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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何长大成人? 返沪知青子女访谈录

时间:2014-07-29 22:35:01  来源:东方网  作者:

一个大浪打来,无数人离开上海,奔赴异乡,成了知青。
  
  二十多年后,当知青们在异乡娶妻生子安定下来,又一个浪头打来了:一个孩子允许回到上海。
  
  无数家庭再度经历了选择的艰难,分离的痛苦。
  
  “当时,一个星期写了五封信,催父母把自己接回去……后来心就淡掉了。家人以为我是适应了,其实是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壁垒,把自己封闭在里面。”
  
  “我是‘软着陆’,没什么苦大仇深的故事,但记得十六岁时,疯了一样想弹肖邦的《革命练习曲》。”
  
  “回到上海,就像回到了老家,不过我经常想起舅舅家那个没有人愿意给他落户的孩子。”……说这些话的人,有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回沪知青子女,当他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便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独自从外地来到上海生活。如今,他们基本三十多岁,成家立业。
  
  他们如何长大成人?今天,在当下的上海,记录和思考这段共同经历,有何价值?
  
  “一个城市的风格是由它的各种群落组成的,回沪知青子女是独特、鲜活的一支。他们的喜怒哀乐,应该得到表达。”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孙向晨说,“他们的经历和存在,是这个城市独特的一笔财产。”

一位三十出头的上海男士告诉我,对他生命影响最大的阶段,是11岁那年。他是黑龙江上海知青的独生子女,1991年独自回到上海。当时他几乎每天都写信回去,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渐渐地,他感到失望,在一个拥挤的大家庭中孤单长大。直到去年在台湾参加了一个心理工作坊后,他才意识到这段历程并不是“往事”,而深深影响着他的现在。
  
  我被他的这段经历触动。然后经过了解,发现有这样经历的人,着实不少。
  
  从1980年代开始,就有知青子女陆续回到上海,回来时的年龄、途径各不相同。而我们这期报道关注的,是其中一支:受当时“上海知青子女可以回沪一人”的政策推动,户口迁回上海;从1990年代初起,离开父母,独自从外地回到上海。当时他们多半是青少年,家中独子;如今他们基本上年过三十,成家立业。
  
  这段经历,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却很少得到叙述、呈现和思考。他们如何长大成人?他们如何拥有这段经历?
  
  不过,这是往事吗?在今天、在当下的上海,来关注这个群体,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这个困惑伴随着我的采访。而编辑部给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思路:你要不要就带着这些困惑去采访?我们是否可以坦诚地告诉读者我们的困惑,让每个人自己去感受、去思考?
  
  于是,就有了这篇分上下两期刊登的“困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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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汇滨江,这里曾有一片居民区,有老南站,有码头。孙慧明11岁回到上海后就住在那一带

“三天三夜”,无比漫长

■孙慧明,33岁

    1981年出生于东北大庆,父亲是上海知青,母亲东北人,1991年独自离开父母,从大庆回到上海,目前是法务工作者。
  
  “11岁发生的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孙慧明说。
  
  粗粗看去,孙慧明是个年轻的上海男人,衣着清爽,性格温和,时常露出好脾气的笑容。不过接触多了,又感觉他不怎么像上海人。他能讲上海话,但更习惯说普通话,“普通话更像是我的母语,说起来更舒服。”
  
  孙慧明是知青子女。
  
  1969年,因家境困难,孙慧明的父亲主动要求插队落户,去了遥远的大兴安岭。后来大庆油田招工,许多大兴安岭的知青都去了大庆,孙慧明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就此在那里成家立业、娶妻生子。
  
  “小时候觉得爸爸很厉害:会开工程车,会做玩具,但不太陪我玩,也不太亲近。他性子有点躁,容易发脾气,对我还是很好的。”
  
  1991年夏天,孙慧明虚岁十一,父母亲告诉他,这个暑假去上海,到爷爷奶奶那边玩。“我问,玩多久?他们说,有点久。那三天三夜够不够?我又问。那时候,‘三天三夜’是我心里最漫长的时间了。”孙慧明回忆道。
  
