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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卫兵到知青:老三届的心路历程

时间:2014-09-29 23:30:03  来源:凤凰网  作者:

核心提示: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就会写思想汇报,写给组织、给教师,而不是给自己看的日记,他们中许多人会巧妙地将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种方式告诉别人,也会以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汇报,一些恶劣者还会以此来诬陷别人。

本文来源:光明网,摘自《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作者:定宜庄,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由新中国培养出的一代人,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的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专家都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种种非同寻常的表现与这17年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这场大动乱的重要原因;如今,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经验教训,这是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但却未引起教育界、学术界充分注意,更未曾认真加以清理和总结的问题。

我们这里谈到的17年教育,将以其中的最后几年,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为主,这是“老三届”上中学的时期,这时期的教育,是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执行得最彻底的时期。

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

无论对17年的教育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有一点是为世人大致公认的,那就是它比较成功地达到了自己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目标:即忠诚于党,忠诚于领袖,甘愿为理想而奋斗,而献身。从一解放就已注意对青少年进行的革命教育,经十几年的摸索实践已经日臻系统和完备,它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上团课、下乡劳动、参加军训等活动形式,尤其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老三届”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忠诚已经到了盲目的程度。

这种教育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是大集体,所在的班级、少先队中队、小队以至团支部、团小组,是小集体,在这种教育下,不仅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甚至个人的爱好、兴趣,也要服从集体的利益。于是,万事依靠集体,万事服从集体,唯恐被集体所不喜,甚至时时担心为集体所抛弃,就成为这代人至今仍具有的鲜明特征。不是如今还有人在极力赞扬这代人的“团队精神”吗?

这种对党和领袖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群体意识,是这一代青年满腔热情投入“文革”,成为冲锋陷阵的急先锋的基础,也是他们一旦在政治上失势而被成批抛到乡下时,仍能够义无反顾的原因。在从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学校学生毕业分配的“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开始至1969年初的短短半年时间,在“文革”那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多达四百余万的大中城市的中学生们,竟然可以说是井然有序地迅速地分散到了全国最偏僻的山乡、最遥远的边疆,这在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实实在在地是世界人口迁移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个奇迹。

对于上山下乡,大部分中学生并不是被迫的。除了少数先锋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有过犹豫,有过不甘心、不情愿,感到过无奈、“想不通”,但他们还是不顾家长的阻挠,自觉自愿地踏上了这条道路,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之后。“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已经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他们极其蔑视那些留在家里拒不下乡的青年,而有胆量这样做的青年,在当时是极少数,他们最难承受的压力,未必来自政府和街道,而是来自这个群体,他们要冒被这个群体抛弃的危险。只有个性极强,或者早已因政治、出身等各种原因被这个群体所抛弃的人,才敢于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这种群体意识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正是靠着这种意识,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才能够在从大城市一下子被抛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互相扶助着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道德品质教育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的教育还注重培养青年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须知即使是“文革”前的所谓“贵族学校”也就是重点中学,也并非像“文革”时所批判的,以及今天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培养“少爷小姐”,而是的确在按照当时的模式塑造“革命接班人”,它们在培养学生的这些品质方面,往往比一般学校更严格。

一个“老三届”学生这样回忆中学时代的教育:

学校不是只抓分数。学校开设劳动课,坚持每周半日劳动,从初一入学到高三毕业,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都是劳动课,这叫做“以劳动开始,以劳动结束”。学校的厕所都是学生自己动手掏。每日三餐,必有一顿是窝窝头。吃饭时要整整齐齐地排队唱歌。饭盆内所有的饭粒都要刮干净……

他们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娇气、软弱、享受为可耻,他们自觉地磨炼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很多人甚至经常地“自讨苦吃”。上山下乡以后,他们的吃苦精神往往使当地农民为之咋舌,他们中出现了那么多的“铁小伙”、“铁姑娘”,还有那么多人为救火、抗洪、救人、救生产队的物资,甚至为救一头牛、一根电线杆子,而付出了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他们在道德上具有很强的自律意识。“文革”前学校中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以及当时宣传媒介“净化”的宣传,使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在被置于朝夕相处甚至相依为命的环境中,无任何管束,因前途茫茫而备感精神上空虚和失落的时候,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却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而未曾发生道德上的堕落,也是应该归功于当时在这方面严格的教育的。

这一切素质、品德方面的教育,使老三届知青中的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而且在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精神的失落时能够不甘沉沦,这是他们至今仍引以为骄傲的一点。

无论哪里的农民几乎都公认,“老三届”这批知青要比后来的知青表现好,他们能吃苦,能与农民较好地相处,他们无疑是最富于献身和牺牲精神的一代人,这是17年教育的真正成功之处。

狂热与偏执

“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出现并非事发突然,他们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果子,无法否认,这种教育使受教育者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

