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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养老问题的若干思考

时间:2014-12-09 20:31:46  来源:《知青》杂志  作者:王家林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老年大国。知青作为今日中国老年社会的一个庞大群体,在当今的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更多,情况也更为复杂,急待政府和社会各方给予关注和支持。本文仅根据国内已公布的各类相关数字和政策,对当前中国知青养老问题作一深入剖析,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和建议。

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慨况

中国从21世纪初就进入老龄社会。根据国际统计的惯例,通常60岁以上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10%,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中国早在2005年,60岁以上人口比率就已达11.5%,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达到7.6%。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亚洲老年人口的二分之一,截至2011年底的数据,大陆60岁以上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13.7%。而在2014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养老研究学者的最新数字,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己达2亿,占全国人口15.4%。中国三无老人(即无子女、无老伴、无经济来源老人)已达3000万,而全失生活自理能力、半失生活自理能的老人有3000万,空巢老人有1亿。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曾提出:中国养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老龄人口基数过大。《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截至2012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并预测2020年老年人口达到2.43亿,2025年达到3亿,到2035年,中国将会出现不足两名纳税人就要养活一名养老金领取人。由于老龄人口呈现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的趋势很明显,加之“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特定结构,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异常严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国家,而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更使中国面临的养老压力空前沉重。

受知青返城相关政策的影响,中国第一大市上海现时号称中国“头发最白”的城市,全市人口中超过20%逾60岁。而到20030年,这一比例将达40%。北京的老龄人口现时占总人口比率也超过了15%。

不久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表示,1990年18个中国人养一个老人;2000年10个人养一个;现在3个养一个;很快就将要2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银发潮”的来袭令中国跑步进入老龄社会。

二、知青老年化状况

在中国社会养老的大形势下,知青老龄化状态及养老问题尤为严峻。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各类的不完善“阵痛”,诸如基尼系数过高,贫富差距过大,缴纳社保金和退休养老金领取出现双轨制,社会养老资源稀缺匮乏等,知青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一)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60岁至70年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占到70%左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亏损倒闭、破产、改制。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其中知青占75%左右。21世纪初至今退休的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占三分之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老知青刘晓萌在《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中说:“现在城市的底层,被边缘化的贫民,很多都是当年的知青。前几天看到知青作家梁晓声有个谈话,他说85%的知青处在社会底层。落入底层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有的原本就是工农子女,家境差、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农村呆的时间较长,后来没能升入大学;再有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觉得不能忘记这些人。他们落到今日的境地,当初政策的制定者要负很大责任”。

(二)知青老人中的绝大多数处于社会的最低层,退休金低,仅够维持自身生活,若患病或需要护理,就会捉襟见肘,无力承担,陷入窘困境地。2013年2月2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老人近四成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绝大多数知青未富先老,退休后由于领取的退休金少,社会保障低,早已沦为社会最低层的庞大弱势群体。

学者杨娟、李实在《世界经济文汇》2011年第5期刊登《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指出:“文革十年浩劫造就了一代特殊的人群——知青。他们经历了经济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几次震荡:年轻时遭遇文革不得不下放到艰苦的农村或农场,中年时因为教育程度所限面临下岗的困境,晚年时其子女的就业状况又出现严峻的挑战。”该文指出:“上山下乡使知青的教育中断,从而可能会影响到之后的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会随着教育水平或教育年限的提高而增长,所以上山下乡对知青的收入水平有明显负作用。文革造成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中断,类似于欧洲国家所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年轻人的教育投入,也使其收入遭到损失”。

该文并指出:“通过运用经济和统计的分析方法,估计了下乡经历对知青工资的影响。发现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低收入知青群体的差距非常大,也就是说一部分知青的生活将非常艰难。对排除政策补偿的工资进行OLS的回归结果表明,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显着为负”。

(三)由于中国1979后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因知青家庭基本上都只生育一个子女,知青老龄化后,许多知青子女不在身边,养老靠子女成为一种奢求,导致知青老人中空巢现象很普遍。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知青老人已逐渐进入半失能、失能状况,更令晚年养老举歩维艰。

