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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办”的故事

时间:2014-10-09 13:00:19  来源:编剧李一波的博客  作者: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是落实共产党有关方针政策,动员、安置、管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政府(“文革”时称“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

“知青办”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落实任务指标、统筹去向、人员分配、安置;管理、分配和监督知青安置专项经费、专供物资的使用;负责知青思想教育,管理关心了解知青生活状况,帮助知青排忧解难;分配与审批知青选调名额或推荐知青上大学的名额;审批下乡知青因家庭特殊困难或因自身患病、不宜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要求返回原居住城市的申请(简称“困退”或“病退”);查处、解决有关知青工作的各类问题;等等。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二十年间,中央和各地知青工作领导机构沿革大致如下:1962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相应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1963年8月,随着下乡对象和安置方向的转变,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事机构随之改为“中央安置工作办公室”。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为适应上山下乡工作的发展,“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下设“安置办公室”。按照《决定》(草案)要求,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安置任务较大的县,组成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相应的安置办公室。干部按下乡人员6%的比例配备,列入行政编制。“文革”中,由于运动冲击、机构撤并,中央安置办公室一度成为国家计委劳动局的安置组。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展开,持续十年之久。为适应上山下乡运动迅猛发展的形势需要,各级上山下乡办事机构成立。

1973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在农业部办公,由农业部部长主管。

为此,在1967年,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乃至动员知青下乡的大城市和直辖市的区,下乡知青接收安置地的地、市(州、盟)、县(旗),都设有知青工作专门办事机构,大多数地方将知青工作办事机构称为“知青办”、“安置办”,也有的地方称为“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办公室”、“四个面向办公室”或“五七办”。其间,不少地方曾吸纳、借调下乡多年的老知青参与“知青办”工作。

1978年5月,随着国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重大调整,为加强城镇劳动力与下乡知青的统筹管理,国务院知青办与国家劳动总局合署办公。

1981年11月,国务院知青办在呈报国务院的《关于国务院知青办和国家劳动总局进一步合署办公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由双方有关人员组成国家劳动总局就业司,把知青场队工作和插队知青遗留问题统管起来。国务院知青办的牌子对外继续保留。该请示获准,国务院知青办与国家劳动总局合署办公后,地方知青办也参照中央的做法,陆续改变了知青办的归属。

“文革”中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达1700多万,等于移民西欧最富裕的荷兰国家人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匆匆而去,后又集体“返城”,属于“文革”动乱的一部分。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贡院,是明清二朝国家“高考”选拔人才的地方。日本占领北平期间是日本军队团部和神庙。

贡院西街六号是贡院的一部分,解放后是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党校搬到阜成门外马尾沟后,这里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团校。

“文革”开始后,北京市团校停办,变成北京市委招待所。1967年北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就设在贡院6号内。大门坐东朝西,院内有三座呈“U”形五层办公楼和学员宿舍。

1996年贡院六号地皮卖给了开发商,建起北京市房价最贵的二栋楼,叫贡院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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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在煤渣胡同10号。

西城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在缸瓦市前英子胡同东口,门牌号是西四南大街18号。1969年年初,习大人、王岐山、任志强都是从西城区知青办走向陕北窑洞的。

崇文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在幸福大街。

宣武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在牛街麻刀胡同。

笔者求教网友们: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各在什么地方?

北京市各街道办事处在1967年也相应地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1982年撤销。

北京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在文革十年期间又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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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1969年期间,北京市总计动员了26万老三届和69届中学生集体到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陕西、云南和吉林六地上山下乡。

1970—1977年,北京市总计动员了30多万城市户口初高中毕业生到北京市的十个远郊区县上山下乡。

 内蒙古兵团北京知青 

1969年全年内蒙古兵团共安置知识青年50843人;按照当时的衡量标准,其中出身好的知识青年占了85%;女知识青年占53%。其中:

北京 23607人;保定 4254人;天津 5046人

上海 182人; 呼和浩特 4505人;浙江 2762人;

包头 5611人;零星人员 4876人。

1970年共接收城市知识青年26580人,其中男知青13358人,女知青13222人。其中:

北京 4166人; 青岛 4849人; 天津 10202人;

伊盟 110人; 呼和浩特 1978人; 巴盟 149人;

包头 1592人; 锡盟 256人; 集宁 1051人;

济南 751人; 零星 1476人。

1971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为144600人,其中现役军人5600人,职工101000人(包括75000名知识青年),家属为38000人。

