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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做客新浪网“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

 时间:2013-11-26 21:48:42  来源:新浪网  作者:新浪网

视频:著名作家老鬼写高考作文时止不住流泪

 

      2007年6月7日10:30,新浪网特别邀请1977年高考作文阅卷老师赵丕杰和著名作家老鬼(blog)、吴思(blog)做客“恢复高考30周年系列访谈”,赵丕杰老师现场披露当年优秀高考作文并做点评,两位作家作为当年高考的亲历者回忆了自己的高考作文出笼始末以及此前他们耐人寻味的人生经历。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今天亲临我们新浪会

主持人:赵老师批卷子,是不是有碰到像马老师这种满含热泪的写作风格出现?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青年写出来的文章非常激愤?

  赵丕杰:有,但是好像像马老师说的内容我还没见过。

  主持人:马老师到底写什么了,有没有您印象深刻的几段话,跟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

  老鬼:比如我就想起我在草原上有一次,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样整不对,我不服气,就逃跑了,我上访。结果那天走了一天,到夜里走了一深夜,在草原上非常冷,茫茫大草原没有人,当时累的腿都已经抬不动了,就累得躺在汽车压出来的路上。躺一会儿,背又特别冷,所以又赶紧爬起来,又得走。最后我就觉得坚持不了,腿都抬不起来。后来看见一个小牛圈,我就钻进那个小牛圈里,跟小牛在一起。当时那个小牛圈里有7、8条小牛,我就把脚放在小牛肚子里,蜷着过了一晚上。

  当时我逃跑是专门捡特别冷的天,春节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不会追我。我想起这些事就特别激动,觉得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打倒了“四人帮”,等于是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主持人:对不起马老师,又让您回到了以前。可能这是我们现在很难体会的。您当时写得更多都是真实的感受。吴老师呢?您还记得您当时的作文题目吗?

  吴思:我们那一年的作文是缩写,比如一千多字的文章,缩写成3、5百字,抓住要点,没有作文。我看着还很失望,怎么不是作文呢。

  主持人:还不是作文。缩写有没有可以自己发挥的空间呢?

  吴思: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就是你如实地别丢了要点把那个缩写下,把废话删掉就行了。

  主持人:原来这样。赵老师,当时您批阅作文的时候,更多发现的是什么样的文章呢?有没有您觉得写的比较好的,特别感动您的文章?

  赵丕杰:有很多。后来我们编的那本书里收录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文章。

  主持人:是不是您今天也带来了?

  赵丕杰:带来了。我想说一说当时我参加高考阅卷的一些情况。

  77年刚刚恢复高考,那个时候主持阅卷的和参加阅卷的老师多数都没有经验,都缺乏经验。而作文和其它科目又不一样,它没有一个精确的评分标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篇文章不同的老师看,可以给出区别很大的分数来,这样就会影响考生的命运。因此,我们阅卷的时候,那一年作文阅卷时间很长,比现在高考阅卷时间要长的多。开始的时候就花了好长时间,大家在研究评分标准,选出几类文章叫做标杆,这样的文章就是一类文,那样的文章就是二类文,然后经过大家反复的讨论,最后使它统一来认识,这样就尽可能地使评的分数和学生作文的实际相适应。

  主持人: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太不容易了。

  赵丕杰:就是,就是。我们当时参加阅卷的老师和考生那种兴奋的心情是同样的。高考中断了11年,现在恢复,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也是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参加这个阅卷,而且感觉到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自己给人判了一个分数,判得准确不准确直接关系到这个考生的命运,评分评得好可能考上,评分评得低了也可能考不上,决定一个考生的命运,所以我们深深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所以很认真。当时我们评卷一个点有8个组,我所在的那个组有4个小组。我们小组开会就开了很多次,一开就是开半天,就是讨论评分标准。我是我们那个小组的组长,我在小组里除了自己看作文以外,还要抽查其他老师的评分,发现有共同的问题,组织大家讨论,大家统一认识。

  主持人:再复查。

  赵丕杰: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到了后期,大家的看法,对评分标准掌握基本上一致了。但是从我们看作文的情况来讲,那一年的考生全国是570万,考生从可以说从小学文化程度一直到具有写作水平很高的考生都有,差距是非常之大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作文水平和其它知识水平都差不多。

  主持人:其实也是那一段历史的对照。

  赵丕杰:对,有的作文写的很好,也有的作文写的简直不象样,一共写3、5行,句子不通还错别字连篇。当时阅卷老师的思想状况也不一样,有的老师往往津津乐道于学生作文里那些笑话,作文有话柄,谈这个问题。