三、知青养老抽样调查

   笔者是一位1969年下鄉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老知青,大量耳闻目睹周边熟悉的知青老年之艰辛凄凉,一直密切关注知青老人到生活状况,不久前自发做了一個知青老年生存状况的调查,对原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四营26连、28连、30连的扬州知青返城后的状况及养老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把調研知青分為四种类型;

   (一)特困户:有的知青经济条件差,终生未娶,无子女,孤寡老人;有的知青已丧偶,40多岁就下岗,身患疾病,每月只有300多元生活费。子女也是普通工人,收入较低。這樣的特困户有18人,占调查知青总数400人的4.5%。

   (二)贫困户:有的夫妻双方是知青,都是下岗、退休职工,单位倒闭或卖给私人老板、原单位领导层。他們的职工身份已置換,买断工龄,一次性拿了2-3万元的买断金,失业回家,“五金一险”要由自己交;或由原单位先帶交,但个人要打借条,退休后在退休金中扣除。一些人失业后雖又重新工作,但都是无技术含量,劳动量大、报酬低的工作,还要供子女上学,赡养老人,生活十分窘困。這樣的贫困户有365人,占调查人数的91.5%。

   上述的特困户与贫困户合计有383人,占调查人数的95.75%。

   (三) 富裕户:知青夫妻双方或一方是企事业单位、國企的领导、中层干部、學校教师等。他們退休前的收入颇丰,退休后所領的退休金達5000元以上, 還有医保、商业保险、年金等。这样的知青富裕户有9人,占调查知青的2.25%。

   (四) 富足户:有极少数知青回城后較為幸運,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经商下海,经过努力拼搏,如今事业有成,成为知青中的成功人士,经济相當富足。这样的知青有3人,占调查知青的0.75%。

   上述的富裕户与富足户合计有12人,占调査人数的3%。

   以上知青养老状况调查結果雖然范圍有限,但卻是全国知青老年生活状况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江苏属于全国经济发达地区, 知青状况已經较其它地区為好,相信其他內陸省市的情況會更差。

四、知靑养老调查結果综合分析

   根據上述所作的抽样调查,筆者特對國內知青晚年養老情況作一粗略分析。

   (一) 贫困户占絕大多数

   筆者調查的特困户与贫困户占95.75%,占调查知青的絕大多数,這一情況值得注意。清华大学教授李強認為,現時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民众有55%,中层阶级約占30%左右。按照李强教授的分析,知青的贫因比率是李強教授分析比率的0.75倍,明显高于其他的社會群体。知青老人的絕大多数生活在中國社会底层,低退休金仅能维持日常简单生活,平时的文化生活,休闲旅游,定期体检等有品质的生活需求,只是一种奢求。若遇患病需要治疗护理,或生活失去自理能力,就必然陷入窘迫凄凉的境遇。现在內地老人中常见的心血管病,只要住院检查治疗10多天,就得花费1萬多元,除去医保能报销75%,病人还要自费30%另还要付“门槛”费800元。如果碰上动手术,連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红包” 在內,动辄就要几万、十几万,这对于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勉強渡日的知青老人,實在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故有知青這樣無奈自嘲;“小病拖,大病扛,只有等着见阎王”。

   有一位男知青出身贫寒,身患肺结核、内风湿多種疾病,终身未娶,孑然一身,成了孤寡老人,长期臥床,生活不能自理,也无钱到医院治疗护理。扬州市仅有一家公立的福利老人院,远在郊区,床位早滿,排队輪候要10年后,而且不接收失能老人。故此,这位知青只能孤身躺在家中,死拖活捱,靠社区義工不定期地探望、顿饭,有時送一次饭要吃一、二天。盡管當地知青已經组织起来,經常送饭护理,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無法给予穩定、有保障的治疗护理和生活照应。2013年,这位长期臥床患病的知青死在家里一星期后才被人发现,還是知青和社区派人把其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火化后骨灰无人要,無法安葬,社区要知青把骨灰带走。这个 “三无” 知青老人最后這樣无依无靠死去的凄惨境遇,是當今社会的缺失和耻辱。

