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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直笔

 时间:2013-12-09 06:10:50  来源:人民网  作者:解放日报

      老鬼姓马名波,是作家杨沫的小儿子。笔者多年前读过老鬼的《血色黄昏》,这是一部描写在内蒙古插队经历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当时王蒙对杨沫说:“你儿子炸了一颗原子弹。”此话虽然稍嫌夸张,但其时的文学圈和读书界,确实被这“鬼马”(姓马的老鬼)搅起了一点动静,曾被杨沫斥为“大毒草”的《血色黄昏》,一时间备受张光年、冯牧等诸多评论家的激赏。对这部风格粗犷、文字爽利的非虚构小说,笔者也颇有好感;比起那些高唱廉价的“青春无悔”调子的知青作品来,老鬼在书中表现出的直面惨烈现实和直面自身耻辱,更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可贵的真诚。可以说这是较早的一部真正有忏悔意识的作品。

  为了撰写《血色黄昏》,老鬼甚至遭致父母与之“断绝来往”。母亲杨沫除了认为他这本书“暴露”了惨烈的阴暗面之外,还指责他在书中写她写得不够正面。而老鬼却觉得,“我已经把她美化了”。必须一提的是,杨沫后来终于改变了对儿子这部作品的看法。

  如果说在《血色黄昏》中,杨沫只是写到的人物之一,或者说是个“配角”的话,那么,这本新著《母亲杨沫》,看书名即知,杨沫是完全的“主角”(传主)。老鬼说,在这本“概述母亲一生”的书里,他要“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

  老鬼用相当多的笔墨,在书中写了母亲杨沫早年在烽火岁月中的革命经历,写了她创作、出版《青春之歌》前后的艰难曲折、声名鹊起以及几度风风雨雨,写了她晚年的几个“亮点”———为徐明清(王观澜的夫人)辩诬,为“活着的彭德怀”胡开明礼赞,为屈死的农民王汉秋鸣冤……这些无疑是杨沫一生中的“华彩篇章”。

  与此同时,老鬼又坦诚直率地写到了母亲杨沫的另一面———那令人喟叹或悚然惊心的一面。虽说是“尽可能大胆”,但提笔(或敲键)之际,想必他还是颇感沉重的。

  “文革”之初,眼看《青春之歌》将遭批判的厄运,杨沫惶然中想起早先康生对这本书的“批示”,于是赶紧让女儿将“批示”油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后来她又给曾赞扬过《青春之歌》的姚文元写信,书中将此信作了全文引录……这种从当时炙手可热的“左派”那里抓“救命稻草”的自保行动,现在看来完全可以理解,算不上是什么“污点”;但将这些重新抖搂出来,也毕竟不是光彩的历史。彼等身败名裂,自当“撇清”为宜———过来人、当事者大抵如此。然而为了还原真实,老鬼却选择了“立存此照”的书写。

  尤其令人扼腕嗟叹的是,“文革”中杨沫与其丈夫马建民之间的互相揭发,那简直可以说是“一剑封喉”、直取要害的揭发。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接着杨沫以牙还牙,用大字报揭发丈夫与邓拓等人的关系,还说他“曾替大特务王光美转过关系”……书中将这些揭发、交待材料都原文照录下来(这些材料能保存至今也着实不易)。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像马、杨这种夫妻阋墙的事,当然不是绝无仅有;但即使在当时那种“革命”、“专政”的高压之下,夫妻之间、家人之间互相保护、相濡以沫的情状,也还是相当多地存在着。马、杨之间的互相揭发,给彼此造成怎样的伤害可想而知。老鬼说:“这导致了两个人感情上不可弥补的裂痕。”

  使老鬼最感痛切的,是母亲杨沫身上母性、亲情的泯失,“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老鬼认为,这是她自小生活在缺乏母爱和亲情的冷酷环境中所造成的,也跟长期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社会氛围有关。老鬼在书中写到,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和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屋里,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老鬼那时从学校回到家里,经常吃不饱,而且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老鬼说:“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他的哥哥也是这样,有时甚至在家饿昏过去;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老鬼六岁时,有一次患肠粘连,疼得满地打滚,母亲杨沫也不当一回事,过了几天眼看他奄奄一息了,才让十几岁的大儿子带他去医院,医生动完手术之后说:“再晚就没救了。”……老鬼说:“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并不常见。”杨沫(及其丈夫)还动辄跟子女“断绝来往”,有时还作出令人寒心的举动。1979年,正在北大读书的老鬼,与父母发生观点的冲突,杨沫便写信给北大中文系,对儿子的言行加以揭发和谴责,要求学校严加管教或给以必要的处分……老鬼说:“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不过,差可欣慰的是,老鬼告诉我们,杨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发生了变化,变得慈爱而顾惜亲情了,老鬼称之为“返璞归真”。

  在中国古代的史家之林中,有百世称誉的“董狐直笔”。在这本《母亲杨沫》中,我们看到了“老鬼直笔”。笔者以为,后者更为不易。因为圣贤早有明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如此便“直在其中”。还有一句老话,叫做“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即便有什么“不是”,也该“为亲者讳”。老鬼如此“直笔”书写,岂非有违传统?也许是有点“违”。但老鬼写这本书,并非要倾倒、清算对母亲杨沫的宿怨;事实上他在内心还是深爱着自己母亲的。他“直笔”不讳地书写母亲一些负面的东西,是想要在世人面前再现一个真实的杨沫,并且以此来观照一个时代乃至复杂的人性世界。笔者同意一位论者的见解:《母亲杨沫》“这本书别具价值,那就是它以一种严酷又痛苦的真实,记录了一个特别的人物和一个特别家庭的悲情,又以一个特别人物和一个特别家庭的悲情,最终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悲剧。”

  (《母亲杨沫》,老鬼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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