1975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万多知青转交给地方。

一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9540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6383人,其中病退938人,困退1362人,上大学1088人,参军91人,招工217人,调出2687人,知青死亡42人,其他原因减员48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626人,至1975年6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2441人。

二师,至1975年6月,实有知青数为27054人,其中参加兵团3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为26184人,3年以下的有870人,1255名知青长期逾假不归。

三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9325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3272人,其中病迟873人,困退966人,上大学813人,参军110人,招工510人;死亡知青29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699人,至l 975年8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15325人。

四师,共接收知识青年8491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1815人,其中病退142人,困退284人,上大学436人,参军38人,招工46人,调出869人;知青死亡35人,逮捕1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242人,至l975年5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6620人。

五师,共接收知识青年11046人,七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2679人,其中病退173人,困退722人、上大学667人,参军73人,招工177人,调出的7人;知青死亡92人,判刑10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99人,至1975年5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8166人。

六师,共接收知识青年7906人,7年内离开的知识青年共计2566人,其中病退845人,困退826人,上大学572人,参军37人,招工32人,调出254人,知青死亡11人,提干14人;在编人员中逾假不归、逃跑和批准回家养病的知青有46人,至1975年6月,实有知识青年人数为5269人。

在内蒙古总计有知青40多万人,其中北京知青4万多人。

 26724名陕北北京知青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国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早在毛泽东指示发表前,2.6万余名北京知青就壮怀激烈、群情激昂地准备奔向延安插队。

延安地委对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十分重视,于1968年12月15日派出高明池等同志,组成赴京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组,后改为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工作团,团长慕锡章,由高明池和军代表王福海同志具体负责,全团60余人,其中,各县均有三至五人参加,省知青办动员处处长沈玉华,也亲往北京协助指导。同时在延安还设立了两个知青接待站:即在延安师范设立了迎接北京知青接待站,站长安广录;在铜川设立了迎接北京知青转运站,站长冯振业。代表团工作人员到达北京后,立即与北京方面协同工作。正值此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全国立即轰动。学指示见行动,形势促进了迎接知青工作的发展。北京和延安是全国行动最快的地区之一。1969年1月7日,满载北京知青到延安的第一次专列从北京开出,1月8日第一批北京知青到达延安。

为了迎接北京知青来延安,延安及所属各县均高搭彩门,洁净的街道,悬挂起一幅幅“热烈欢迎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等横幅。当满载北京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车开进延安时,夹道迎接汇成了欢乐的海洋。这项工作延续了40多天,每两天从北京发一个专列,直到春节前,即二月初。

1974年第二批北京知青44人来延安。

1975年第三批北京知青68人来延安,接着南京知青15人、西安知青75人、咸阳知青14人、铜川知青60人,还有天津、上海、山东、南通等地知青21人,也来延安插队落户。当时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刘丹华等11名大学生、转业军人8人、下乡职工8人也来延安插队。累计北京知青达到26724人。

当时,延安约4万多平方公里,有14个县203个公社3188个大队10556个生产队。除吴旗、子长两县条件较差外,其他12个县129个公社1284个大队2667个生产队,都安置了北京知青。当时,安置分布的情况是:延安县安置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知青;宜川县、延川县安置海淀区的知青;志丹、富县、延长安置西城区的知青;安塞县安置东城区的知青;甘泉县安置宣武区的知青;洛川县安置丰台区的知青;黄陵县安置朝阳区的知青;黄龙县安置门头沟、石景山区的知青。

(上文摘自延安市政协1999年《延安文史(第二辑)》,作者是时任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在延安地区知青办工作十余年的杨文耀) 

东城区“知青办”的故事 

煤渣胡同胡同口有一座基督教青年会的教堂,进胡同路南第五个门10号,是一幢二层的灰色小楼。三十多年前,这里挂着“东城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白底黑字的牌子,那时,这座普通的小楼,是母亲心中神圣的殿堂,它承载着多少知青家庭的辛酸和希望,目睹了一幕幕父母与子女的悲欢离合。

1972年夏天,父母从湖北丹江回到北京,立即着手给我办困退,申请和各种证明材料凑齐后,交居委会转街道办事处,再上报到区知青安置办公室(即煤渣胡同10号),等待审批/发函,知青家长们送它一个简称“安办”。“安办”每周二·五上午对外接待,孩子们在穷乡僻壤,战天斗地,屯垦戍边回不来,只有家长去。这两天查询日是待批家庭的头等大事,上着班的请事假,宁愿扣工资,年老体衰的拄着拐杖,盼子归来心切,准时准点风雨无阻。其实在这之前,家长们已经做了许多,包括写申请、开具单位、医院、街道……等等一系列证明材料,可怜我们的父母不知跑了多少路,遭了多少白眼、窘迫,流了多少眼泪,才把各种材料磕齐。要是不幸碰上贪财的,还得节衣缩食买礼品,甚至于倾家荡产。材料转到“安办”,算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至于能不能批?何时批?是近在咫尺?还是遥遥无期?退回来,重新开始申请,也不是绝无仅有,担心、忧虑成了家庭的中心话题。