  当时我的想法不这样看,这个事情不是考试里,在当时那个时候流行过很多说学生水平低,回答出错,这一类的事情很多。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是谁?当时有人回答蒋是蒋介石,宋是宋江,孔是孔老二,陈是陈伯达。很多老师把它当作笑柄。其实我听了以后心里是很沉重的,我觉得这笔帐不能算在学生身上,应该算在那个时候的极左路线上、那一段历史。只有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学生才能做出这样的回答,大家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蒋介石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讲宋江,因为批水浒,宋江是投降派。为什么知道孔老二,就是批孔老二。为什么知道陈伯达,就是批陈伯达。就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学生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所以做这样的回答。所以,这笔帐都应该算在当时的极左路线。

  主持人:不是笑话,而是警示。

  赵丕杰:对,因此我在看卷子的时候,着眼点是注意发现好的作文,我们非常兴奋,觉得这比我们平时教的学生那个水平高的多。我们当时就自发地,情不自禁地把这些作文手抄下来。我个人在抄,后来我才知道好多老师也是不约而同地也在抄。后来当然大家知道有人在抄,抄给别的人看,所以别的老师也开始抄,抄了不少。当时北京市有3个语文阅卷点,后来知道一共是抄录了将近150篇好的作文。

  这些作文抄的都是好的,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有的老师看了没有抄,别人也不知道。后来我们从这150篇作文里边,精选了25篇,编了一本《作文选评》,配上一些知识,配上一些讲评。这个事情是我当时提议的,我当时想如果把这些优秀的作文能够把它编辑出版,本来最初我们是想把这个作文抄了以后带回自己的学校去给自己的学生作为范文讲。但是这个东西多了,我就想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编出来、印出来给更多的考生看,岂不是更好吗?当时我就给北京教育学院的领导同志提出这个建议来,后来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北京出版社也同意出版,后来我们就编了这本书。

  主持人:赵老师,您说好的作文的标准是什么?您是不是今天也带来了作文的样板给我们分析一下?

  赵丕杰:可以。但时间可能很长。待会再说

  主持人:好。那先请吴老师说一说,刚才您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77年就恢复高考了,但您当时就很抵触高考,但78年又突然转变了自己的思想,去参加了高考,这是为什么呢?

  吴思:77年我当生产大队长,生产一把手,副书记,一心一意跟着学大寨。而且我在公社大喇叭里说是: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我那么左,忽然考起大学来,刚刚说了招生不去,当然我这里留了一个漏洞,招生不走,招工不去,有时我们优秀知青最顺的路是当官,顺着公社县里就上去了,没有说招干不去。但实际上不管我怎么留了一个漏洞,我还是说了招生不去,一去我就是明显的自己扇自己耳光,食言。所以,一说参加高考,实在太拉不下脸来。

  主持人:但其实自己内心还是想去的是吗?

  吴思:没有。

  主持人:就是不想去。

  吴思:这是很矛盾的心理,只能说比重,比如我有三成、两成想去,七八成不想去,其中不想去的三四成是因为拉不下脸。

 

  赵丕杰:我叫赵丕杰,是首都师大的老师。我195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早年在北京市教育局从事教育行政工作。1977年高考的时候,我很有幸参加了高考的阅卷,78年我也参加了阅卷,后来就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一直到退休。

  主持人:赵老师是77、78年两届高考评卷人之一。

  赵丕杰:对。

  老鬼:我叫马波(编者注:《血色黄昏》作者老鬼),我是1968年冬天去内蒙古草原插队,1976年从内蒙调到山西大同当工人。1977年年底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主持人:您是78届的高考生?

  老鬼:77级,但是78年入学的,2、3月份。

  主持人:吴老师?

  吴思:我是吴思,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78级人大中文系,77年第一次高考时我还抵制不考。

  主持人:一会儿得问问您是什么原因(笑)。

  吴思:那会儿极左,第二年才考的。

  主持人:您是78级的高考生了。

  吴思:是。

  主持人:那时候参加高考,都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马老师,听说您在考场特别激动。

  老鬼:是,特别激动。当时因为我的经历比较坎坷,因为我插队以后,后来我们那儿被兵团接管了。被兵团接管了之后,兵团这个地方是很严格的,像部队,但它又不是部队,有部队的军事化管理,当时极左,狠抓阶级斗争,一点小事就是阶级斗争。当时我其实就是因为跟一个班长打一个架,结果就算是阶级斗争,后来就抓起来了,给我定成现行反革命。

  主持人:按照正常要参加考试的年龄来算,您应该哪一年参加高考?

