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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终止的必然性

时间:2014-10-05 23:17:41  来源: 凯迪社区  作者:余杰

——读一份关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调查报告

一、调查报告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云南发生了知青大返城的事件。经过近半年的博弈,最终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知青得以返回城市。这件事标志着自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1日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形成的上山下乡运动走向了终点。

1980年夏天,国务院知青办在向中央做了汇报中承认:随着政策调整,继续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路难以走下去了。

国务院知青办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几点意见》,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原则同意。接着拿到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讨论修改。1980年9月6日,国务院领导小组将这个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文件明确提出:

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不能全部或大部分在城镇安排的,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

这个文件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明确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即可以不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不下乡了。这是宣告上山下乡即将终止的信号。到了1981年全国基本上不再动员下乡。知青上山下乡正式宣告结束。

大潮渐渐退去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退潮的过程中,云南知青在1978年开始的大返城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发生在“文革”期间将近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就全国范围来讲,没有一个地区有将近5万知青一起为回家的目的写信给中央、集体罢工、赴京请愿等。云南是个特例!

在事件解决的最后阶段形成的由国务院调查组和云南省革委会在1979年1月22日形成的《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我们要回家》•刘晓航著•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420页)是一份迄今为止官方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起因、发展、原因、解决办法全面叙述的书面文件。调查报告不是就事论事地分析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而是涉及到这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上山下乡的种种不是。这在官方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文件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这个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产生的云南省革委会《关于贯彻中央(1978)74号文件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基本上能够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当时知青要回家的问题。

今天,我们再次细读这份调查报告,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为什么会在1978年的秋天在云南的国营农场爆发大规模的知青集体请愿、罢工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年上山下乡为什么会不得人心?这样的累积是造成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终点的必然因素。

第二,由此可见,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是“很有必要”,还是一场劳民伤财的、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运动?是解决因为“文革”原因造成的国民经济大幅度停滞所带来的后果,解决就业的出路,还是有着其他诸如“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

第三,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山下乡运动最终被抛弃?从一开始的动员,到处于那个年代青年学生对上山下乡的态度;从知青们历时十年之久的艰苦生活,到农村贫下中农的态度,都在从不同的角度诠释这场运动终结的必然性。

二、不去回避问题,直指矛盾焦点

这个调查报告产生于1979年初,它是对于云南知青“闹事”过程进行了调查以后所产生的一个总结。在云南发生了知青集体请愿事件以后,各方都在关注。调查组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这个事件的性质。

调查报告没有回避。在第一部分就直奔主题:“知青闹事的情况”。在云南农场知青的基本情况;1978年10月丁惠民(上海知青)发表了给邓副主席的公开信;“北上请愿筹备总组”的建立;知青们发动捐款、要求赴京请愿,州委的劝止、部分农场知青开始罢工、发展到占知青总数的70%人参加等等都一一罗列。包括各级领导做的工作;知青们坚决北上请愿的过程;王震副总理的接见;国务院的3条电话统通知;知青们继续宣布罢工等等。报告中没有一点回避,而是用一种客观的方式进行了叙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结论点是什么呢?调查报告很明确地指出:“知青请愿、罢工的唯一要求是返回城市。这个要求普遍、坚决、强烈。”

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很明确,很坚决,很强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摆在调查组面前以及当时云南和中央领导面前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云南知青要求大返城的诱发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在总结16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性的会议。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1978〕74号文件)。文件指出:今后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城市要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

在中央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的知青已经开始“闹事”。对立的双方都在等待北京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的具体精神。对于云南的知青来说,当时听到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的消息以后立即出现了强烈的反响。当事人丁惠民曾回忆说:“你见过马蜂炸窝时的情景吗?当时知青的情绪比这还要猛烈一百倍。‘什么狗屁决定?老子受了八年罪,现在连个知青名份都没了。’‘拼了,反正活不下去了,大家拿起武器,到缅甸打游击去!’‘对,我们有这么多人了,怕谁?’ 一时间,群情激愤,沸沸扬扬,我敢说那些举手通过决议的人如在这里的话,非被当场扯成碎片不可。”(见丁惠民《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

对此,调查报告也指出:“12月25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处理云南知青请愿问题的3条电话统通知,经过广泛深入传达,部分人开始复工。国务院调查组下去后,反复宣传党的三中全会公报、中央[1978]74号文件,又有一部分人复工,但是仍有24000人继续坚持罢工。他们说全国知青会议的两个文件,没有反映和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的问题,对于国营农场的知青不再办理病退、困退,失去回城的希望,表示不满。”

杜洪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认为:“(知青工作会议)堵绝了相当一大批知青返城的路。……像这样的忽然‘解冻’忽然‘冻结’的情形已经反复过多次。……1978年底至1979年上半年,是知青们为返城而做出种种过激举动的最集中的时期。”

当时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也是纠结于“两个凡是”。因为这个决策是毛主席定的,如果同意知青大返城等于是否定了毛主席的决策。特别是在1978年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召开的中央知青工作会议继续肯定了上山下乡,对于广大的知青来说无疑是浇了一盆冷水。