每到周二、五,家长们从四面八方早早来到“安办”,大门开着,大家有序地站在走廊里,有的相互询问,有的默默无语。八点整,咨询办公室唯一的工作人员驾到了,五十多岁一男子,红黑脸膛大眼睛,光头,左腿残疾,在知青家长殷切的目光注视下,一瘸一拐款款走来,掏出钥匙开门,大家跟着鱼贯而入。说是办公室,也就一张二屉桌,一把椅子,并没有咨询者的座位,弱势群体不敢奢求什么人性化的设施,为了远在天边的孩子,没有人计较站着还是坐着。工作人员在椅子上坐定,不紧不慢地打开破旧的人造革包,依次拿出罐头瓶改制的大水杯,磨掉了漆的圆铁盒(装烟丝用)还有一个棕色大烟斗和一盒火柴,最后拿出一本厚厚的花名册,翻得都卷了角、毛了边,这里有孩子的未来,家庭的兴衰,家长们摈住呼吸、瞪大眼睛盯着,一个挨一个排到了,其实很简单,就俩句话,问:“哪的?叫什么?”诚惶诚恐地回答:“黑龙江省萝北县设字208信箱四小队·王瑞芬,”翻翻大册子,找到某一行,头也不抬地回答:“正研究呢,下一个!'起个大早,站几个小时,只等这一句话。那时的父母记忆力出奇的好,甭管是知识渊博的学者教授,还是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说起孩子在哪插队,张嘴就是:“陕西省安塞县关家沟公社李家庄大队第二生产队。”“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萨尔瓦多公社、西乌珠大队、白彦花生产队,”那么绕口的地名竟一字不差。一屋子人都得到了答复,渐渐散去。有的家长磨磨蹭蹭不愿离去,想知道一点儿更多的信息,得到的回答永远是外交辞令:“无可奉告”!且多了一句:耐心等待!

1973年12月我母亲去“安办”查询,因年事已高,没听明白:“回家等着”,是等人家研究?还是等我回来?也没敢再问。其实我已经在返城的途中了,晚上11点多钟到家,母亲一愣说:“还想明天起个大早,去“安办”排第一个,能多问一句话呢!”我说:“我办回来了,咱再也不到煤渣胡同问瘸大爷去了!”说罢和母亲抱头痛哭。

说是不去,擦干眼泪还得去。当时工作,大学生国家安排,复转军人人武部安排,中学生学校安排,返城知青只能靠“安办”。一心想进工厂学技术,事与愿违,进了工厂却当了“放个包子,狗都会开”的冲压工,技术含量最低的熟练工种,命运使然,抗争不了!

三十多年过去,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安办”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从大众的视野中离去,但它的历史作用应载入知青的史册。2008年,协和医院扩建,这座小楼在推土机的巨大轰鸣声中,颓然倒塌,成为一堆渣土消失了。当年面对这座小楼,紧张,怯懦,祈盼的复杂心情却长留在记忆里,不曾消失。

(上文来自一位“萝北老插”) 

崇文区“知青办”的故事 

1968年的夏天一狠心一跺脚把户口迁出了北京,人随着户口到了人称北大荒的黑龙江富锦县七星农场,任务是种地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再教育一接受就是十年。虽然几乎天天都在接受扎根边疆的说教,可教育了人的“嘴”,教育不了人的“心”。家里有门路、有办法的家长早早的就给孩子办理了返城的手续,有更厉害的什么手续都不用办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在两边,直接就穿上军装了。剩下的平头老百姓的子女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稀奇百怪的办法都使出来了。不管怎么说最后大部分人还是达到了返城的目的。

城是返回来了,可返城以后的麻烦事接着就来了。我是1978年的春天开始办理的困退手续,大势所趋,农场是有证明就批,没用多长常时间离开了恨得牙痒痒,爱的心慌慌的北大荒。刚到家的那两天挺高兴,心里想着自己终于又是北京人了,兴奋的真想在大街翻几个跟斗。