最明显的是“盲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此外还盲从群体,盲从“形势”,由盲从发展而来的,就是“文革”时的狂热。

他们虽然整天高喊大批判,但对是非却缺乏最基本的批判能力,对一切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他们用做批判的标准,只是毛泽东的语录,而不是实践和真理,他们用简单的、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在他们心目中,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同志就要“高大全”,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就该批判,该打倒,就是敌人,即使是自己的师长、同学,甚至亲生父母。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师长、上级也不过是普通的、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之后,立刻就把批判的利剑,把仇恨的矛头对准了他们。

偏执使他们对待“坏人”、“坏事”,对待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只有去仇恨,去打倒,他们认为只要是敌人,无论怎样残忍地对待都不过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够残忍,以为不残忍就是对敌人“恨得不够”,就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清华附中红卫兵创作的《造反歌》“忠于领袖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就集中体现了他们当时的精神风貌。

早在“文革”尚未爆发之前,北京一些重点中学激进的中学生们就已经开始批判课本,批判教师以及罢课、罢考了。“文革”爆发,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打、砸、抢,捣毁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文物、书籍,毫不留情地揪斗自己的长辈和老师,批判自己过去亲密的伙伴和同学,而毫不在意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他们认为爱只能与“热爱”连在一起,那是用在领袖,用在党身上的。爱同志,那叫“阶级友爱”,但所谓的同志只是个空洞的泛指,对于幼稚的青少年来说,不过是个“互相帮助”的代名词。爱父母,则是出身好的青年的特权,随着“文革”的展开,享有这一特权的青年也越来越少了。至于同情、怜悯以及今天青年爱说的理解、宽容、温存,则一概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被归在应该唾弃之列。

愚昧与无知

这代中学生,尤其是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在理科方面受过比较扎实的基础训练,但是,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所学到的知识,却是相当地支离破碎,尤其到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表现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时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一位“老三届”出身的学者这样回顾当年的教育:“批‘封’,割断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国学’,成为没有家园的文化‘孤儿’和‘浪子’;批‘资’,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西学’,成为流不进大海的文化‘内陆河’和‘沼泽地’;批‘修’,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这一点在“文革”中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因这一缺欠所造成的后劲不足,还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在知识欠缺的情况下,可以以丰富的人生经验作为弥补,而在校园中长大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又有什么人生经验?所以,“文革”中表现最狂暴、最过激的,多为中学生,而在中学生中,又以初中生更过分。

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某些不足,因为越是偏远的山村,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小,人们的生活也就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状态,而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最偏僻的山村,在那些最贫穷、最没文化的农民中,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了改变和纠正。17年教育所最不赞赏最不提倡的,就是独立思索的精神,那时的“独立思考”只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才用得到。10年之后,当这一代终于喊出了“我——不——相——信”的时候,才是他们从盲从到觉醒的开始。

心口不一

将一切归咎于盲目、狂热、听话,甚至无知,总还是容易的,在这种种表现的背后,他们同样存在着人性中的另一面。

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片面与夸大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虚伪。这种违反一般人本性的过高要求,使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以为即使是正常的为自己,也是与“革命”不相容的,他们只知道牺牲自己是美德,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同样是应该珍视的,更不知道个人的权益也同样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他们尤其不知道,追求名利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并不反动,只要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这种追求就应该受到鼓励。

然而,人的欲念、人的追求是客观存在,无论怎样教育、怎样改造,也压抑不了,要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文革”到上山下乡,这代人的各种表现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本性中同样存在着自私、贪欲、卑鄙、冷酷等恶的一面,理想主义之下,有为一己出人头地的私欲;革他人之命的行为,掩盖着某种出卖别人保全自己的丑恶,这些欲望是以扭曲的、不正常甚至不正当的方式发泄出来,由此就表现出自觉或不自觉的虚伪。

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就会写思想汇报,写给组织、给教师,而不是给自己看的日记,他们中许多人会巧妙地将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种方式告诉别人,也会以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汇报,一些恶劣者还会以此来诬陷别人。

出身好的青年,尤其是高干子弟,因为即使他们有些“出格”的思想,有些不良表现,也往往被视为“认识问题”,因此他们不需要费尽心思去掩饰自己,为人处世要直率、真诚一些,所以,最具批判精神、敢于进行独立思考的人,往往出现在他们中间。而越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为了摆脱在群体中被人歧视的地位,就越要千方百计地表白自己的“革命”,表现自己的“积极”,他们的人格被扭曲、被蹂躏的程度就更严重,一些卑劣的行为往往出现在他们中间,并因此而愈加被这个群体所歧视。他们在精神上的痛苦和被伤害,是具有强烈优越感的出身好的青年所难以体会和理解的,他们心头被笼罩的阴影也许将伴随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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