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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谈知青抢书:书藏小筐底 上面放满果蔬

时间:2014-07-02 00:05:12  来源:凤凰网  作者:

本文摘自:《大众日报》2010年10月29日A13版,作者:卞文超,原题为:《梁晓声:回望“中国病了”的年代》

9月16日上午,电视剧《知青》在黑河开机,担任编剧的梁晓声专程从北京飞抵黑河。时隔36年,他重回故地,只有江水依旧。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祖籍山东荣成,出生于哈尔滨市,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9月16日,梁晓声站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国际饭店的大窗户前眺望,窗外是黑龙江。清浅的河水对岸,就是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梁晓声指着滨江的柏油马路说:“原先我走过这条路,那时江边没有栏杆,几级台阶下去,就能走到江沿。”

18岁踏上知青专列档案里记录不好

1968年,19岁的梁晓声踏上满载1000多号人的知青专列,从哈尔滨出发,坐火车到北安。近百辆卡车接站,将这些来自城市的青年四散到北大荒各个地方。

梁晓声坐着卡车走了12个小时的黄土路,抵达黑河市锦河农场。他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第一兵团,驻地靠近边界,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政审特别严格,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别紧。

今天当梁晓声被问到:在农场印象最深刻、最熟悉的生活场景是哪一幕?他摇摇头:“那不是一幕,是太多幕。我当过班长,也当过知青排长,报道员……”掐指一算,在这片土地上他度过了六个半年头。

离开兵团时,梁晓声的档案中写着:此人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可利用’是说我还可以写东西,‘不可重用’是因为我的思想和‘文革’是格格不入的。”

15年后再书知青不是现实主义不写

梁晓声是高产作家,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尤以知青题材的创作被大众熟知。1982年,创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6年,创作《今夜有暴风雪》《雪城》;1995年,创作《年轮》;几乎每部作品都引发了巨大反响。眼下这部《知青》,间隔时间最长,在这段时间里同类题材电视剧几乎绝迹。

在电视剧《年轮》中,梁晓声直书当年苦难——小学曲老师饿死在讲台上,年轻的代课老师带学生去郊区偷军粮。工人们偷了孩子们的狗杀了吃,孩子寻去,雪后厂区萧瑟,唯有标语醒目:“大干,苦干,拼命干,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这部电视剧的播出,甚至引发了知青再聚会的潮流。

15年后再次执笔知青生活,对梁晓声而言是个命题作业。山东省有关方面提议此创作计划,梁晓声被认为是最佳的编剧人选。他提出一个前提:“如果不是现实主义视角的作品,我没办法写。”

“因为这本身是现实题材,它要求我们有现实主义的视角。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你相对忠诚于你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十年“文革”是重叠的,梁晓声希望新的作品能够相对真实地反映“极左年代”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展现知青命运的沉浮,包括他们精神的、思想的、情感的、心灵的各种变化。

创作过程中,他的想法得到了支持。

大胆拓宽半径过滤式创作极不负责

梁晓声是新中国同龄人。由于打字受限,他无法通过网络与人交流,和《知青》导演张新建沟通剧本,全靠手写书信。

回顾以往知青题材作品,梁晓声感到当时的创作有激情、有冲动,但本身并不全面。如今再次执笔,希望能够全景式地展示知青生活。 电视剧在东北、内蒙古、西北三地搭建实景拍摄,梁晓声交付的剧本达30多斤重。

“文学也罢,影视也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的自觉性。它要发挥本能来补充和完善自己国家一个时期的历史,告诉后人,他们的前人们曾经经历过什么。”梁晓声将影视比作一个国家的“声像名片”。令他扼腕的是,如今从荧屏到银幕,国产剧少有1957年至1980年的戏,这之间包含着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

谈到这里,梁晓声语调上扬:“今天的年轻人所看到的电视剧,对这段历史的反映相当淡化,可以说是一种过滤式、屏蔽式的创作。这种创作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将来的后人要问我们了,你们当初为什么通过文艺的形式屏蔽掉了中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

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创作自由度是有半径的,也就是说有个可能的尺度。我跟导演谈过,我们不要等待别人把半径拓宽了,我们再跟进。我们要胆子大一点,主动来拓宽这个半径。 ” 这也许是这部戏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被运动的一代苦难是不是真苦难?

抵达黑河当天,梁晓声午饭后奔赴当年插队的锦河农场,随身仅带一个布包。时隔多年,再次回首这段经历,他有了新的想法。其中包括如何看待知青这一代人的苦难。

在当年知青的回忆文章中,上山下乡的岁月往往被涂上艰苦的底色。天涯论坛上曾有网友质疑:知青们仿佛受了多大的苦,不过是城里的青年到农村体验了几年生活!殊不知农民祖祖辈辈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有的甚至今天还过着这种生活!