  老鬼:应该是66年我是66年66级高中毕业,结果77年才参加高考。

  主持人:整整被压抑了11年,所以您迸发了无限激情。

  老鬼:我在内蒙受了不少罪,能够考试遭了不少罪。

  吴思:现行反革命让你考试不容易。

  老鬼:后来改成人民内部矛盾了。

  主持人:其他两位老师经历了那段时间,肯定比较了解那时的情况。这里有一段马波先生回忆自己写高考作文时的文字,当时心情的一段描写,您说:“写这篇高考作文也是出了一口气,边写边流泪,过去的创伤又全撕开了”。

  真对不起,马老师!又在这里让您重温那一段历史了。

  “一股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包围了我。我的右胳膊硬得像木头棒子,三个手指头紧紧攥着钢笔如同攥一把大斧头,拼命地写,抡圆了砍……”

  是不是现在提到这儿,当时的画面还是历历在目?

  老鬼:对,当时高考在大同市的市中,进入考场后,我觉得过去做梦也不想敢,因为过去我在兵团是最底层的五类分子专政对象。那时每年都有工农兵学员去,都是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去上大学,大部分都是表现好的,领导认可的,这是永远轮不到我的份,所以我只是非常羡慕他们。这辈子我觉得我是上不了大学了,当时很绝望,打倒四人帮之后,这是咱们国家第二次解放,把四人帮打倒等于是改朝换代了,特别大的事。

  主持人:所以您就特别憧憬上大学。

  老鬼:我没想到,真是一点都没想到我能上大学,因为我30岁了。

  主持人:什么机缘让您参加这次考试?

  老鬼:当时规定高中毕业就可以参加考试,我是高中毕业,所以我完全有资格。

  主持人:顺理成章就参加了这次考试。听说您写完这篇作文之后就躺倒了,累的还是激动的?

  老鬼:反正是很消耗,我从头一直写到尾,从进考场开始写一直写到敲铃,我才交卷,就没停,把我这些年憋在肚子里的话全写出来。

  主持人:一股脑,就像刚才描写的,把您的心情全写出来了。能不能想起印象最深刻的几段话,跟网友朋友说一说。

  老鬼:我记得当时手特别使劲。

  主持人:那不是把试卷纸,要写破了吗?

  老鬼:真是这样,觉得全身有一股劲要发泄出来,所以手特别使劲,把考试卷点得好多点点。

  像我在兵团我是反革命,大家都要跟我划清界限,非常惨。

  主持人:是这种情况下参加考试。

  老鬼:所以特别激动。

  主持人:可能也是一种释怀。听说监考老师就站在您后面,看完您写完这篇文章,自己都流泪了。

  老鬼:这个监考老师流没流泪我不知道,但是别人告诉我阅卷老师有很多都掉泪了,因为我自己就是掉泪写的,一写止不住就流泪了,所以监考老师老看我,觉得我很怪。

主持人:赵老师批卷子,是不是有碰到像马老师这种满含热泪的写作风格出现?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青年写出来的文章非常激愤?

  赵丕杰:有,但是好像像马老师说的内容我还没见过。

  主持人:马老师到底写什么了,有没有您印象深刻的几段话,跟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

  老鬼:比如我就想起我在草原上有一次,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样整不对,我不服气,就逃跑了,我上访。结果那天走了一天,到夜里走了一深夜,在草原上非常冷,茫茫大草原没有人,当时累的腿都已经抬不动了,就累得躺在汽车压出来的路上。躺一会儿,背又特别冷,所以又赶紧爬起来,又得走。最后我就觉得坚持不了,腿都抬不起来。后来看见一个小牛圈,我就钻进那个小牛圈里,跟小牛在一起。当时那个小牛圈里有7、8条小牛,我就把脚放在小牛肚子里,蜷着过了一晚上。

  当时我逃跑是专门捡特别冷的天,春节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不会追我。我想起这些事就特别激动,觉得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打倒了“四人帮”,等于是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主持人:对不起马老师,又让您回到了以前。可能这是我们现在很难体会的。您当时写得更多都是真实的感受。吴老师呢?您还记得您当时的作文题目吗?

  吴思:我们那一年的作文是缩写,比如一千多字的文章,缩写成3、5百字,抓住要点,没有作文。我看着还很失望,怎么不是作文呢。

  主持人:还不是作文。缩写有没有可以自己发挥的空间呢?

  吴思: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就是你如实地别丢了要点把那个缩写下,把废话删掉就行了。

  主持人:原来这样。赵老师,当时您批阅作文的时候,更多发现的是什么样的文章呢?有没有您觉得写的比较好的,特别感动您的文章?

  赵丕杰:有很多。后来我们编的那本书里收录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文章。

  主持人:是不是您今天也带来了?