  也许是担心孩子难以接受,也许是大人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分离,孙慧明的父母没有告诉孩子真相。
  
  真相是,他们打算让独生子就此离开家,离开大庆,去上海读书、生活。
  
  这个家庭的选择,是一个时代的切片。
  
  据学者调查,“1987年上海人口抽样调查,市区青年人口为2722994,其中回沪知青子女占将近5%”(《回沪知青子女生活状况研究》,朱孔芳,韩毅)。
  
  1960年代末,“插队落户”等知青政策引发了无数家庭的别离,而二十多年后,当知青们好不容易在他乡安家落户,却再度面临“留还是回”的艰难选择。如果说,这两拨扑面而来的时代浪潮有何相似之处的话,也许是卷入洪流、经受洗刷的都是青少年——他们不同程度地被外力打断了自然的成长过程。
  
  “当时,一个星期给家里写了五封信,其说是信,还不如说是当时催岳飞回来的金牌,只是我催父母把自己接回去。”孙慧明说,“后来心就淡掉了,反正也没什么盼头,也就不去盼了。大家认为我是慢慢适应了,但现在我知道,那时我的身外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壁垒,把自己封闭在里面。”
  
  孙慧明有本旧相册,保存了许多初到上海那几年的照片。相册的扉页上,有一行大大的、蓝色水彩笔写下的稚嫩字迹:“千万里、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
  
  “现在,哪里是你自己的家?”
  
  听到这个提问,孙慧明久久没有回答,好脾气的神情消失了,他陷入了沉思。
  
  星期日周刊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接到我的采访电话,你是什么心情?
  
  孙慧明:有点意外的。
  
  星期日:意外什么?
  
  孙慧明:怎么突然会做这个报道,因为已经过去蛮久了。我印象中,知青子女返城,一九九几年的时候蛮多的。老家那边的同学,也有很多一起移到上海来,有适应的,也有回去的。现在,背井离乡的人已经很多啦,不过我们那个年代,离开父母不是潮流,是小众。
  
  星期日:重新来聊聊一些“过去蛮久”的事情,你有什么感觉呢?
  
  孙慧明:比较平静了,我的状态算比较好吧。其实我们每个个体身上,都有一些时代的特点和烙印。我是知青子女返城,我们后面,就是来上海读大学的、工作的、打工的,一拨拨。我回到上海的时候十一岁,二十一岁的时候爸妈也回来了。三十年里面,有三种不同的状态。十一岁之前,无忧无虑,那时候的烦恼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父母对孩子比较简单粗暴,没有什么耐心,有时候“混合双打”。但是对我来说,大庆的11年过得挺开心的。
  

星期日:你现在还记得你十一岁的样子吗?
  
  孙慧明:就记得当时留着个蘑菇头。但爸妈怎么跟我说来上海的,我都记得。那不是放暑假嘛,他们说,你去上海,爷爷奶奶那边玩玩。然后我问,玩多久?他们说,时间会有点久。然后我问,那三天三夜够不够?那时候,“三天三夜”是我心里最漫长的时间了。他们说,差不多吧。我说,那行,我去上海玩三天三夜再回来。上海比较陌生,亲戚接触得也很少,但对我都还蛮好。但十一岁小孩总归是最依赖父母的,没几天,就想家了。
  
  星期日:谁送你来上海的?
  
  孙慧明:爸爸妈妈的同事,也是上海知青,托他们带我坐火车回来的。
  
  星期日:回来就住在爷爷奶奶家?
  
  孙慧明:对,就是上海以前那种老房子,也不是石库门,在肇嘉浜路那边,里弄像迷宫一样,有些地方窄得都要侧身走。那时候一家是上下楼的,但住的人很多,很挤的,爷爷奶奶,大伯父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姐姐,也是知青子女,她比我回来更早,大概三四岁就过来了。我小时候比较感性,重感情,那时候电话也没有的,都是电话亭,没办法,更多的时候就默默地哭呗。
  
  星期日:家里那么多人,你怎么哭呀?
  