在这样的背景下,调查报告里举例说——

东风农场的知青对调查组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勐棒农场有的知青说:“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勐满农场二分场八队一知青串连了5、6个人,准备好汽油,声称“五一”节前不解决他们回家的问题,先离婚,然后到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自焚。当调查组到勐腊、勐棒、勐满、勐定、盈江等几个农场时,都发生知青向调查组围攻、跪哭不起、哀求回家的事。

所有这些的事实直指一个焦点:知青要回城!调查报告限于当时为了解决火烧眉毛的知青罢工请愿事件,没有涉及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介。在那个百废俱新、拨乱反正的时刻,能够理解解决问题的人需要政治智慧。当时的情况是迫切需要立即解决云南农场5万知青大返城的要求,不是去讨论分析上山下乡是是非非的时候,不是纠缠于对于这场运动如何评介上。知青当时的要求简单明确:要回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用当时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农林部副部长赵凡的话讲:“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凤凰网:赵凡:在云南知青返城的前夕)

三、不被争论纠缠,注重事实说话

我们在这个调查报告中看到的是解决知青回城问题的措施、方法、对策等等。调查报告回答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云南知青怎么会“闹事”的?这在调查报告的第二部分“引起知青闹事的原因”里讲的很详尽。

“这次闹事有它的历史原因,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积累成山,长久未得到解决。”

开场的这句话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积累成山啊,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将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在干了些什么?种种问题为什么“长久未得到解决”?通看整篇调查报告,作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也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从“有些地方动员知青来云南时,不实事求是。”“生活条件太差。”“少数基层干部对知青的管理简单、粗暴,个别的还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打击报复。”“社会歧视。”“交通不便,探亲困难。”等五个方面例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一个问题,上山下乡走到了尽头,知青应该回城(回家)了。

我特别感叹的是调查组在这份报告里写的这段话——

因为生活条件太差,就是原来一些满怀革命豪情主动报名来边疆的青年,也感到难以忍受。他们说:“刚来时满怀激情、热血沸腾,而现实生活如冰水浇身,苦上二、三年还可以坚持,如今七、八年甚至十年了,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上述种种,积怨很深。过去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提意见的动辄打击报复,因此,知青敢怒不敢言。而今发扬民主,允许讲话,按他们的话说,“蕴藏在心底的火山爆发了”。我们深深感到,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有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煽动起来的。

这里把所有问题的根源都集中到了“四人帮”的身上是很明智的。将知青们对于上山下乡的失望情绪从“可以坚持”到“实在不能再忍受了”展现在大家的眼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蕴藏在心底的火山爆发了”。要求回城的请愿是多年累积起来的,是对于上山下乡的否定。由此,调查报告的结论是云南知青要求大返城“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煽动起来的。”

不知这样的结论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肯定还是否定?由此调查组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群体性的事件绝对不能采取压制的办法解决,只能采取疏导、引导、安抚、实事求是的面对。

其实,在云南知青要求大返城的过程中,所有的亲历者都回避对于毛泽东作出的上山下乡指示的评价。因为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从“积重难返”到“拨乱反正”需要一个过程。就在这次云南知青“闹事”期间,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接下来又召开了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清理。在这个时候,处于云南知青中的调查组是根本无法来回答如何对待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介问题。唯一可取的是面对事实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例如,上山下乡作为在“文革”期间出现的“新事物”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不是调查组能够回答的。但是作为这场运动在组织动员上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是得不到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的。在调查报告里例举“上海曾强制一些知青和郊区人民公社青年农民来边疆”、把“建设兵团”说成解放军等等、甚至发生昆明市以参军的名义,把当时只有十四、五岁八百名小学生骗来上山下乡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靠着这样的欺骗来实现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来完成“再教育”的任务真的是荒唐至极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文革”期间,足以说明这是一场浩劫!

调查组在报告里讲到知青生活的时候,说“生活条件太差。”。不是差,而是太差!报告指出,客观上“农场处于边远山区,又是初建阶段,食、住、行各方面都相当艰苦”,主观上“有些农场对职工关心不够,缺菜、少油,住房简陋,日用品很少,文化生活基本没有。”他们看到的是“住的房子还有不少是阴暗、潮湿、漏雨的茅草屋”。在报告中例举了一个事实:“东风农场一个知青因带草纸、肥皂、榨菜超重,被昆明车站检查人员罚款74元。还有个青年带了20斤食油,因超重,要没收,虽经苦苦哀求,也不行,青年一气将油统统倒掉。知青谈到这些情况,泣不成声,说这些食品都是爸爸妈妈一家人嘴头上省下来的。”

这些苦难的经历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在那里十年的知青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是永远无法忘记的。

知青的冤案、假案、错案,仅一个东风农场就达400多件;“例如有的规定加班劳动迟到一小时记事假一天;到了下班时间,地里活未干完,拒绝继续干的,全天不算出工;政治学习不参加,扣发工资,因病未愈超假的,按事假处理;探亲超假十天的不报销旅费,有的还扣发工资,不予报销探亲期间的医疗费,等等。”“仅东风农场从1970年至1974年就有30名基层干部因奸污女知青,情节恶劣,受到刑事处分。遭到他们迫害的女青年达100多人。”……

调查报告里一一例举的这些带血的事实在无声地控诉着上山下乡的种种不是。作为调查报告,在事实的基础上冷静客观地分析了事件的起因和缘由,很有说服力地展示了知青集体“闹事”的根本原因。直到今天,我们在阅读这篇调查报告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感受到云南农场的知青昨日的苦难,更加体会到以赵凡为首的调查组的用心良苦:让事实说话!