到了北京,得报上北京户口才能算是北京人呢。那几年全国的政府机构里有一个炙热的衙门,叫“知青办”。那个年代的人没有不知道“知青办”的厉害。你能不能回城,能不能早回城,返城以后分配什么样的工作,权利都在“知青办”。就连知青返城以后报户口也需要“知青办”开出一张同意你落户的证明。公安派出所才能给你报户口。

崇文区“知青办”在幸福大街,大门外面的墙上贴着像文化大革命时的大字报一样的纸。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同意报户口人的名字。刚刚回到北京还没有报上户口的知青们每天都是成帮结队,三五成群围在那堵贴着命运纸的墙。努力瞪大眼睛寻找着自己的大号,找到名字的人兴高采烈,欢呼雀跃,没有找到名字的垂头丧气。我曾经是三五成群中的一个,我曾经是垂头丧气中的一员。因为在“大字报”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我到办公室去打听打听,里面的人横眉立目挥着手像轰狗一样对我说:出去,上外面的墙上找去。几次三番以后才有人告诉我:你的档案一直没有过来,所以没法给你报户口,你自己想办法问问原来的农场,是不是把你的档案忘了发过来了。听人家这么一说借用二人转的一句话心里当时是哇凉哇凉的呀!这么倒霉的事怎么会让我遇见了呢!哎!喝凉水塞牙。赶上这拨了,郁闷呀!

郁闷不能解决问题,跑回一趟黑龙江不现实,不是别的是没有来回的路费呀。赶紧回家写信吧,幸亏农场里还有许多知青没有办理返城手续呢,知青之间的心是相通的,是相互之间理解的。我给同样是北京知青的周建民写了一封求助的信,周建民接到信以后立刻找了一辆去团部办事的拖拉机,那是六七十里地的距离呀,那是依然寒风刺骨的北大荒呀,为这件事我心里一直十分感激周建民。到了军务股一问,还好,档案的确没有传送到北京,落在团部了他们答应马上给补办。我应该感到万幸,如果团部没有找到我的档案,那还真是一件麻烦事呢!档案的事让我的户口晚上了将近半年,和我一起回北京的人都报上了户口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属于“盲流”呢。得,户口报上了,接着就开始着急找工作吧。

(上文作者尚致一) 

西城区“知青办”的故事 

1967年12月6日,北京西城区13中、丰盛中学和38中等学校的104个中学生,自愿报名到北大荒的北京知青。高志强是这帮知青中的老大哥,他是13中学老高三的学生,一路上安慰着小同学们,领着大家唱歌,为他们送饭送水。这时,一个丰盛中学女知青正注视着他,她叫傅玉玲,也是老高三的学生,后来成为高志强的夫人。

12月8日上午,列车停靠在双鸭山火车站,那一百多个北京知青成了集贤农场(后来的三师29团)的职工。傅玉玲回忆说,那一天刮起猛烈的“大烟炮”,风声呼啸,大雪扑天盖地,冻得我们浑身发抖,脸上像有刀子在刮。看来,我们要在北大荒的风雪中成长了。1969年1月,高志强自愿报名到抚远荒原建新连队。他和于光等十几个知青跟着几个连队干部,冒着风雪开进二(二龙山)抚(抚远)公路43公里处,在一片桦树林旁支起两顶帐篷,用树杆搭起床铺,再支锅点柴化雪水做饭,晚上用旧油桶烧火取暖。

冰雪消融后,高志强开着全连惟一的“东方红”拖拉机,领着他的班组,向荒原开战。红色的拖拉机拖着沉重的铁犁,翻开被荒草和树根纠缠的黑土地。那场面十分壮阔,但拖拉机卷起的灰尘把他们吹得人鬼难分,24小时连班作业,他们经常饥寒交迫。那一年,高志强他们创造了奇迹,当年开荒、当年种地、当年打粮,虽然产量不高,也算有了收获。更大的收获是他们在荒原上站住了脚,盖了房,打了井,建了食堂,修了场院,有了几万亩自己的耕地,成了一个像样的农业生产基地——61团1连。当年也在这个连队下乡的哈尔滨知青、现省人大农林委副主任李伟说,高志强这帮北京知青是机务上的骨干,他们开出的三万多亩荒地,成了现在创业农场一队的基础。现在这个队已建成全国农业现代化的样板队和建三江重要的粮食基地,当年的北京知青也功不可没。

