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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尚未走出历史的知青典型

时间:2015-03-05 23:24:22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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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知青典型邢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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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知青典型侯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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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侯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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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在山西省大寨村,著名知青邢燕子跟大寨村民热情拥抱。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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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侯隽(左)与同为当年知青典型的邢燕子(右)在一起。

  2008年6月中旬,侯隽在辽宁沈阳、大连等地为她主编的《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举办签售活动。和侯隽一起签名的还有邢燕子、柴春泽等人。众多知青围着他们,握手、合影、仿佛回到了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

  侯隽、邢燕子、柴春泽等人曾经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知青典型。 上世纪六、七年代,官方在知青上山下乡风潮中推出大批典型。他们成为全国知青的榜样和偶象,代表知青参加各种会议,表达各种态度,担任各种职务,并因此闻名全国。

  侯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曾经官至国务院知青办公室副主任。这一身份也令她退休后依然与知青有关的事务。

  侯隽试图促成再版1996年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这两体书汇集大量官文件和资料,被侯隽称之为“正史”她希望书的再版能够与将知青史否曲成血泪史的“野史”抗衡。

  2003年至今,侯隽还在她当年插队的窦家桥村运作了一个“中国知青村”项目。侯曾经邀请其他知青典型前来参观,合作。其中包括柴春泽、邢燕子以及从上海到云南的知青典型朱克家。

  被发掘出的典型

  1963年7月10日,北京高中毕业生侯隽正式将户口从北京迁到了河北省宝坻县窦家桥村。侯的成绩非常好,但在高考前放弃了考试。毕业前,校长给学生作了形势报告;城市就业压力大,粮食不够吃,国家提出“大办粮食,大办农业”。毕业生被要求“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考不上大学,家在农村的学生就回乡务农。

  此时,离北京开始大规模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还有5年,此时的北京仅仅号召农村青年呆在农村,不要到城里来。

  侯隽此时的偶像是王培珍和同样在宝坻农村的邢燕子。

  邢燕子的父亲是天津陶瓷厂厂长,邢完全有条件当工人,但她却选择了留在农村的爷爷身边。这一选择与北京的号召不谋而合,邢被树为扎根农村的典型,郭沫若亦曾为她写诗《邢燕子歌》。

  侯隽与邢燕子不同的是,她根本就是城市人口,却主动到农村,1963年,这一特别之处被作家黄宗英在采访邢燕子时顺便发现。

  此时北京正在考虑和部署动员城市知青下乡,黄宗英在周恩来家吃饭时提到侯隽,周表示,青年到农村去是方向,授意黄宗英将侯隽的事写成文章。当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报道侯隽的文章《特殊的姑娘》,侯隽自此成为闻名全国的知青典型。

  侯认为,恰好符合当时北京的部署,并走在了前面,是邢燕子和她被当典型树立起来的原因。

  与侯隽、邢燕子不同,柴春泽和朱克家下乡并非自愿。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大陆自此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众多城市出现一片红,一锅端的下乡方式。整所学校,整条街道的知识青年统统被送往农村。

  朱克家也陷入了学校,居委会,父母工作单位一起动员的重重包围之中。

  1969年4月,朱克家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朱登上云南的火车时,看到母亲在月台上哭得当场昏倒。

  第二年,柴春泽也下乡到了内蒙古翁牛特旗玉田皋。

  柴原本的志向是参军。此前柴已经是中学里的典型,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副主任,一些被动员下乡的毕业生称:“柴春泽下乡我们就下乡,他不下我们也不下。”

  无奈,柴只得选择下乡。

  朱和柴都在下乡后作出了一些成绩,也有些“反潮流”的举动。朱克家放弃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独自在偏远的爱伲族山寨教书。为乡亲当裁缝,木匠和递头匠,柴春泽则尝试在当地种植水稻,并写信拒绝了父亲让他招工回城的打算。 “反潮流”令两人很快被发掘成为曲型。

  朱克家放弃上大学的事迹被上海市革委会云南慰问团相中,一份名为《山寨里最忙的年轻人》的材料被送到上海市委。朱克家进入了姚文元的视野。姚马上派出专门的写作班子,到云南采访报道。不久后,署名朱克家的《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大量见诸报刊,朱克家被塑造成了几个第一;山寨里的第一个人民教师,第一个木匠,第一个理发师等等。

