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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百万知青走向“广阔天地”

时间:2015-02-21 21:51:49  来源:知青网  作者: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食指这首诗,曾深深打动一代人的心灵,“朦胧诗”从此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起来。

虽然“上山下乡”自1955年便已开启,但真正掀起热潮,源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深刻地改变了1600万人的命运。

九州风雷震荡激的时代

上世纪60年代 ,是世界政治环境剧烈变动的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在向“二次现代化”过渡,而中国刚刚开启“一次现代化”,随着社会各阶层重新排位,诱发各种尖锐冲突。

在西方,知识阶层对商业文明动摇传统价值普遍不满,感到自身被冷落,随着中产阶级从知识精英手中夺走更多话语权,娱乐化渐渐替代了庄严、文雅、体面等游戏规则,造成深刻的共识危机,以院校为中心,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在东方,由于经历了惨烈的战争,为发展国民经济,战后不得不继续保留着战争动员时期的组织架构,由于直接的敌人早已被清除,这就为不断建构“潜在敌人”提供了合理性,而唯有如此,才能保持这一架构的凝聚力,革命价值观因此受到高度推崇。

表面看,剧烈动荡的形式接近,但彼此发生的逻辑并不尽同,可在当时的大环境中,难免形成互相鼓励、互为参照的效应。

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诗中,认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求“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这样才能“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亟待处理的后遗症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60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50年增长率为23.4%,1953年GDP为30.3%,1958年为32.2%,1959年为19.5%。相比之下,1960年为5.4%,1963年为9.5%。

由于采取强制高积累的政策,因此当时GDP增长基本靠政府投资带动,收益多转化为再投资,反馈到民生的比率有限,据统计,当时全国仍有2.5亿人口处于贫困状态。

为保证投资效率,政府只能重点关注城市,导致城乡差距拉大。人们纷纷涌入基础建设更好、机会更多的城市,可城市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由此带来激烈竞争,可在传统的管理架构下,这种竞争是不开放的,一旦发展减速,非常容易引发不满情绪。当这种不满情绪和革命教育的后果叠加在一起,就给“文革”爆发提供了社会基础。

1966年全国“大串联”,参与学生多达1300万人,教育系统基本停止运转,学生涌入社会,无人敢管,严重影响了正常秩序。当年8月下旬至9月底,40多天内,仅北京市便打死1700多人,抄家3.36万户,8.5万人被赶出城市。

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要求“边上课边闹革命”,取缔了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并对中学师生分期分批进行军训。然而,此时已无法实现有效管理,该举措收效甚微。

1967年,中国GDP增长为-9.6%,1968年为-4.2%,如何处理“停课闹革命”的后遗症,已成当务之急。

用运动来修正运动

其实,早在1964年1月,中央便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当年,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预计,1966年到1970年将有1100万人进入城市的劳动市场,但最终工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只有500万人,剩下的600万人只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

自1962年起,鼓励城市知青下乡已经成为由专门机构从事的日常行政工作,不过,此时采取的仍是1955年的思路,通过补贴、鼓励等方式,诱导城市人到农村落户,社会动员的规模有限。

然而,到了1968年,“上山下乡”有了更迫切的现实需要,即:用一场新的社会运动来修正既往社会运动的后果。因此,与1955年相比,这一次更深入、更全面、更彻底,仅1969年年初,一个半月内就有155万知青“自愿”下乡,到4月底,共在农村安置了405万城市人。

虽然到10月,出现了“下乡知青倒流现象严重,贫下中农没法管”的情况,但整体看,该运动起到了预期效果: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58年的18.5%下降到1978年的17.8%,而同期世界城市化率由平均29%上升到41.4%。

一代人这样走向广阔天地

对于今天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何一篇文章、一个号召,就能产生这么巨大的能量,让这么多人主动投身其中。

其实,当年知青们的心态复杂多样,但主流是满腔热血、积极响应,作家叶辛曾回忆道:“最新最高指示一发表,上海城沸腾了,几十万革命的师生员工连夜上街游行……有人还咬破手指,写下血书,纷纷豪情满怀地表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闹革命!’的雄心壮志。”多年教育塑造了一代人的盲从心理。

此外,“文革”中积累了大量的派系矛盾,是否“下乡”,成为自我证明的标准,即“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于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对于一些不肯上山下乡的毕业生,不给分配工作,不安置户口,街道天天登门做工作,在当时,没有户口就无法得到粮票,就很难在城市中生活。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在“不去也得去”的压力下,只能屈服。

此外,还有一批学生误以为上山下乡可以“镀金”“有官当”“荣宗耀祖”,一名知青在信中曾写道:“我插队将一年了,知青中‘镀金’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这私字又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啊。”

虽然国家给了下乡知青一定的安置经费,单身者人均230—250元(1973年后又增加了一倍),成户下乡为130—150元,但由于存在大量贪污、腐败问题,一些知青未能充分享受到相关补贴。

从悲情走向自豪

“上山下乡”有其积极一面,近20%的知青从事赤脚医生、会计、教师等方面工作,向广大农村普及了现代知识,提高了教育水准。

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农村发展速度较快时期,因新技术大量应用,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村本身已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能靠纷纷涌入城市来解决。然而,由于生育速度过快,到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新技术、新作物带来的增长空间渐渐被填满,加上副业受限,农村自身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被抑制,大量知青的反向流动,自然加剧了负担,在一些地区,因过度垦殖,严重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

受“上山下乡”影响,到7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生数量严重不足,制约了社会发展,此外,该运动还给许多参与者留下深深的伤害,荒废了他们的年华。

根据王甫勤先生研究,是否经历过“上山下乡”对人们后来的地位和收入没有明显影响,但在知青内部却有较大差异:父辈是白领阶层的知青后来进入白领阶层的优势是他们进入社会下层的1.58倍,父辈是蓝领阶层的知青进入蓝领阶层的优势是他们进入社会下层的2.05倍,每早一年返城,知青进入白领阶层的机会增加7%。这,显然既降低了知青整体的幸福感,也塑造了悲情与自豪两种不同的语境,最终取决于言说者以及大环境的需要。

艰苦的环境确实也锻炼了一代人,他们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所以,诗人食指在《相信未来》中写下:“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在绝望中坚持,确实不是件容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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