  赵丕杰:带来了。我想说一说当时我参加高考阅卷的一些情况。

  77年刚刚恢复高考,那个时候主持阅卷的和参加阅卷的老师多数都没有经验,都缺乏经验。而作文和其它科目又不一样,它没有一个精确的评分标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篇文章不同的老师看,可以给出区别很大的分数来,这样就会影响考生的命运。因此,我们阅卷的时候,那一年作文阅卷时间很长,比现在高考阅卷时间要长的多。开始的时候就花了好长时间,大家在研究评分标准,选出几类文章叫做标杆,这样的文章就是一类文,那样的文章就是二类文,然后经过大家反复的讨论,最后使它统一来认识,这样就尽可能地使评的分数和学生作文的实际相适应。

  主持人: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太不容易了。

  赵丕杰:就是,就是。我们当时参加阅卷的老师和考生那种兴奋的心情是同样的。高考中断了11年,现在恢复,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也是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参加这个阅卷,而且感觉到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自己给人判了一个分数,判得准确不准确直接关系到这个考生的命运,评分评得好可能考上,评分评得低了也可能考不上,决定一个考生的命运,所以我们深深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所以很认真。当时我们评卷一个点有8个组,我所在的那个组有4个小组。我们小组开会就开了很多次,一开就是开半天,就是讨论评分标准。我是我们那个小组的组长,我在小组里除了自己看作文以外,还要抽查其他老师的评分,发现有共同的问题,组织大家讨论,大家统一认识。

  主持人:再复查。

  赵丕杰: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到了后期,大家的看法,对评分标准掌握基本上一致了。但是从我们看作文的情况来讲,那一年的考生全国是570万,考生从可以说从小学文化程度一直到具有写作水平很高的考生都有,差距是非常之大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作文水平和其它知识水平都差不多。

  主持人:其实也是那一段历史的对照。

  赵丕杰:对,有的作文写的很好,也有的作文写的简直不象样,一共写3、5行,句子不通还错别字连篇。当时阅卷老师的思想状况也不一样,有的老师往往津津乐道于学生作文里那些笑话,作文有话柄,谈这个问题。

  当时我的想法不这样看,这个事情不是考试里,在当时那个时候流行过很多说学生水平低,回答出错,这一类的事情很多。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是谁?当时有人回答蒋是蒋介石,宋是宋江,孔是孔老二,陈是陈伯达。很多老师把它当作笑柄。其实我听了以后心里是很沉重的,我觉得这笔帐不能算在学生身上,应该算在那个时候的极左路线上、那一段历史。只有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学生才能做出这样的回答,大家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蒋介石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讲宋江,因为批水浒,宋江是投降派。为什么知道孔老二,就是批孔老二。为什么知道陈伯达,就是批陈伯达。就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学生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所以做这样的回答。所以,这笔帐都应该算在当时的极左路线。

  主持人:不是笑话,而是警示。

  赵丕杰:对,因此我在看卷子的时候,着眼点是注意发现好的作文,我们非常兴奋,觉得这比我们平时教的学生那个水平高的多。我们当时就自发地,情不自禁地把这些作文手抄下来。我个人在抄,后来我才知道好多老师也是不约而同地也在抄。后来当然大家知道有人在抄,抄给别的人看,所以别的老师也开始抄,抄了不少。当时北京市有3个语文阅卷点,后来知道一共是抄录了将近150篇好的作文。

  这些作文抄的都是好的,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有的老师看了没有抄,别人也不知道。后来我们从这150篇作文里边,精选了25篇,编了一本《作文选评》,配上一些知识,配上一些讲评。这个事情是我当时提议的,我当时想如果把这些优秀的作文能够把它编辑出版,本来最初我们是想把这个作文抄了以后带回自己的学校去给自己的学生作为范文讲。但是这个东西多了,我就想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编出来、印出来给更多的考生看,岂不是更好吗?当时我就给北京教育学院的领导同志提出这个建议来,后来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北京出版社也同意出版,后来我们就编了这本书。

  主持人:赵老师,您说好的作文的标准是什么?您是不是今天也带来了作文的样板给我们分析一下?

  赵丕杰:可以。但时间可能很长。待会再说

  主持人:好。那先请吴老师说一说,刚才您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感兴趣,77年就恢复高考了,但您当时就很抵触高考,但78年又突然转变了自己的思想,去参加了高考,这是为什么呢?

  吴思:77年我当生产大队长,生产一把手,副书记,一心一意跟着学大寨。而且我在公社大喇叭里说是: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我那么左,忽然考起大学来,刚刚说了招生不去,当然我这里留了一个漏洞,招生不走,招工不去,有时我们优秀知青最顺的路是当官,顺着公社县里就上去了,没有说招干不去。但实际上不管我怎么留了一个漏洞,我还是说了招生不去,一去我就是明显的自己扇自己耳光,食言。所以,一说参加高考,实在太拉不下脸来。

  主持人:但其实自己内心还是想去的是吗?