  一夜之间,曲型就这样炼成了。

  朱克家感到骑虎难下;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一辈子呆在农村,现在却被拔得这么高,“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就只能接着干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1974年1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报道了柴与父亲的通信,柴也从此成为闻名全国的曲型。

  自此,3人的命运便都不再由自已掌控。

“侯十三”与“政治直升机”

  成为典型后,侯隽、柴春泽、朱克家3人被瞬时抬上了不同的政治地位。

  侯隽一度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团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省妇联副主任、天津市团委书记,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等13个职务,时称“侯十三”。

  1971年,侯隽参加四届人大期间,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侯的职务才被精简为市委书记、大队总书记、县委副书记3个。

  侯的偶像邢燕子更是以16个职位被人称做“邢十六”。

  邢燕子还曾2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5次当选全国党代表,3次当选中央委员,5次见到毛泽东,13次见到周恩来。

  侯隽也曾经是共青团九大代表,中共十大代表和四届人大代表。

  相比之下,柴春泽的官职较小,一直任基层公社副书记,大队支部书记,盟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盟知青办副主任。但他还是成为1975年12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下乡知青代表之一,并曾作为知青代表访问日本。

  3人中,朱克家的升迁经历为名噪一时的“政治直升机”他毫无准备地创造了两次政治奇迹,最短入党时间和最年轻中央候补委员。

  1972年,姚文元在布置采访时得知;朱克家不是党员。姚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

  1972年4月27日,上海方面火速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求突击解决朱克家的有关问题,电话传到山寨。当晚,朱克家被突击入党。从打电话到入党,期间共11个电话,历时9小时。朱克家此时连入党志愿书都没来得及写。他感到有一只巨大的手在后面推着自已走,想停也停不下来。

  1972年6月,“四人帮”在加紧物色中共十大人选,张春桥以“支持新生力量”为借口要求云南省委让朱克家作为知青代表参加十大。8月下旬,朱克家在十大期间,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朱克家心里很虚。他只知道自已被推上去的主要原因在上海。但对上层真实意图一无所知。

  北京的会场上,坐在一群老者中间,23岁的朱克家常常紧张得双手,双脚不停地颤动。回到昆明,面对台下的高层领导作报告;朱也时常面红耳赤,甚至读错内容。

  朱只能慢慢适应,逐渐进入状态。

演讲与表态

  被抬上高位后,典型们承担起各种政治任务,北京需要他们去动员,去演讲、动表态、甚至直接参与政治斗争。

  成为典型后,侯隽的生活就不停地被会议打断、省、地区、县、各级先进知青代表会,五好民兵代表会、妇联、共青团、各条战线、各种会议侯都要出席。

  侯隽有些如履薄冰:会议太多,谁都得罪不起,不去会被认为是骄傲,去多了自已地里的活又没法干。于是,她只得在开完会后没命地干活。同时接待不断的来访和采访,晚上还得写材料,睡眠时间越来越少。侯隽在记者采访过程中都能睡着。

  侯的会议之多甚至被写成内参并惊动了周恩来,1964年,周为此专门打电话给国务院办公厅,规定侯隽外出必须地委批准,这才减轻了她的压力。

  1964年,侯安排到中学、大学作演讲鼓励学生到农村去,“要真正把自已的理想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到一起,站出来祖国挑选,要有正确的苦乐观。”侯告诉学生。

  许多学生听了侯的报告决定下乡。

  1968年,北京开始大规模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侯隽、邢燕子等人又被重新树了起来,在报纸上反复宣传,成为动员工具。

  这年起,侯隽又要到各地作报告,但重点不再是学校而是知青代表会。侯为知青们签字“铁心务农一辈子。为缩小三大差距而奋斗终生”。

  很多年后,侯隽还因此承担着骂名;一些1968年之后下乡的知青指责她是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始作俑者,但侯隽认为这些人显然高估了她的地位和能量。

  1974年,当了典型的柴春泽也开始到北京、天津等众多地方作报告。

  仅在天津一地,柴春泽就被组织参加了20余场千人报告会,其中一场4000人大会上,柴见到了自已在中学时代就熟悉的典型:侯隽。

  但柴春泽也很快感到了苦恼。一旦有了新的政治运动,柴就会被通知去旗、盟、省的工商、五七战士。知青等各条战线开会表态,新闻单位也会及时采访,要求表态。表态是否明确。及时,成为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尽管很多时候,柴对需要表态的政治运动和风向根本着不清。

  柴想来想去,也只有一条原则可以遵循:毛主席说啥就是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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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知青”又知多少?