四、不为“本本”束缚,敢于实事求是:

怎么办?

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是不可逆转。知青们铁了心要回城(回家),再继续用先前的说教如“扎根边疆”、“斗私批修”、“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来鼓励知青留在农村已经是不可能了。在现实面前,调查组选择了顺势而为的做法。他们在调查报告里根据客观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措施、办法。最使知青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调查报告里明确提出了回城的几条路径:

1、办理病退、困退;

2、父母退职、退休,由子女顶替;

3、劳力多余的,进行调工;

4、上海郊区农民,按上海市意见,回去当社员;

5、参军复员的,回到父母所在地安置;

6、农垦部门在当地办中专和技校招收一部分知青。分期分批处理解决。

这六条基本涵盖了知青回城的所有路径。你只要自己去对照一下,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线”。按照哪一条办理回城的手续,需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关键是前两条,就是能够办理顶替的就办顶替;没有父母退休可以办理顶替的,病退的大门是敞开的。虽然在当时调查报告仅仅是向省、中央提出的一种建议,但是在农场里实际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一股合理合法的大返城由此掀起了高潮,一股返城的大军蜂拥着奔向了城市。上山下乡到此实际上已经画上了句号。

在1979年1月22日形成的《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青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基础上,2月6日云南革命委员会下发了云革(1979)22号文件“关于彻底贯彻中央(1978)74号,统筹解决我省国营农场知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省革委会的通知基本采纳了调查组在报告提出的建议,指出:“……实在不愿意留下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由原籍省、市分期分批按下列办法解决:

1)办理病退、困退。

2)父母退职退休的可由子女顶替。

3)劳动力多余的,进行调工。

4)从农场参军又复员到原单位的可以调到父母所在地安置

5)上海郊区的农民,按上海市委意见回原籍当社员。

……”

这个文件等于正式揭开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序幕,也是迄今为止能够看见的官方文件中对于知青回城的明确规定。

正是有了这份调查报告,我们可以不拘泥于对于上山下乡是否正确的评介上,绕开了一时无法说清的问题,直接地、实事求是地解决知青迫切期盼解决的问题——回城(回家)。

正是有了这份调查报告,在建筑于铁的事实面前,任何还在犹豫或者是企图阻拦知青回城的做法没有了市场。在大家齐心协力建设“四化”的大旗下,实现了知青满意、家长满意、农民高兴、人民开心的双赢局面。

正是有了这份调查报告,理清了知青“闹事”的根本缘由,严格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强调要解决好知青当中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又指出对少数有打砸抢行为的人,一般应着重批评教育。但对情节特别严重,并造成恶果的,应当切实查明事实,追究法律责任。这些处理意见在客观上保护了绝大多数的知青,特别是带头罢工、请愿的知青。

这些能够使知青们回城的规定是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官方文件里。这个第一次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历经了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后,这些规定的出现是对于这个运动的全盘否定;是制定者能够立足于事实,在没有“本本”和“教条”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对于“两个凡是”的一种否定。所以,当这些深得民心的规定出台以后,会立即受到了欢迎。当年的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推进者赵凡老人被称之为“知青之父”,这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重新阅读这份调查报告,也依稀可以看到当年拨乱反正的艰难和不易。在这份报告的结束部分专门列了一个问题:“做好广大职工群众的工作,切实办好农场”。

当知青们趁着大返城的浪潮离开以后,农场怎么办?农场还是要办下去的。为此,调查组在报告里就职工的工资待遇问题、边疆津贴问题、以工代干问题、生活问题、日用百货供应不足问题、老工人对子女教育问题、工人在内地配偶落不上户问题、职工文化生活问题,国营农场没有工会问题都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可谓是用心良苦啊。

在这份调查报告的结尾之处,有这样一段话——

“知青走了之后,主要靠提高机械水平,解决农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能够使用机械作业,例如定植橡胶、种植甘蔗等都要尽快使用机械。还要发挥老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力仍不足时,尽可能补充一部分自愿合格的工人。当前,要有计划地培养割胶工、汽车司机、拖拉机手、机务技术人员等,以解决生产上的紧急需要。对文教、医务、财会人员的缺额,亦应立即选拔、培训、补充。”

这些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知青在农场的作用,一下子是无法替代的,但是必须立刻解决。少了知青这样一支队伍,对于农场来说是一个阵痛。十年间,知青在农场里凭借着自身特有的优势,逐渐成为一支生力军。尤其是一些需要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岗位上,更是一下子无可替代。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靠着自身仅有的文化和技术为农场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在报告里没有提及,但是这段文字从另一个角度在说明知青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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