  吴思:没有。

  主持人:就是不想去。

  吴思:这是很矛盾的心理,只能说比重,比如我有三成、两成想去,七八成不想去,其中不想去的三四成是因为拉不下脸。

主持人:想去是什么原因呢?

  吴思:因为我当队长每天早晨吆喝人干活,人家刨一镐,我得刨两镐,收工之后又得安排第二天的活,而且吃不饱,每天满脑子转的就是吃的念头,大家没挨过饿,挨过饿的人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吃吃。那种精神紧张、疲惫不堪、吃不饱的生活状态经常让我感觉受不了,需要一种坚强的精神来抵抗。一想考大学就意味着舒适平静的生活等着,是一种对舒适生活的向往,而不是特别对大学的向往,是觉得当时日子太苦了。

  主持人:还是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吴思:不,我自己选了这个命运,是自己要求去下乡的,并没有想主动改变。如果换一个,比如打仗,经常幻想打仗,一旦开战,热情可能比参加高考还高。一打仗,一下子乏味、枯燥、艰辛的生活全结束了,一个带点浪漫色彩的轰轰烈烈的生活开始了,而且我估计一般不至于挨饿,是带着一种对新生活的向往渴望战争,而且想日子过得真是死了算了,不在乎死亡。

  参加高考究竟吸引我的是什么呢?是更舒适的躲避艰苦的这个念头。但是这个艰苦本身对我又有吸引力,因为所谓“玉汝于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越艰苦,越坚持着顶着往前干。我如果心里有一种畏惧怕苦的念头,我会觉得很耻辱,怎么会有这德行,会压制、控制住,即使原来有三、五分,我也压成两三分,把原来三五分要学大寨的念头夸张地感受为七八分,然后好像狠斗私心一样,遏制住自己私心的欲望。

  主持人:那时人是不是都是这样?

  老鬼:他说的对,他的很多思想我都有,比如特别渴望打仗,全都是一样的。

  吴思: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尤其我是极左分子,并不多,比例很小。

  老鬼:当初我也是极左的,只不过比你觉悟的早一点,因为我的处境使我很快就反抗了,不愿意在那儿扎根了,在那儿扎根不行了,我也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也要离开,要走。

  开头内心很复杂,但是以抵制为主,一方面觉得太丢脸,一方面觉得我这事还能做成,学大寨还能学成。第二年很多那时学大寨,什么打自留地什么的,第二年好多包干,包产到组,工厂发奖金这些消息越来越多地传出来,而且非常有效,一旦用物质刺激,一旦搞包干、包工马上积极性就调动起来,渐渐觉得其实那条路有可能走得通,大寨这条路越来越觉得是一种绝望,走不动,讲起来特复杂。农民多刨一镐,少刨一镐都能算出来,自留地为什么能干好,干部为什么怕得罪人,又不敢得罪人,都能算出那个缺口。

  当时我算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我顶不住这股力量,顶不住农民汪洋大海一般的偷懒,也顶不住新的办法更管用。觉得自己的这条路走不通了,坚持下去已经越来越觉得没有意义了。

  主持人:所以选择了高考。

  吴思:那时我没那么清晰地意识到,但总是觉得好像抵抗力越来越弱,支撑我抵抗的信念也越来越弱,再就是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的父母第一年逼着我考我不考,第二年又求着我考,我开始话就软了。最后我们的大队书记,我是副书记,还有公社管知青的副书记都来出面劝我,因为他们也有压力,他们觉得你放着优秀知青不让考试,是不是你们政策有问题。他们就劝我考。我还假装犹豫,说我想想,好像还下不了这个决心似的。实际上心里听他们一劝,我就已经想考了。但是嘴上又显得不是那么痛快,拖着。

  主持人:这一点您和马老师完全不同,马老师是主动积极地要考。

  老鬼:因为当时吴思是比较受重用,政治上他是干部,我是最底层,我离开兵团以后,因为我在兵团那个地方非常臭,当地人都知道我。

  主持人:你是8年的兵团生活,5年的生活都是挨整。

  老鬼:专政对象。后来等给我改变性质了,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把我换一个地方,后来我爸爸、妈妈就把我调到大同,在大同当工人。当时说是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翁,可事实上现实我在工厂里干,到了找朋友的时候,好多女同志不愿意找工人。

  主持人:这就和电视剧演的不一样了,电视剧里那个时候好像谈恋爱特别愿意找工人,又红又专。

  吴思:农村姑娘愿意找工人。

  老鬼:我们愿意找城市,比如我是北京,愿意找北京,个人问题解决不了,特别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跟家庭关系不好,父母就因为我的一些看法,我写我的书,他们就反对我写。

  主持人:你在高考前还跟父母断绝了关系。

  老鬼:不是我断绝,他们反对我写我的书《血色黄昏》,他们坚决反对,为此还跟我不来往。

  吴思:杨波的母亲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杨沫。

  老鬼:我就想完全靠我自己,我上

北京大学完全是靠我自己,我当时父母跟我处于断交状态,我就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主持人:当时考上是不是也就恢复了关系?