   有一位女知青刘春兰1969年3月上山下鄉,下鄉前就有严重哮喘病,说话走路都喘得厉害,下鄉后根本不能参加体力劳动,连队分配她看菜园,回城后分配在社办工厂工作,工资低,无钱治病。九十年代下岗后,女儿失业,丈夫踏三轮车,生活更为窘迫困难。她日常简单生活都难以为继,更无从到医院治病,也不参加任何的知青聚会,在极度贫困中苟延残喘,对未來生活失去信心,心情极度痛苦絕望,最终上吊自尽。

   还有一對知青夫妇,女儿在国外工作,这对空巢老人退休金加起来只有2000多元,生活艰苦,无钱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和保健护理,身体状况日渐恶化,后來中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女儿雖回國陪伴护理照顾一段时间,后來也回去了。这对知青老人经过治疗,稍有恢复,但行动不便,只有半自理能力。后经当地知青组织爱心小组热情相助,轮流帮助买菜、烧饭,料理家务,扬州电视台专门為此报道表扬。

   类似以上事例还有许多,不逐一例举。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现象还会越来越多,知青老人的不幸事情还会經常发生。

   (二) 富裕户少,有的因病致贫。

   知青调查中的富裕户、富足户只有12人,占调查知青的3%。按清华大学李強教授的“城市中层阶级占30%”的推断,若富裕户就相当于城市的中层阶级,知青中层阶级只占城市中层阶级旳十分之一。筆者调查的400个知青中,沒有一个公务员编制,只有两人虽在市级局机关担任中层干部,但只是亊业编制,虽然在职时工资待遇与公务员相差不大,但退休后待遇与公务员退休差距较大,退休金只有公务员及同等退休人员的60%左右。知青的富裕户雖然比贫困户退休金高一倍多,医疗保障,生活质量也要好得多,但他們有时也脆弱。因为年紀一天天老了,随之而來是就是年老体弱或患病,也要進入弱势群体。老年人都會有依靠感,希望能依靠子女。然而由于知青絕大多教是独生子女,据统计知青中近三分之一是空巢老人,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钱的稍好一些,老人可以住进私办养老院,但一旦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或需要治病护理,养老院也是不负责旳。故他們既使养老金多些,一旦患上大病也陷入窘境。

   有一双知青夫妇,妻子不到50岁患乳腺癌死亡,男知青在中学当教师,退休后的退休金有4000多元,不幸65岁患肌肉萎缩症,后期瘫痪在床,呼吸要靠呼吸机,大小便失禁。儿子远在西安工作,被迫请假回家服侍照顾父亲,但不可能长期请假在家服侍病人,當地的全天侯护理工很难找,而且工资很昂贵。儿子无奈,只有将瘫痪并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父亲,用担架抬上火车,带到千里之外的西安,安置在身旁,一边工作,一边照应父亲。

   (三) 知青家庭空巢现象普遍

   上世纪七十年代下半叶是知青返城、结婚的高峰期,恰恰这时期中国開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知青婚后都只能生育一个子女。21世纪中国进入老年化时代后,人口的红利时代结束,知青一代首当其冲要面對老年化問題,要面對社会养老福利设施不足;社会养老资源奇缺;政府的养老福利政策不配套、不健全等巨大困扰,令独生子女政策極大冲击了“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如今知青二代又进入结婚年龄,许多知青家庭就變成“4+2+1模式”,即两个年青人夫妻要赡养照理四个老人,同時還要撫養一个子女,令知青老人空巢现象非常普遍。事實上,許多知青隨著年龄衰老,身体多種疾病逐步纏身,十分需要身旁有人照料护理。由于知靑大都退休金低,醫保条件差,普遍难以维持养老治病。就是经济富裕的知青家庭,由于身边无子女照顾,养老也举步维艰。以上众多的知青养老窘事表明了两大困扰:一是经济拮据;二是无人护理。