1976年10月,在北大荒奋斗了十年的高志强,含着眼泪告别了这片他曾洒下无数汗水的土地,告别和他结下大地一样深情的战友们返城了。他不想走,又不得不走了。女朋友傅玉玲已于三年前被抽调回北京当老师了。尽管她早就申明,她在北大荒有男友,可还不断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曾给高志强写信说,如果他回不来,她可以重回北大荒。但他不忍让她为自己做出这样的牺牲,她家六个兄弟姐妹,五人下乡,她好不容易返城了,有着很重的家庭负担。为了坚守北大荒,高志强曾一次次放弃升学招工的机会,这次他却以困退的方式返城了。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由于是当年重点中学的学生干部,高志强一回北京就被安排到西城区知青办工作。那时,落实知青政策的任务非常繁重。当年,为了解决国家的困难,数以千万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现在文革结束了,国家情况好转了,应该安置更多的知青返城。这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的决策。作为一个老知青,他被返城政策所感动,更要尽最大的努力,让这个政策能落实。那时,他白天在单位忙着为返城知青办手续,晚上家里成了知青家属接待站,他不厌其烦地讲解政策,帮那些符合条件的战友研究尽快返城的办法。战友们返城后,高志强又帮助他们安排能发挥作用的岗位。

傅玉玲说,那些年得到高志强真诚帮助的知青,真是数也数不清。后来知青办的工作并入劳动局,高志强还像当年北大荒耕地的牛一样,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工作了三十年。他曾担任过就业科长、培训科长、区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校长、书记,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全心全意、尽职尽责。这么多年他获得多少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和各种荣誉称号,他自己也说不清。

人们说高志强是标准的国家公务员、尽职的党的干部。一看他朴实扎实真诚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个老知青。然而不幸正向他袭来。2004年区劳动局要把旧办公室改建成职业技术学校的校舍,作为学校领导的高志强天天在现场跟着。午休时,他就躺在装涂料的小屋眯一会儿,回家时满身都是油漆味。装修工程是上半年开始的,到七八月时,身体一直健壮的老高突然感到浑身没劲儿,傅玉玲多次督促他才到医院检查,结果把他们惊呆了,他得了白血病!血液里癌细胞含量已达24%。

高志强只好听从医生的意见,12月6日,住进北大附属的人民医院血液病科。那一天正是37年前高志强下乡到北大荒的日子。傅玉玲劝老高不要多想,好好治病养病。经历过北大荒风雪考验的高志强十分坚强,他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他忍受着化疗的苦痛,身体稍有好转就出院,情况严重后被迫再次住院。

听说老高病了,同连队的战友来看他,当年得到过他帮助的知青来看他。面对大家,他总是说:“病好了,我一定回北大荒看看。”战友们也对他说:“没问题,病好了,我们陪你一起回去!”傅玉玲说,“病好了,回北大荒!”成了高志强战胜疾病的精神力量。一见到战友就说这句话,就像二战时期法西斯占领区坚持地下斗争的战士见面就说:“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然而信心并没有改变残酷的现实,高志强病情越来越重了。

2005年8月,同一个连队的战友章伯滔要带着几个老知青回建三江,他们到医院来和高志强辞行。高志强说,我明年身体好了,再和你们一起回去。章伯滔说,到2007年,我们下乡40年时,咱们一起回去!十几天后,他们从建三江回来,马上来见他,给他看在北大荒的照片和录像,转达了连队老职工对他的问候,他激动地说:“变化太大了!在我们开荒的土地上,庄稼长得这么好!那么多人还惦念着我,只要能走路,我一定回一趟北大荒。”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又有这么多的战友回建三江了,我真羡慕他们,如果我真的回不去了,那将是一生最大的遗憾!”那些天,他很忧郁。老战友们排成班,每天轮流来照顾他。在傅玉玲和战友面前,他总是很泰然。那天姐姐来看他时,他又说起北大荒,他说:“姐你不知道,我对那片土地真的太有感情,太让我怀念了!”说着他竟号啕大哭起来,也许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再也不能回北大荒了!这是他得病以来,第一次大哭,也是最后一次。

2007年12月24日下午6时,高志强那一颗顽强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

战友们在八宝山给高志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一个多月后,傅玉玲在整理高志强的遗物时,在他的“病中日记”的最后一页发现这样几句话:“把我的骨灰洒在东北大地,捐献我的眼角膜,在我父母坟前替我种一棵树。”

2011年11月12日,高志强的骨灰埋在他深爱的黑土地上。

(上文摘自黑龙江省作协党委书记贾宏图先生写的三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故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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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兵团岁月(38集) 编剧李一波(点击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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