梁晓声也在反思何谓艰苦:“要我说,当年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首先是被运动的一代。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被上山下乡、被运动,是那一代人的特征。”

梁晓声插队时刚初中毕业,有的知青比他年龄更小。背井离乡,在社会洪流中身不由己,是他们苦难感的来源。 “ 原本生活在城市中的青年,和农村孩子不同,他们有一种孤独感,感到农村并不属于他们。知青离开家两三年见不到父母,除了空间和交通不便造成距离,探家的时间也有很严格规定。这让他们感到更艰苦。”梁晓声说。

在他的眼中,当年的下乡知青,和今天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一样,苦在没有归属感。此外,知青中还有一部分人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强的冲击。他们来到广阔的农村,仍然不能享受平等。这决定了他们的经历具有苦难性。

不读书的一代缘何没有垮掉?

“今天回顾,我只不过是有这样一段经历,和当年千千万万知青没有什么差别。”梁晓声并不认为自己有特殊的知青情结,也不愿胶着于知青题材的创作。相反,他更倾向于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

身为北京语言大学老师,今年他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夏天,批改完一百多万字的学生作业,又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当湖南寄来题目为《中国知青纪念文集》的两千页五大卷书稿时,他甚至感到排斥,置于自家阳台上,不想翻看。

直到一次偶然翻开,第三卷第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为共和国读书》。这篇文章讲“文革”中书全被烧了,一批湖南的知青在下乡之前,发现附近一所学校的图书馆还保存着一些当时都被盖上“封资修”印章的“禁书”,其中包括雨果、契诃夫、托尔斯泰的著作。这些青年就把这批书偷出来分类、编号,偷偷带到插队的地方去,选了一个类似窑洞的地方,开辟了一个“知识青年地下图书馆”。

“你能想象一个国家完全没有书吗?”这个例子令梁晓声印象深刻。在年代背景下,知青们对书的抢救和爱护显得有趣而惊险。有的女知青劳动完了之后,臂上挎一个小筐,筐底藏着借来的书,上面放上土豆、萝卜、葱,再盖一个毛巾。但即使这样,还是会被发现,图书馆还是会被捣毁,青年们还是会被追查。

“这样一代人经历‘文革’十年,命运千差万别,在少男少女的年龄错过了课堂教育,经历了命运的低谷。但是这样一代人却没有垮掉,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社会中坚力量,这是为什么?”梁晓声提出这个问题,并尝试给出一种解释。他认为,那个年代青年和书的关系是很特别的。 他们在城市里,像收集珍宝一样把书搜集起来,发疯一样抓住非常有限的资源,拼命汲取其中养分。当时引进的书在今天看来几乎都是经典,和今天信息爆炸、缺乏耐心的阅读时代相比,当时的阅读显得更有诚意,也更有效率。

心系国家命运挖掘当年的思想者

“我非常不谦虚地说,我也算那个年代有一点儿思想的知青。”梁晓声不否认《知青》剧中有他本人的影子。

梁晓声知青生涯的转折点出现在1974 年,那一年他被推荐进入复旦大学读书。 出发前夜,他留下一封书信。信里谈到团组织的发展路线问题,他还提出,有些知青虽然出身有问题,但已经考验那么多年了,足以证明他们是好的。 入团不用考察那么多时间,不应该继续拿家庭背景原因挡着。

2007年,现居天津的几位知青聚会,专门找到梁晓声,其中有一名当时的团干部。他说:“幸亏你第二天就走了,如果再晚点,你就别想走了!他们当时把这封信报告上级了。你那信老反动了!”他们并不知道,梁晓声就读于复旦大学时,也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

知青当中有思想者,他们当时就在反思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在《知青》剧本中有所体现。剧中有一个叫赵曙光的“老高三”,他读过一些书,在给弟弟的书信中套用了契诃夫《第六病房》里的句子——“俄罗斯病了”,他说“中国病了”。

“这四个字,在当年绝对可以彻底把一个人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候有许多人想不到那些,还有的人是想到了也不敢说;也有些人想到了,憋不住要说,只能跟最亲近、最信任的人说。但绝不是在那个时代就没有这种思想和这种声音,那也不符合事实。”梁晓声说。

回望当年,他感觉彼时的青年和今天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在集体主义教育的大环境下,真正发自内心地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今天的青年只想着很乖地、很积极地读完大学,找个好工作。”梁晓声并不希望被贴上知青作家的标签,但肇端于知青时期的情怀与倔强,仍是这位六旬长者身上最突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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