   (四) 知青贫富与文化高低相应

   筆者调查了解的400个知青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文化高低与贫困、富裕程度相對应。這400个知青中半文盲、初小文化程度的占67%;初中文化的占28%,其中絕大多数是1968届的初中文化,其实只有初一程度;高中以上文化的僅占5%。江蘇地區1969年初上山下鄉时,不少知青只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都是在校中、小学生或社会青年,屬于学龄階段的儿童、青少年。他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回城后,大部分分配在社办集体企業或商业单位工作,職業的技术含量低,收入較低,工作环境差,當時已處于城市边缘群体。九十年代初由于大批企业关停并转,许多知青被迫失业在家;有的知青雖能二次就业,但因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无技术專長,大都只能干一些脏活累活;很多都是路頭摆摊卖小吃、水果的小販;有的則当保姆、钟点工、踏三轮车等。這類的所謂“二次就业”收入很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但许多知青迫于生计不顾年老体弱还要打工挣钱,處境十分艱難。

   其中也有少數知青不甘现状,奮發向上,参加自学高考、电大、职大、函授等,重新走进课堂学习,经过拼搏努力获得大专文凭,或学到新的专业技术,跻跃到机关、学校、央企工作,改变了自己命运,獲得較好待遇。这部分人多為學校校长、企業厂长、干部、教师等,退休金相对较高,生活境况也相对较好。

五、知青养老困境的原因

中国地广人多,国情复杂,进入老年社会后面临的养老问题越来越多,当局和社会都深感困扰。就知青养老问题而言,笔者认为当前存在“四大缺位”,即主体缺位、政策缺位、资金缺位、资源缺位;还有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

(一) 养老主体缺位

中国传统历来强调“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人进入老年必然产生依赖感,究竟能依赖谁?80年代曾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90年代变成,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新世纪后大家的共识是,养老不能靠政府。

中国传统的养老理念是“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对当代的中国社会已不现实。因为1979年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普遍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三口小家庭,他们的独生子女婚后呈现“4+2+1”的倒三角模式。一对年轻夫妇要赡养4个老人和1个小孩,自己还要工作挣钱,导致很多年轻家庭负担很重,照顾老人往往力不从心。有人戏称,中国独生子女的一生是:无比幸福的童年;无比沉重的中年;无比凄惨的晚年。

在当今中国,要实现“养老靠社会”是很不现实的。因为“养老靠社会”的实质就是要依靠政府或社会慈善公益组织,而中国的社会公益慈善机构组织现时很不完善,国民整体慈善意识不强,老百姓也好,企业家也好,他们的捐助慈善多是发生大灾大难的时侯,依靠广大民众的善举不可能支撑永久性的社会慈善开支。2014年3月的“两会”代表曾这样回答记者:“社会养老不能靠政府,要靠家庭”。这显然是推缷责任的套话,社会必须负起养老的全面责任。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力、财力。政府的钱都是来自纳税人的,当然对社会养老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社会养老是去中国政府当前要面对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之一。

(二) 养老政策缺位

许多社会研究专家都强烈批评当前中国政府的养老政策,如认为养老金的双轨制不合理,养老保险替代率过低,缴纳社会保险金的比率过高等等,他们一致认为,当前中国的这些养老政策极不符合人性化,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1.养老保险替代率过高:养老是当前中国民众都面对的首要问题,其中以养老保险替代率问题最为突出。养老保险替代率是衡量老年保障程度的关键性指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的平均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从一个职工的退休金替代率,可得知他的退休生活大致在一个什么水平。现时中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的替代率,已经下降至40%以下。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应为为55%,中国已经低于国际警戒线。而机关、事业单位由于沿用财政包揽的制度,养老保险替代率约为90%左右。

2.社会保险金缴费率过高:现时中国社会保险金缴费率在全世界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为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香港、台湾的4.6倍。现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已经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更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社会学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现时企业职工负担的社保缴费过高,以政府规定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保五险”计算,目前企业缴费占比30%,企业职工个人负担的费用占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达10%以上的住房公积金,这样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已经是最高的。

3、缴纳社保金、领取养老金实行双轨制:

现时中国缴纳社保金,领取养老金釆用着二套方案。一套是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在职时不缴付养老保险金,全部由国家财政支付;他们退休后能拿到退休前工资最多90%的退休金,此称“免缴型”。另一套是对企业现行职工实行的社会保险统筹制度,基数是根据个人每月的税前工资,由企业负担20%,职工本人负担8%,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月约为在职工资的40%-50%,此称“缴费型”。

这种不平等方式意味着企业职工要拿他们缴纳的养老金,为国家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员工“买单”。据统计,中国政府2010年向退休公务员的财政转移支付了为218亿美元,达当年GDP的5.4%。作为老知青的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这样认为,“养老双轨制”是一个带有严重歧视性的剥削制度,强制性的把中国人给划分成了不同等级。“养老双轨制”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公,对社会的就业平衡、人才流动也造成严重影响。事实上,为什么同是中国在职人员,普通职工缴纳的养老金要占工资的28%,而政府公务员却无须缴纳;但退休后,政府公务员的退休金却可以是一般普通职工3倍。如以江苏省的处级公务员为例,他们从不用缴纳社保,但所拿的退休金可高达七、八千元,一般职工只有二、三千元,明显违反公平、公正原则:

(三) 养老资金缺位:

中国政府的财政对社会养老保障的投人较少。王锡锌教授曾经指出,中国政府对社保的整体投入太少,现时的社保投入水平仅占财政指出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然而现时中国政府每年的行政经费开支,却高达20%。据有关媒体报导,中国政府最早于2001年决定做实8%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时,最早曾以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做试点。8%由财政补贴5%,其中中央财政给3.75%,辽宁省拿出1.25%。到2002-2003年黑龙江、吉林两省加入该试点后,也沿用此比例;但后来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扩大到13个省份时,对上海市、广东省这样的财政富庶地区,中央财政就不再补贴,全部要由地方财政全部承担。另据《华夏时报》报导,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养老金缺口达1.7万亿元,2011年的养老金缺口比这个数据还要大。

由于养老金缺口日益扩大,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延长退休年龄,以减少养老金的支出。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6月公开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延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并称将进行深入研究,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建议。正考虑2020年逐步将退体年龄推迟到65岁。根据郑秉文的测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全国的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而据《新快报》报导,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则强烈反对延迟退休政策。他认为,要解决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应该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或者划拨国有资产入全国养老基金中,以及在养老金基金的保值、增值等方面来弥补补养老金的缺口,不应在延迟退休年龄上做文章。社会学专家唐钧也认为,一些官员、专家主张延迟退休,或提高职工缴交养老金的标准,是撇开政府的责任。事实上,现在全国的养老金总额存在巨额债务和缺口,是长期以来政府财政对社保投入太少的结果。

(四) 养老资源缺少:

养老资源是指社会的养老福利院床位、治疗器具、护理设施等物质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物质短缺的社会,许多物资还要凭票证计划供应。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物质越来越丰富,早已经是买方市场,但社会福利性的养老、医疗服务资源仍然十分紧缺匮乏。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每100位60岁以上老人,国家财政承担的公益养老福利院床位,达到18-20张床位,非洲国家也达到12张床位。然而中国就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才达到6-7张;内陆一些条件差的城市,只有2-3张,有的地区更几乎空白。有关数据显示,现时中国的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复盖面,仅占老龄人口的56%。北京市老人排队等侯公办养老院的床位,一般要轮候几十年,最久的甚至要轮候100年。很多城市老人轮侯公立老人福利院的床位,己经排到10年至20年后。

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特出问题。国务院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表明;城乡低收入的病人,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比例占41%;应就诊而未就珍的患者,自行进行医疗的比例,占了城市居民的47%。各地医院都存在人满为患,一床难求的情况。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市级医院的住院病房长期都在走廊加铺,男女混住。民办医院的住院床铺也很少,各病科的病床经常要调剂互用,如心血管科的男病人要调剂住到妇产科病房,这不是笑话,而是现时看病难、住院难的严酷亊实。