  孙慧明:基本上没人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跑到二楼阁楼,抱着枕头哭呗。
  
  星期日:你其实是不知道要离开家,以后要长住上海的?
  
  孙慧明:是啊,大人就会跟你说,没办法啊,你现在要读书啊,放假了就可以回家了……就是连哄带骗留下来的。从那时候开始,就寒暑假能够回家。
  
  星期日:长大以后,当你父母也回到上海后,你问过他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吗?
  
  孙慧明:没有。我家交谈很少。父母给我的印象是不太表达内心感受,所以很少有内心交流。这也是我需要突破的地方,不然和我儿子也会复制这个模板。
  
  星期日:那么,作为知青的父亲,你也不太了解?比如他怎么去大兴安岭,他那么多年离开上海有什么感受,他现在过得如何,他对自己知青的历程怎么看,等等,你也不太知道?
  
  孙慧明:现在的父亲,话少,有点闲散,不太有耐心。我们和其他人家一样,吃饭看电视的时候会聊会,但都不深入。我只知道,我父亲家里一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当时已经有一个哥哥和姐姐知青出去了,但只有奶奶一人养家,还是很困难,我父亲就主动要求出去的。好像当时姑姑在齐齐哈尔,父亲为了离姐姐近些,就去了大兴安岭。后来大庆油田招工,那批大兴安岭的知青基本上都去了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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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岁的孙慧明,在大庆家中。童年和少年,除了偶尔挨父母的“混合双打”,过得无忧无虑。

星期日:回来上海以后,最不容易的是什么?
  
  孙慧明:想家的感觉。1998年我回老家,看到家里抽屉里面有我小时候写的信,一周里给父母写了五封,内容都是这样:我怎么想家里啊,怎么想你们啊……那些与其说是信,还不如说是当时催岳飞回来的金牌,只不过我是催父母把自己接回去。
  
  星期日:那段日子多么漫长啊。
  
  孙慧明:是啊,最难过的就是每年暑假结束,要回上海的时候。东北的发小还给我出主意,要么你多喝点凉水,喝到拉肚子了你就不用回去。不过我觉得凉水不好喝,没听他的。11岁来上海后那几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发现快乐慢慢变少。原来在家里,一天都是快乐的,除了作业做不完的时候,捣蛋挨揍的时候。但是到了上海,那种快乐就变成一种想念,甚至变得很陌生,真正属于自己的快乐就少了,长时间能量一直低。
  
  星期日:很孤单。
  
  孙慧明:对,长期分别、想念和失望,心里会低落。低落久了,就会产生一些壁垒。
  
  星期日:壁垒?
  
  孙慧明:把自己封闭和隔阂嘛。我从小的性格就不是很出头那种,到了上海就更加重,更喜欢不把自己表露出来。小孩子其实都会把想法直接表达出来,但如果周围不熟悉,没有那种亲切感,就会把自己慢慢封闭起来。
  
  星期日:壁垒的意思是你跟周围有距离感?
  
  孙慧明:壁垒每个人都会有,其实就是一个舒适范围。比如说我在这,我身外有一个框,这个框框以内是我熟悉、了解的,外面是我不熟悉不了解的,我越出了这个框,也许会不舒服,受伤害,只有在这个框里面我是舒服的。
  
  星期日:当时回到上海后,这个框里就只有你自己了?
  
  孙慧明:基本上就是自己。
  
  星期日:那你自己怎么度过你的时间呢?
  
  孙慧明:没有办法啊,就是上学啊,放学做完作业跟小朋友去玩一玩啊,玩完就吃饭啊,吃完饭就睡觉啊,这样子。
  
  星期日:听起来和大庆的生活没什么区别。
  
  孙慧明:表面上是一样,区别就在于生活中几乎没有父母这两个角色。
  
  星期日:那意味着?
  