  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柴春泽与朱克家共同起草了与会12名知青代表给毛主席和党中央表决心的信。信被毛泽东,邓小平分别批示后很快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关经各地报刊转载。

  这一年11月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

  柴春泽曾在第二年被辽宁省团委、知青办通知参加全省知青“批邓,反击右倾案风座谈会”并要求表态,提供表态稿。

  最终,由辽宁另一知青典型刘继业起草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全省知青共同表态,发表在《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上。

  此前一年,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朱克家参加了北京的第二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招呼会”。

  会议期间,王洪文来到了云南会议组。

  王当场训斥了云南省第一书记贾启云,并鼓励朱克家回到云南仍然要坚持斗争,帮助省委转弯子。

  王洪文的严厉令朱克家又惊又怕。回到云南后,朱克家迅速成为云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军人物。

  朱克家亲自到昆明师院“蹲点”将师院变成全省批邓的典型,并炮制政治话剧《典型报告》。

  1976年,云南省受层层揪“走资派”“投降派”的冲击,工农业生产受到破坏,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

  这些后来又无可避免地成为朱克家的罪证,并因此受到了层层批判。

被打倒的典型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知青典型纷纷倒掉。他们几乎都被认为是“四人帮”的人受到审查甚至判刑。曾经的政治地位瞬间土崩瓦解。

  这一年,在国务院知青办当了3个月副主任的侯隽遭到审查。

  此前,国务院知青办向全国派出10个调查组,形成《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调查报告》及7个附件报送国务院。 “四人帮”倒台后。调查报告被很快认为:“符合‘四人帮’口味”。知青办也被要求查出“四人帮”的人。

  于是,侯成为被调查的对象。侯声称,那时作出的调查报告。不符合“四人帮”口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她还是因为自已3个月的副主任生涯失去1年多的自由。侯每天呆在国务院知青办的办公室里。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接触外人。要求把问题说清楚。侯还被特别提醒。这不是“隔离审查”也不是“停职反省”。

  由于没有劳动,侯隽不得不每天在楼顶上又蹦又跳,防止长胖。侯隽担心,一旦长胖将有可能被认为是态度不好。

  侯隽审查引起了北京知青办的不满;他们指责国务院知青办在需要找个人承担责任的时候;选择的替罪羊居然是知青办里唯一的知青。

  当年12月4日,柴春泽也被“办学习班”第二年4月遭到逮捕。

  柴也被认为是“四人帮“安插在知青办里的人。另一罪名是将矛头指向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柴被关进看守所,押送到各地批斗,游斗中,负责押解的警察每人揪住柴的一只耳朵,柴恍如梦中。

  柴理解不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明明是一心跟着党走,却变成了“四人帮“树的典型。过去的功绩变成罪名,过去心目中“党的化身”瞬间变成了“反革命野心家”。

  朱克家是在“四人帮”倒台后数日,才从另一知青口中偶然得知这一消息。朱感到莫名的悲哀,身为中央侯补委员,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1976年11月,朱克家在昆明被隔离审查,朱曾经与专案组激烈对抗;他拒绝承认自已有政治野心。他坚称自已仅仅是被上面推到高位,然后按照上面的意图做事而已。

  但最后,朱还是被迫承认专案组所需要的野心与罪名。

  1979年2月,朱克家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下放到滇黔边界的洪恩煤矿劳动锻炼,并被指定必须下井。这种明显惩罚性的劳动剌痛了朱克家的心,尽管他觉得煤矿并不比插队的农村更劳累。

  1977年12月,侯隽恢复自由,回到窦家桥村继续当她的村支部书记。此时,柴春泽也刚刚被释放,但精神因遭受严重刺激而失常。

  柴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以前自已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不都是党让做的事情吗?怎么现在又不是了呢?柴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安排来刺探自已是否真的拥护党中央。他每天神经紧张,嘴里不停地唠叨;“相信党,忠于党,相信党,忠于党……”。