(五) 贫畗差距过大

2012年9月23日,由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执笔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01,在国际上属于少数收入差距特别大的国家。基尼系数是用来定量测定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其数值在0-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越接近1就表明越不平等。按照国际的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已表示该国收入水平差距较大;0.45以上就表示社会贫富很悬殊,容昜引起社会动荡。王小鲁称,中国0.501的基尼系数测算尚未包括农村居民,由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很大,乡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无疑高于城镇居民。但因为缺乏城乡统一的收入数据,无法对中国居民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进行计算。但仅就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情况看,中国贫富悬殊已经处于一个危险水平。

此外,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根据住户调查得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基尼系数为0.60。2013年3月2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调查显示,近四成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最低200元,最高10000元,最高相差50倍。

六、解决知青养老困境的建议

如何走出知青养老的困境,让广大老知青能安渡晚年,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涉及中国的政治与和诣稳定。解决好知青养老问题,等同解决生活在中国城市底层弱势群体的困难。为此,近年广大知青提出不少了建议,这些建议包括:

(一) 知青养老的主体应该是政府

央视著名评论员曾指出,政府是干什么的,首先是公益事业的提供者。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抓GDP、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政府官员要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城为知青养老的主要责任者,当好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的主角,民间捐助、企业家捐助只能是辅助手段。而家庭也应负起养老的重要责任,子女尽孝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应该发扬光大。他认为,知青养老理应是政府的重大民生工程,是执政为民的实质内容。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视养老事业,有关的养老决策,资金安排,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才能到位。“心为民所系、为民所想、为民所急”应该成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具体业绩,而不能仅仅成为一句空话。

(二)制定公正、合理、平等的养老政策

中国政府应该大幅提高生活在社会低层的知青养老金替代率和退休金绝对额。基层工厂的职工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为政府的财政税作出重要贡献,但长期以来他们的工资水平太低,社保金缴付比率过高,退休替代率只有40%-50%左右。相反政府的公务员工资一向较高,却不用缴交社保金,退休金替代率可高达90%,是广大退休知青职工的4、5倍,明显有失公平公正原则,令民怨极大。广大老知青强烈要求根据公正、公平、合理、平等的原则,全面调整、制定新的退休养老政策。包括一是取消现行的缴交社保金、领取退休金双轨制的歧视政策,实行全面并轨。据说国务院已经在考虑并轨问题,但来至公务员群体的阻力很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扬燕绥提出:应由个人缴付的8%的职业保险金,在公务员加工资后提取;二是提高基层退休知青的退休金替代率,其实就是提高到与公务员一样90%,也不算高,退休金绝对额也只有公务员退休金的40%--50%;三是降低社会保险金缴费率,起码应该降至现今世界各国缴费率的平均值以下。

(三) 设立专项知青养老救助福利基金

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得益于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人口红利”的实质主体就是知青群体。但随着知青老龄化问题额度严峻,未富先老的知青群体在养老保险制度下的困境,势必给中国的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为了能够使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中国政府应该加大知青养老方面的资金投入。现时许多西方国家都设立了政府的特殊群体困难救助基金,救助补贴那些曾为本国发展经受过曲折苦难,如今生活又极端困难的弱势民众,而中国知青老人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的弱势民众。

建议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都要设立知青专项救助资金,对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致病、致残、去世的知青及家属定期给予一定物质照顾和资金补助。军队官兵致伤、致残可评定残疾等级,享受福利优待,享用终生,并惠及家属子女;工厂工人的伤残可享受工伤待遇,直致终生。知青是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的,他们在严酷环境中的忘我劳动令患上疾病伤痛者为数众多。例如在云南兵团矿场和内蒙草原火灾中死亡、受伤致残的知青,就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扶恤优待,幸存下来的病残知青痛苦终生,他们的晚年更加凄惨,有的更终生未娶、未嫁,无法享有相应的养老福利待遇。还有许多知青在当时的繁重劳动中留下病根,例如关节炎、肺炎、肝炎等,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渐衰,如今都成为大病、残废甚至致命的根源,这种在知青群体中也相当普遍。故建议政府也应为这部分知青设立专项基金救助,让他们安渡晚年。

