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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化培育的反革命分子 《血色黄昏》的林胡形象分析——陶东风

 时间:2013-12-30 22:17:26  来源:陶东风的博客  作者:陶东风

[核心提示]:老鬼/林胡虽然被打成反革命,但他本人就是革命文化培育的,他缺乏一套独立于革命文化的思想资源和价值标准,这决定了他只能用革命文化反革命文化,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向革命文化投降。他的胜利(得到平反)就是他的失败。林胡就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文化培育的反革命分子,是被革命冤枉的革命青年。

在分析《血色黄昏》作者的“老鬼心态”时,评论家许子东认为它完全是“文革文化”的产物。老鬼是在《青春之歌》的文化背景里长大的,从自小被父母告知要首先听毛主席的话,为了追求革命不惜背弃家庭(反讽的是,杨沫塑造的革命青年林道静,便是日后不认她这个妈的儿子的榜样),到后来真的听了毛主席的话,造母亲的反,为了投身“文革”不惜捆绑姐姐抢走家里的钱。这中间心路历程的发展顺理合章。许子东指出:老鬼红卫兵心态的实例使我们看到:“十七年文学”为“文革”作了多么重要的准备工作。支撑老鬼造反的文化武器,大多是“十七年文学”所锻造的。许子东写道:

老鬼是以《青春之歌》的精神来批判《青春之歌》作者的,即使那是他的母亲(林道静不也曾为了追求革命而背离丈夫背离家庭吗?)。在老鬼的造反心态这个实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对于文革中“红卫兵心态”的形成,具有无可推却无法忽视的影响。1949年以后那些为宣传正义战争而出的英雄打仗一点不恐怖的虚假的小说电影,后来却指导了年轻观众读者参加许多真实的武斗(电影《枫》中有一个小男孩参加武斗,动作态度均模仿“小八路”),十七年间那些挖叛徒抓特务的阶级斗争故事模式,后来也启发影响了红小将、工宣队员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抓五·一六”等运动中的斗争策略、方法(好些从前以写革命斗争而闻名的作家在牛栩里惊讶地发现,小将们审问他们的思路、方式及语汇,都是他们过去在作品里创造的);更为重要的是,“十七年”的很多作品,在表现“否定个人、改造自我”主题时常常借助于家庭与革命的矛盾冲突,让人们被迫在父(母)子感情(伦理道德)与阶级感情(政治道德)之间作选择——这是“前文革”时期中国青年文化心态与传统文化最“决裂”的一个姿态,这种“决裂”使“文革”必然爆发,同时也隐含了“文革”走向失败的基因(老鬼若干年后向其母求援投降,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许子东的这个观察是独到而深刻的。的确,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老鬼最钦佩的人物是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革命文学中的英雄(许云峰、江姐、董存瑞、黄继光、保尔·柯察金),最憎恨的人物是这些文学中的反面人物如甫志高、戴瑜。除此之外,林胡的精神世界中还有武松、李逵等传统文化中的造反英雄。这表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学(辅之以苏联文化和传统侠义文化)塑造了老鬼及其同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点也注定了他被打成反革命后一系列行为的局限性。

比如第二章写到中苏形势紧张的时候,林胡希望参加战争、报效祖国,采取的方式则是写血书:“战争终于来临,我心里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报效祖国了,有机会战死疆场了!从小学起,就憧憬这一天。甚至盼着苏修的坦克开过来,好让他们见识见识一心想打仗的中国知青”。(第62页)“苏联的卫国战争诞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中国的这场卫国战争(指珍宝岛之战)同样如此。能参加这样的一场大战,并有机会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英勇一场,让自己平庸的生活里有几段传奇的战斗经历,那也不辜负自己这短暂的生命!我就怕自己一生无惊无险、庸庸碌碌、平平淡淡。”(第66页)他们的这种战争渴望与其说是出于理性的爱国、爱人民,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英雄梦”和表现欲。他们不甘于平庸,渴望参军打仗,其中有很大程度的非理性成分,这不是西方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革命文化培育的集体英雄主义,缺乏独立的价值观支撑。