沉默和不沉默的人

  风浪过后,侯隽得以继续她的仕途。

  1980年,侯成为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宝坻县副县长。2001年,侯隽担任宝坻政协副主席后,工作轻松了不少。

  她有时候会去厦门,上海等地参加知青的联谊会、研讨会,研讨会上,侯隽发言时总是坚持自已的观点,上山下乡是一种有益的锻炼,不能现在生活不好了就全赖上山下乡的日子,一位组织者对侯说,这话也就你说,要是我们说,早就被人轰下去了。

  但互联网上,知青们对她依然争论不休,有人称她和邢燕子等人是既得利益者,有人则庆幸自已再也不需要由这些典型去代表了。

  2002年,侯隽在窦家桥种下知青林,她将“传承一种奉献的精神,留下一片绿荫,为知青历史留下点东西”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树上。这一想法后来演变为建设一个老年社区再后来又演变为一个名为“中国知青村”的知青主题文化公园以及配套的休闲娱乐场所。 “中国知青村”的提法也是吵各不可开交,有的老知青坚决反对侯隽用“中国知青的招牌继续代表自已,称自已的知青生涯,“绝对不是瑰色的回忆”。侯隽则对此置之不理,她承认绝大多数知青并不想呆在农村,也并不情愿被她所代表。侯认为自已能否代表知青,不得看知青本人是否愿意,而是自已代表的是否正确的方向;那时候国家需要年轻人去作出牺牲,带着知识和文化到家村去,解决城市的经济危机,这就是正确的方向。

  侯声称,她当年手下的知青都是自愿下乡的,没有老三届。她本人也不清楚那被强迫下乡的人心中是什么感受。如今,中国知青村里已经有了石山,不染亭等景点。侯的老朋友邢燕子为中国知青村题写的“知青林”3个字被制作成景石,侯说,如果有人设资,这块景石也将被竖立起来。但由于离城市太远,设资一直都没有招来。侯隽必须卖掉一些树,好维持一年10万元左右的维护费用。

  邢在遭受短暂冲击后,也继续着自已的仕途。

  2001年,邢燕子从天津市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邢的家里至今供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瓷像。2005年,地方政府为她编写了《邢燕子》一书并正式出版。

  柴春泽在妻子的照料下恢复了正常,如今在赤峰电大担任学生管理工作。

  柴开办了一个著名的知青网站“柴春泽网站”网站页面的上方飘动着艺术体书写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令柴春泽感到欣慰并一再强调的是,由于在“四人帮”倒台后及时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他被开除的党籍在释放后又顺利恢复了——不像辽宁省其他拒绝表态的典型,吴献忠或者是张铁生,至今没能恢复党籍。

  1981年,国务院知青办曾经编写一本记录全国先进下乡知青的集子《真实的故事》(当时未公开发行)。书中收录了邢燕子、侯隽等86名知青典型的事迹。但没有广西、云南、青海3省的内容。此时正在洪恩煤矿干活的朱克家以及傅衍彭、辛温(女)等云南著名典型因此没有出现在书中。

  朱克家说,不同的知青典型在“四人帮”倒台后的处理结果差别很大,有的只能算是“受了些牵连”另外一些则经历了过多的挫折和磨难。

  1980年代初,朱克家曾试图调回上海崇明岛的一家国营农场。一番运作后未能成功。1994年,朱克家来到云南曲靖,在一家综合性大厦担任了9年经理。2004年,朱克家退休。此时,上海对朱克家来说已经是一个消费高昴的陌生城市。只能做一个普通打工者的朱,觉得自已还不如留在云南。

  朱从未去省外参加知青的活动。即使是和知青老朋友们在一起。朱也避免谈及当年非无话可说,他至今认为当年对他的处罚过重接受不了。曾经有人希望联合他去找政府。纠正当年过重的处罚,恢复被开除的党籍。朱一口拒绝,他对此早已失去了兴趣。朱感谢改革开放的年代,结束了当年的荒唐,令大家的生活都变得更好。他自己也在忙于利用在云南的关系和影响,操作一个煤化工项目。只是朱克家有时候会牵挂当年同为知青典型的好友辛温,辛温在当典型时拼命干活,严重摧残了自己的身体。当年留下的后遗症,至今还在折磨着她。(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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