(四)增设养老服务设施机构

中国的社会养老福利设施历来紧缺稀有,养老难、养老贵与看病难、看病贵一样,成为了压在民众头上的“一座大山”,是当今社会的一大民怨难题。在中国,知青老人进公立老人福利院是一种梦幻和奢求,因为排队要轮候一、二十年。据央视报道:北京的老人要进公里养老院要轮候100年,也就是曾祖父要替未出生的玄孙先排队养老。首都北京的养老环境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可想而知。故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养老的

投入,大力增设养老福利院是一大民生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最起码也应达到世界社会养老的中等水平,即平均每百名60岁以上老人应配设10-12张养老床位,每个社区都应设有养老院,首先收养失能、半失能的空巢老人进老人福利院,使他们能安安渡过余生。2008年,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增加投入了4万亿元,大部分投入高铁和高速公路建设,投入民生工程的很少。如今到了还贷期,大多数项目不但无法偿还本金,连利息都还不了,造成巨额亏损,加促通货膨胀。若这些资金投入民生工程,多建医院和养老院,不仅可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养老、医疗问题,还可以解决就业,最终也能逐步收回投资。

201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曾就社会养老等民生问题要求,提出“保基本、兜底线、保增长”。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养老业发展空间很大,产值可至20万亿,可增加就业,因为仅护工就需要1000万,但中国现今仅有100万护理工,有证书的只有20万人,可见这方面的发展前途很广阔。建议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每个区、县都要再建一个以上的三甲医院,并大力扩建、完善现有的医疗机构,彻底解决广大民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五) 呼吁知青企业家投资、捐助:

中国知青群体数量庞大,包括回乡知青在内有6000多万,是个差别非常巨大的社会群体。中国知青群体中也不乏成功人士,有政坛最高者的第一、第二;有中国财富榜的诸多富豪;有文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还有世界级的文艺明星。但绝大多数却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进入老龄化后,晚年生活十分艰难困窘,仅靠政府不能使他们解困脱窘,要动员社会力量,特别是知青中的成功人士、企业家、慈善家大力投资、捐助。现在有不少有知青企业家投资建设休闲山庄、宾馆饭店,建议他们多些投资知青养老项目,让多一些老弱病残知青能得到有保障、有医疗、有护理的晚年生活。笔者强烈呼吁知青中的成功人士慷慨解囊,伸出温暖的友谊之手,拯救曾有过同等人生经历,至今生活仍极端贫困的知青患难弟兄。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大力支持这些投资者。城市里向来地皮少,地价高,建议政府拨出大量土地,并给予低地价、低税收的政策配套,为有心人士投资建设知青养老设施创造条件。

(六) 为知青养老献爱心

知青群体不论贫富都可为知青养老事业贡献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献爱心。建议各地集资筹办知青养老医疗的护理机构,实行股份制,做到规范化管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即可。建议以社会公益和服务老年知青为目标,推举有社会爱心,有管理经验的知青人才负责筹办,而筹办这类功德无量的善亊也应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建议设立知青公益基金,制定公益基金管理条例,号召有条件的知青捐钱捐物,救助那些身患大病,生活困难的老知青。建议组织身体条件较好,有医疗专长,有闲暇时间知青人士成立爰心公益组织,帮助护理那些失能、半失能的空巢知青老人。

(七) 落实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增加5%退休金政策

1979年国家实行独产子女政策时,考虑到中国社会”养儿防老”的传统习惯,国务院曾明文规定给予独生子女家庭奖励,承诺在职时每年给予独生子女奖励金,退休后再增加5%的退休金。但实际上退休后并未落实,仅给一次性的补偿金,严重失信于民。呼吁中国政府要兑现当年的庄重承诺,尽快落实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增加5%退休金政策。

以上呼吁和建议,有的通过近期努力可以办到,有的一时还办不到的,也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创造条件,将此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一部分。建议各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将这些呼吁和建议写成提案,向本级的政府机关提出,支持中国知青的养老事业。

(作者是江苏社会文化研究学者、扬州老知青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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