  老鬼:对,而且我在草原时有我心中的女神。

  主持人:谁?

  老鬼:在北京有一个,但从来没有跟她有来往。

  主持人:就是心里想着。

  老鬼:对。考上大学之后终于跟她建立了联系,命运完全变了。

  主持人:那个女神也是你当时参加高考的一个支柱了吧?一个动力吧?

  老鬼:是。

  主持人:一谈到那一段,我觉得您还是比较激动的。

  主持人:吴老师呢?您正常参加高考的时间不应该是78年吧?

  吴思:76年。但那会儿都错乱了,应该是夏天毕业,我们是冬天毕业。如果按照正常情况我应该是75年夏天参加。

  主持人:按照您当年参加高考的心情,您最后被通知人民大学录取了,是不是特别高兴?

  吴思:表面上没有什么,表面上我沉默。

  主持人:我发现您是一个特别善于隐藏自己内心世界的人(笑)。

  吴思:当干部嘛,现在的领导也是这样。后来一告诉我那个分特高,我一看果然特高,不紧不慢地就回到知青宿舍,拿把镰刀到山上,我那会儿正看秋,因为只有愣头青知青才能看住秋,走到山里没人的地方按捺不住就跑,几十层楼高的山高,一口气爬上去,还蹦两蹦,大气都不带喘的。后来我一想我怎么这个德行,我这么想离开农村,我原来心里不是这么想的,觉得怎么这么可耻。

  主持人:两位老师是不是觉得吴老师经常是自我做斗争,自我矛盾的那种。

  老鬼:对,内心有一种挣扎。我们都是自愿下乡的。

  吴思:可以不插队。

  老鬼:走的时候心里很矛盾。

主持人:赵老师,这两位是不是都是属于基础比较好,考的比较好的学生。

  赵丕杰:当时我们看作文,作文考的比较好的还是老三届的毕业生,但是毕业一两年的学生也有一些作文写的很好。我准备待会儿要选几篇文章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包括刚毕业一两年的学生,也有包括老的30岁的学生的文章。

  主持人:好多网友都已经按捺不住了,还是请您给我们说一下他们写的文章都是什么样的。

  赵丕杰:好的。我选读几篇介绍给大家。

  主持人:这是您当时抄写下的。

  赵丕杰:这是当年我们根据抄写的文章筛选之后选的,《我在战斗的这一年》。就是北京当年高考作文题,77年的高考作文题。

  主持人:您就把最华彩的地方告诉我们。

  赵丕杰:这篇文章只有1200字,我就把它读一遍,因为要说的话不太好说。

  主持人: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篇文章。

  赵丕杰:欢庆胜利的锣鼓敲响了七年的沉重,伴随着胜利的鼓点,我开始了新的教师生活。这是我的第一节语文课,第一次走上讲台不免有些心慌,但是我对要讲的内容熟悉得几乎要背下来,这又给我增添了一点信心。我一笔一划地在黑板上写下了课文的题目,第一课《中华民族》,接着我就开始给同学们朗读课文。为了了解一下同学们的学习情况,我打破了惯例,先默写同学们以前学过的一些字词,并叫了三个同学到黑板前来默写。

  我念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有很多江河湖泽。”

  其中两个同学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一个同学的字我几乎看不出什么。当我念到“江河”一词时,只见他在黑板上划了三个歪歪曲曲的竖道。我问他这念什么,他红着脸半天不说话,我一再追问他才说,我不会写,这是代号。

  我这才明白那些认不出的字都是代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这笑声像针一样扎进了我的心。我厉声喊道:还笑你们!