再比如,林胡虽然深受“出身论”之害,但却没有对于“出身论”的反思,他也没有质疑过父母的案子到底是不是冤案,他对母亲的态度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实际上林胡本人就是大院弟子出身(尽管是因父母而落难的大院子弟),这点对理解小说很重要。这决定了他虽然深受“出身论”的牵连,但是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着这种思想。“大院弟子”们虽然不能接受革命干部内部的“出身论”:老妈老爸成为“党内走资派”牵连到自己;但是却依然接受或维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干部和“黑五类”的阶级差别,维护“黑五类”的出身论。在与资本家出身的知青皮金生闹矛盾时,林胡居然认为:“他是资本家出身,我是干部出身,父母虽然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一般人还是挺尊敬他们的。”(第263页),可见,林胡仍然持有强烈的“革命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革命文化培育的,它本质上依然是出身论(流行于文革初期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林胡好像很反感兵团的特权,但是他自己却利用母亲的特权并以此自豪,自鸣得意。小说写到老鬼(林胡)被打成“反革命”后,他的母亲杨沫找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尤太忠指示复查此案。林胡当时的感觉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真是振奋人心”。他还对可能就林胡平凡事件接受上级调查的知青小四川说:“这回你不要怕。……我母亲托魏巍找了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又给周总理写信,是尤太忠亲自批示复查的。”(第369页)为了平反找关系可以理解,但是为此洋洋自得则不应该。

其实,《血色黄昏》未能超越“伤痕文学”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作者(同时也是主人公)虽然被打成反革命,但他本人就是革命文化培育的,他缺乏一套独立于革命文化的思想资源和价值标准,这决定了他只能用革命文化反革命文化,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向革命文化投降。林胡就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文化培育的反革命分子,是被革命冤枉的革命青年。在这点上。《血色黄昏》与另一种文化培育的《上海生死劫》的主人公郑念以及《一滴泪》的主人公巫宁坤情况完全不同)在自己被指导员报复抓起来后,他又一次写血书。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革命老人徐特立”。

除了革命文化,林胡还有另一个资源就是中国传统的造反文化和侠士文化,他写血书时想到的精神偶像除了徐特立还有“隔断自己脖子的项目,砍掉自己胳膊的王佐,戳烂自己面孔的聂政,挖去自己一只眼睛的志愿军无名战俘。”(第143页)这些名字被排列在一起,充分表明古代的造反文化、侠士文化和革命文化其实有深刻的关联(毛泽东说革命就是农民起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革命文化及特权政治体制的这种关系,使得老鬼被打成“反革命”后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方式:委屈/冤屈心理与无休止的申诉行为:我不是反革命(但从来没有质疑“反革命”这个罪名本身。足见他的遭遇并没有促使他的思考发生质的变化)。申诉称为小说情节的主体,而首先想到的申诉方式就是向“中央”写信——典型的在革命文化内部解决革命失误的思路。许子东再次深刻指出:

对老鬼以及他的很多同代人来说,既没有上帝(超世俗的秩序),也没有外国(不仅是地理上到不了外国,更是精神空间里不能容纳别种秩序)。最绝望时,老鬼也在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跟姓共的碰没你的好下场!’小说中专职整人的保卫干事的这句口头禅至少迥旋了几十遮,但实际上,老鬼的思想信念情感性格甚至生活习惯甚至基本语言逻辑,也不都是从十七年政治文化背景里锻造培养出来的吗?难怪他再苦再悲痛,也只是恨少数坏人,对于整个政治文化秩序,他只是献上自己委屈的泪:党啊,母亲啊,你的孩子并没有错呵,你的孩子在受苦啊。”