  孙慧明:也有人照顾你吃穿,关心你生病,但是从心理来说——之前不是也有一个实验吗,一个初生的小猴子,给它一个玩偶,还有一个奶瓶,你猜它更需要哪一样?只有饿的时候它才会要那个奶瓶,其他时候都是抱着那个玩偶的——就是那种依赖、信赖,没有了。那种时候完全是靠自己,(读书)学得好学得坏,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要养成什么样的习惯,也是自己的事情;我怎么安排我玩,哪些玩适合我,哪些玩不适合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爷爷奶奶,亲戚对我蛮好的,也很尽力,那是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精神层面就没有特别多的照料。我也有同学从大庆来到上海的,大家的轨迹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同,像以前的学习委员,他就很喜欢学习,有很好的学习习惯,而且他觉得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星期日:我感觉,当时的你很向往那种状态,但又很无力?
  
  孙慧明:如果能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把学习当做乐趣,那至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东西上,至少生活中有一个重心。
  
  星期日:当时你找不到一个可以集中注意力,让你投入的东西?
  
  孙慧明: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很迷茫啊,上海的生活没有什么让我特别兴奋的事情,一年当中值得怀念的事情,肯定是放暑假回家,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我特别快乐的事情。那时候是比较喜欢古文,学的最好的就是文言文,同学看不懂的,我理解起来就比较轻松,包括很拗口的那种,但我也没有坚持。初中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读诗,有那么一点兴趣想试着写写诗,到后来也没有继续些。那个时候也会有朋友,但也不太积极地去交往。或者说我们只是因为玩而处在一起,没有更多的了解。初中的朋友,到了中专就联系少了,而中专的朋友,到了工作啊就联系少了。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性格的关系,还是一个人回上海的关系。
  
  星期日:你前面说的壁垒,是不是也影响了你的生活状态?看起来也是读书、回家、玩、吃饭,但这不是节奏,而是浑浑噩噩地过着?
  
  孙慧明:对,麻木。像这种求学的经历很多人都会有,比如插班生,但我不是“插”到一个班级里,是完全“插”到另外一个生活环境里去了,就是“插”得很彻底,连父母也直接……
  
  星期日:那和儿子分开的你父母的心情呢?
  
  孙慧明:……挺想念的吧,我妈妈现在才50多岁,但头发全都是白的,她说就是那些年想我啊,操心啊,头发就都白了。
  
  星期日:而你就在壁垒中,在迷茫中慢慢长大。
  
  孙慧明:我体会到的迷茫,就是真正找不到自己的那种感觉。而当时所处的环境,加重了我的迷茫。而且这个状态真的是影响到后来,读书考试不是特别积极,甚至以前的工作态度上也不是很积极努力。我对生活中很多事都不是很在意。因为你十一岁时很多想法没有人支持你,你也做不到,那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无所谓啦。
  
  星期日:无所谓的意思是,就算有想法也没什么意思?
  
  孙慧明:对呀,当时最投入的(想法)就是要回去嘛——这个事儿没办成过一次。刚开始不是一个礼拜五封信吗?后来心就淡掉了,反正也没什么盼头,也就不去盼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努力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些固有的模式,这样的模式,少说也有二十年了。
  
  星期日:我感觉,你对你自己的内在梳理得很清楚。
  
  孙慧明:去年夏天,我去台湾参加了一个心理工作坊。如果没有上那个课程,也许今天我们不会坐在一起,它对我改变还是蛮大的。
  
  星期日:在工作坊里发生了什么?
  
  孙慧明:课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让大家看到自己一些固有的模式。我发觉我的固有模式就是有壁垒的,有个框框,做什么事情都能受另外一个结果。嘴里说我要好好去学习,积极去工作,但我能接受另外一个结果。讲师说,那是你一直在给自己留一个后门。当时我会这么认为,我不知道坚持是为了什么。然后我就想,上这个课回来,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意义就是我更多的看到自己,我真的要关注一下自己,自己的内心。
  
  星期日:这样的一个声音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孙慧明:这么说吧,有一个自己的东西,突然之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找不到了,也许是生活的经历在上面盖了一层一层的沙子,盖得越来越久,越来越厚,就都不知道埋到哪里去了,而那个课程帮我把它挖出来了。
  
  星期日:挖出来会带来什么感觉呢?
  