  教室里静下来了,我们师生默默相望,冷静中我好像从同学睁圆的眼睛中看出了他们在说:“老师,是四人帮害了我们。”

  放学了,我久久地站在黑板前,望着那醒目的课题:中华民族。再看看那底下歪歪扭扭的字和代号文字,心中一阵阵绞痛。我们伟大的祖国有悠久的文化,几千年前劳动人民就创造了文化,古老的中国文化驰名于世界。

  而今天20世纪70年代,我们这新一代却成了文盲。透过那小虫子爬似的字,我好似看见了四人帮的“闹而优则仕”,搞垮我们后一代的一件件罪恶行径。

  我狠狠地擦掉了那些小虫子爬似的字,我要用我辛勤的劳动给中华民族增添新的光彩。没过几天全班开了“为革命攻关”的主题班会,就是那个写代号的同学流着泪水喊出了“还我时代学生”的心声。这是千千万万学生的心声,也是千千万万老师的责任。我们师生共树决心,而今迈步从头跃。

  从那以后同学们每天很早来到了学校,我也每天晚上走家串户,在我的时间表上,已经没有上班、下班;平时、假日之分。我们师生一起把对四人帮的仇恨,把对党的热爱全部倾注在为革命学习上。

  ……

  今天是我的作文分析课,当我抱着一摞厚厚的作文向教室走去时,心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上课了我拿出一本作文念给全班同学听,这就是年初写代号的那个同学,他的作文题目是《回报》。他记叙了一年来自己为了夺回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而刻苦学习的一件事情,字还有些歪歪扭扭,但整篇文章几乎没有错别字。透过字里行间,我好似看到了我们师生共同劳动的滴滴汗水。

  在抓纲治国的1977年,我们伟大的祖国每天都在发生着奇迹般的变化,多少人用劳动的汗水建设着祖国的锦绣河山,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刚刚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活,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大目标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工作。我们就要用胜利送走战斗的1977年了,我们会用更新的战斗迎接新的一年。

  主持人:的确是那个时候人们心情的一种写照,接下来请赵老师进行一下点评。

  赵丕杰:写战斗的一年里,可写的事情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抓准一个角度,从一个地方来切入。他这篇文章好在什么地方呢?选取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只会写代号的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和自己的努力之下,用了一年的时间,有了很大的进步,几乎上消灭了错别字。他从这样一件事情反映了自己在这一年里边自己的战斗和自己的成果,

  主持人:那时高考作文分数应该多少分?

  赵丕杰:作文判是100分,但是有人折合成70分。

  主持人:这样的优秀作文应该得多少分?

  赵丕杰:这篇作文我们给了很高的分数,至少97、98分。

  这篇作文写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学生在黑板上写像小虫子一样的代号。第二件事,紧接着在学校里开了班会,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上来。第三,期末通过作文讲评讲了一件事,写了师生努力的成果。第一是批评。第二,调动积极性,抓住了解决矛盾的关键。第三件事,矛盾得到了解决。这里边最好的一段就是“放学了我久久地站在黑板前”那一段。

  主持人:完全把作者的心情写出来了。

  赵丕杰:对,题目课是《中华民族》,但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到了70年代,我们新的一代却成了文盲,这很沉重。我评语里写这样几句话,通过一个学生写错别字看到了四人帮对一代人的毒害。文章看得深刻,说得沉重,以小见大,发人深思,这就写出了深度,突出了主题。

  主持人:刚才我们的网友朋友说是不是77年那会儿的文章题目都很简单,看起来文章不是那么简单。

  好的,赵老师,我听说您当时批阅这个高考卷子还有一番特别的经历,是吗?

  赵丕杰:我1952年就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了,比吴思早毕业了30年。我早期在北京教育局做行政工作,做秘书工作,后来1957被划为右派,我以不同的形式劳动了15年,在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从25岁到40岁多一点,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

  高考的那个时候,我1970年是以北京市直属机关下放干部的身份下放到延庆去劳动,73年我结束了劳动被分配到延庆县的一个中学当语文老师。1977年高考判卷的时候,我是作为延庆县的教师团的副团长,教师带领了20、30位语文老师到北京来判卷。

  主持人:你们是不是在一个特别封闭的小旅馆。

  赵丕杰:就在和平里的一个小旅馆,那个小旅馆简陋到什么程度?后来我没再去过,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现在有什么标准间,那都没有,一个房子像教室一样,我们当时20个男老师就住在一间像个大教室那样的房子里,睡的是双层铺,我还睡在上铺。大概是那么简陋。我们一个女老师住的宿舍就跟现在有些中学的宿舍一样,一间屋子里边摆了4个双层床,睡8个人。我们就在那个屋子里面判卷子。

主持人:但是现在想一想,那个时候中国的人才生杀大权就在你们几个人的手中,就在那间简陋的小旅馆里面,就这样出现了。我最想问的还是高考对三位最大的人生转变在哪里呢?从吴老师开始。

  吴思:我离开了极左路线,要不然还在那儿学大寨呢。当然我估计再持续也就持续两三年,以后还得走。考上大学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主持人:您那时基础就很好是吗?

  吴思:我基础好不好,反正我一直在学校当团支部书记,总是优秀学生吧,尤其是考文科,我觉得不复习也能考上。

  主持人:平时积累的就很多是不是?