小说中多次出现林胡在监狱中向毛主席倾诉、唱革命歌曲的情节,显示了老鬼和革命文化的血肉联系,也决定了《血色黄昏》中难以去除的“伤痕文学”的情感基调:委屈、悲愤、哭喊、抗议:我冤枉啊!不应该啊!正如许子东指出的,从卢新华的《伤痕》到郑义的《枫》,从孔徒生的《在小河那边》到叶辛的《蹉跎岁月》,整个伤痕文学里不都是充满了上述委屈、哭诉的声音。这正是伤痕文学的精神实质所在。“呈现在伤痕文学中的青年文化心态,既有对‘革命’失望时对党(极左路线)不满的因素,同时也有对‘革命’继续认同向党求援渴望得到爱护的成分。”许子东把这种渴望界定为一种“青年文化心态”:“伤痕文学骨子里是种‘孩子型’的青年心态。青年人无意间还是将党、政府认同为父母家长大人的(老鬼给领导写血书、给父母写家信,申诉求援姿态是差不多的),他们责怪父母(毛主席!)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温暖,他们还是将自己视为‘青年’——一个在传统家庭伦理化政治架构中有待于被关心被爱护的弱者群体。五十年代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到‘文革’结束时则是‘吟个哀曲给党听,我要怨您没做好母亲’,声调虽变,伦理秩序却没变。所以我的看法是,‘伤痕文学’就其间表现的青年文化心态而言,实在仍属于‘文革文化’的范畴。”革命文化和青年文化的这种同构在“雷锋日记”中,在大跃进民歌中都有充分体现,即使在王蒙等“右”派作家复出后所写的“反思文学”中,也依然根深蒂固(参见王蒙《布礼》的“娘打孩子”说)

许子东还把旅美作家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Deathin Shanghai)和《血色黄昏》做了有趣的比较。这两本书都是以入狱或劳改后的不断申辩为主要内容。但不同点在于:前者的申辫方式是:请你们证实我有罪,否则你们错了;而后者的申辩方式是:我要证明我无罪,请你们相信我。许子东认为:这两种申辩方式之间的差异是极其重要的,前者基本上是一种西方近代文化和宗教感支撑的人权立场,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人面对“文革”所可能持有的态度(狱中郑念的很多具体言行也的确不像“中国人”),因此她在文化心理上并不认同审判她的政治秩序,所以她能和这种秩序在道德感和心理上处在平等地位;而老鬼的申辩方式是我要证明自己无罪,请你们相信我。这种申诉方式和心态“极为典型地概括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在‘文革’中的反抗姿态,另一方面这种申辩心态也延续伸展在文革后大部分青年作家的创作中。虽然这些作品也在批判文革甚至彻底否定文革,但确实很难说这种申辩文学是否完全摆脱了‘文革文化’的阴影。”但实际上这背后更深刻的差异在于:郑念所理解的“罪”是西方标准界定的:我虽然家产万贯,我继承了父亲的一个跨国公司,但我的财产是合法的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得到法律保护的;而林胡的“罪”的观念却和审判他的赵干事等人没有差别:他竭力否定自己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却从来没有根本上否认“反革命”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罪)。

其实,在兵团监狱中,赵干事审问林胡时的绝对优势和《上海生死劫》中的审问官提审郑念时的绝对劣势(这方面有相当多的描写)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赵干事的优势不仅仅是权力的优势,而且是话语-道理的优势,他没有任何反驳赵干事的充足理由,在接连抛出的“罪证”面前节节败退,狼狈不堪,更重要的事,即使在心理活动层面,林胡也没有觉得赵干事列举的这些根本不是“罪”。林胡日记中记的那些关于性的记录被赵干事认为“低级下流”“肮脏透顶”,而有趣的是,在林胡的心理活动描写中,他也同样认为这些东西是肮脏下流、见不得人的。再比如偷听敌台,比如说老干部被打倒是“不幸”等等,林胡不但不敢公开说这些都不是罪,是公民的隐私或权利,甚至在心理活动中,在潜意识中也没有这样想过!这就是说,林胡缺乏与审判他的人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法制观念等,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根本就不是罪,而是一个现代公民的权利,他更没有想到“反革命”罪根本就不能成立,世界上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个罪名,而只是想方设法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前提恰恰是承认“反革命”罪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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