  孙慧明:突然之间就很轻松。我们一个班有六十个人,一起相处了四天,第二阶段,老师设计了一个环节,问大家,你能记住同班几个人的名字?我几乎是一个都报不出来,大概六十个人只能报出四个,在所有人排到最后面。然后讲师就跟我说,你看到自己模式了吗?当时心里很触动。讲师说“醉生梦死,行尸走肉”,那八个字,对我真的是当头棒喝,我想,之前好像一直就是这样。我现在回头去看看上课之前的照片,就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的,不太喜欢笑的,总是皱着个眉头,你看,我眉间的皱纹很重的。我一直就像一个充不满的电池。学习、工作、结婚,对生活什么都是随便啊。后来整个身体状态也会变坏。初中的时候我包揽所有运动项目的第一名,后来有些运动都懒得去做了。再后来就感觉自己亚健康了,生病了。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夏天,上班坐在开空调的办公室,披着外套,浑身出冷。在台湾上完课回来我想,原来,人一直是有两块电池的。一块是心里的电池,只有心里的电池充满了,身体的电池才充得满。我心里的电池一直不满电,再怎么运动啊,我的身体也不会满。我以前觉得,就那样呗,也没什么。但上过课以后,我对生活真的有了一个方向。突破壁垒,蛮痛苦的,但我开始相信,我可以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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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春节,孙慧明回到大庆家里。在大庆,他心情特别舒畅,北方的冬天蔬菜少肉食多,一个假期,体重从128斤飙升到156斤

星期日:你小时候在相册上写“千万里、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那么现在,你自己的家在哪里?
  
  孙慧明:现在的家,在上海,大庆是故乡,是记忆中的家。
  
  星期日:家和家乡的区别是什么呢?
  
  孙慧明(思考了很久):家,就是家人所在的地方吧,父母、妻子、孩子都在上海,上海就是我的家了。家在哪里,归属感就在哪里,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但我比较恋那边的(指大庆)。我愿意回去,愿意谈论,谈论本身就是回忆。
  
  星期日:你觉得自己是上海人吗?
  
  孙慧明:我觉得我是新上海人。我和新上海人没什么区别,除了春节。大庆是我的根,离开那里以后,就没有在哪个地方扎根的愿望了。我挺喜欢上海,但也没有觉得非在上海不可。现在的上海,有新上海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外来务工的,老外,就像一杯鸡尾酒,一层层的边缘,会有一些相融,但还是分层的。
  
  孙慧明的家,离徐汇滨江不远。夏夜,这里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一个好去处。江风习习,吹来淡淡的江水的气息,和江船柴油发动机的油烟味。人们在长长的沿江步道上走路、跑步、遛狗。小孩子坐在滑板上,从极限运动的斜坡上溜下来,又爬上去,一遍接一遍。年轻人仰躺温热的水泥斜面上,望着夜空。夜空中有稀朗的星星,和小灯泡闪烁的风筝,就像是一片片静止的烟火。
  
  每天晚上,只有在家,孙慧明都会带着孩子来这里。他经常招呼父母一起来,不过看起来他们更乐意在家看看电视。到了江边,小孩一会儿就混入了孩子堆了,而他就沿着1.5公里的暗红色塑胶跑道跑个来回。
  
  这是生活中很平凡的一幕,却也是不平凡的。那是孙慧明正在重新建设自己的生活,把自己从沙子底下挖出来。
  
  “无论是当年我父母离开上海,还是后来我回到上海,都像是被时代的浪潮打过来、席卷走的,那不是我们真正的选择。而现在我可以思考和选择,我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生活。”

  小男孩在台阶上撞了一下,蹭破了皮,瘪着嘴地爬到了爸爸的身上。孙慧明抱了他一会,然后让他站在滑板上,不紧不慢地推着他走。
  
  他说,他没有告诉父母,接受了这样一个采访,不过,等到报道出来后,会拿给父母看。“我的父母从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时代里学到的是如何生存,所以当年让我回上海,是想给予我生存的保障和传承。而我现在应该学习和自己、和家人有些心灵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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