  吴思:对,整天手不释卷,现在也是。

  主持人:高考之后呢,您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吴思:高考比如上大学,纯粹大学本身我觉得给我带来的东西,现在用得上的也就是古汉语、英语这些工具性的东西,要说有些什么东西别的地方不能学的无法替代的,也未必。我要是写一个高尔基那样的《我的大学》,我写的就是我的插队,我认为那就是我的大学。大学倒是那四年书早读晚读问题不大。

  主持人:马老师呢,我知道您现在是非常知名的作家,笔名是老鬼,大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肯定非常熟悉,您呢最大的转变参加了高考之后是什么?

  老鬼:我的变化太大了。比如就具体到我,我和我的家庭关系,我当时是丧家之犬,回北京就无家可归了。我记得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全北京市开一个百万人大会,我当时特别想参加,可是我到北京都没地方住,我是流浪的。所以,我考入北大之后,我父母接纳了我,我就等于还有了家,周末有个地方可以回了。

  主持人:最大的变化是和父母修复了关系。

  老鬼:还有我回北京了。在北京生活,原来不知道在北京生活多么幸福。我在外面插队以后就觉得在北京非常幸福,特别想回北京了。原来我没有这个感觉,特别想到外面去,主动去草原插队,为了能去还写血书什么的。可是在那边呆了十年以后,慢慢就特别想回北京了,可是回不去,因为当时北京的户口非常难。像我们家这样的,父母还都是干部,但是都很难进,我是由于我考上大学了,我就回北京了。

  主持人:人生的转折。

  老鬼:对。

  主持人:您呢,杨老师?

  赵丕杰:我在2001年曾经写过一篇谈我自己的文章,我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命运的好转,我个人的命运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现在看起来,这句话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比较笼统,也不精确。因为我这种转变,从在农村一个中学老师踏上高校的讲台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不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三中全会是78年12月召开的,我是在78年下半年已经到了高校,右派改正是79年2月,而我是在78年下半年就到了高校。具体说起来,一个具体的契机是高考。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高考阅卷的时候,向教育学院当时负责中学教师进修和中学教材编写的机构,北京教育学院的一位中文系的负责人刘全力老师,我给他提出建议编这本书,后来他同意了,后来北京出版社派了一个责任编辑,是人大的一个老师张政,他们一起来主持这个事情,在编写的中间我受到了他们两位的赏识,他们发现我好像是个人才。于是张政就向北京出版社推荐,刘全力就向教育学院推荐。

  非常有戏剧性的是,在78年4月份有一天,这两个单位的人事干部同一天跑到延庆县教育局找教育局的局长,要求调我。但是因为这两个单位和延庆县没有隶属关系,只是商调,而高考以后,延庆县也想提高自己的教育质量,所以不放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麻烦短期之内解决不了,可是偏巧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

  那一年的高考,有相当一批大龄的考生,特别是66、67届的考生,当时将近30岁的考生,他们的考分很高,当时的满分是四门课400分,他们的考分都在320分以上。320分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现在750分满分的600分以上,现在考600分什么重点大学差不多都能考上。当时教育部的负责人给各个大学下了一个指示,尽量录取小龄学生,不要录取大龄学生,这一批大龄学生没有被录取,这些人在社会上都混了10年了,他们的能量也比较大,消息也比较畅通,他们就包围了这位部长的汽车,搞了一次请愿。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很被动,最后又决定扩招,大概当时扩招、补招,大学实在没有办法就搞走读。这时北京市当时急需中学教师来补充师资,因为十年断档,没有大学毕业生了。

  主持人:这样您也就有了一个契机了。

  赵丕杰:但当时要新成立一所高校需要教育部批准,旷日持久,这批学生就没法上学。但是要以一个分院的形式出现,只要北京市批准,报教育部备案,报一个文马上就批准了,于是以北京师范学院分院的名义建了一所高校,录取了66届、67届的在320分以上的大龄考生,录取了577个人。

  主持人:您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了。

  赵丕杰:于是调我,这次调我必须放,因为北京市委筹办的,北京市委给延庆县委打招呼要调我去,因此这样我就到了高校。

  主持人:人的命运就是这样随着历史的沉浮而发生变化。

  赵丕杰:但是如果到79年之后,我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以后,我还是可以回来的。但是这个比那个早了半年,我回来实际上比那个时候早了半年,具体的契机就是高考,要没有高考,我恐怕就得等到落实政策以后。

  主持人:30年前的高考是沉重的,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回味的。感谢三位嘉宾又让我亲历了30年前的场景。谢谢大家的光临,也谢谢各位网友的收看,咱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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