想到,是吗? 

  老鬼:所以,我当时根本不给她看。我也不说。后来,她跟我姐说,哎呀,小波出书了也不说给我一本,我心想?因为她那个时候,那个《芳菲之歌》还是《英雄之歌》也已经出来了。她那本书没影响,没人看。 

  老愚:假,大,空。 

  老鬼:对呀,跟我的书没法比。我也不愿意伤她的心,所以我也不说我的书怎么成功,我也不跟她说。我后来给了她一本。后来,慢慢地,她看我的书这么成功,她后来也变了。因为王蒙跟她说了。在友谊商店,碰上她了,王跟我妈说:哎呀,杨沫同志,你儿子放了一颗原子弹呀。这是我妈回来跟我说的。还有冯牧,对我这本书评价非常好。 

  冯牧是最先肯定我这本书的,他严厉批评评论界对《血色黄昏》的冷漠态度——老百姓喜欢的书,不评论;评论的书,老百姓不喜欢。冯牧替我说话之后,北京市文联开了研讨会。所以对冯牧我就特别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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