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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垦荒创业”与“政治改造”

时间:2014-06-11 22:23:37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
轰轰烈烈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已经沉寂。对于这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仍需不断反思,以期得出公允评价。

  曾经轰轰烈烈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已经沉寂了。对于这个一度牵涉到千家万户,对一代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人们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反思、探索,以期得出一个公允的评价。有的人认为,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所谓"社会上义新生事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应予以否定;还有的人认为,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不仅不应否定,还应继续坚持。

  (一)

  知青上山下乡出现在50年代中期。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已经把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下乡上山"。以后,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知青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与当时的就业状况联系在一起的。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在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劳动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制度,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而城镇能容纳的就业人数,往往取决于计划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对于计划内无法安置的劳动力,便号召上山下乡予以解决。正如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所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也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同时,他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在刘少奇主持下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进一步指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可见,知青上山下乡是在城镇就业门路较窄的背景下,为减轻青年就业压力而找到的一个有价值的途径。在当时,这一做法正好适应了农业合作化后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和边疆地区需要开发建设的需要,因此,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便以政府号召的方式得到推行。我国农村就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显然,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事物从一开始出现,就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其范围主要指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以及一些自愿从事农村、边疆建设的青年。

  从1955年起,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十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1955年8月下旬,在北京团市委组织下,有60人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成立,由23岁的共产党员杨华 担任队长。9月10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达黑龙江萝北县,在"向困难进军"的口号激励下,在人称"北大荒"的垦区开始了垦荒生活。此后,天津、河北、哈尔滨等省市组织的青年垦荒队陆续到达萝北,进入艰苦的创业期。1957年底,城镇下乡青年已达七万九千多人,回乡的更多。到1958年,由于盲目扩大基建,大量增加职工,知识青年也不需要下乡了,这一工作暂时停顿下来。

到6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并得到强化,其原因除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以外,还与经济建设中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关。首先,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在生产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小集体升级为大集体,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对个体经济采取限制政策,使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其次,自建国以来长期忽视计划生育,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城镇每年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的压力不断加大,使就业难的矛盾更趋突出。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再次,60年代初,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党中央决定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知青上山下乡的做法也就显得更加必要。中央和各省、市都成立了安置城镇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在全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以后,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起伏波动,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不过,这种变化恰好是呈反方向运行:建设规模扩大、劳动力需求量大时,这一工作不显得突出;而在压缩建设规模、精简城镇职工时,这一工作便得到加强。这一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总体上表现出必要性、连续性和一定紧迫性。

  由于我国国情的影响,也由于我们党还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很长时间里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样,对于扩大就业、支援边疆和农村建设有着积极作用的知青上山下乡,逐步变成解决部分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如果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能理顺经济关系,即使不搞"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做法仍然会继续下去。不过,还应注意到,这个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总的来说,政策是比较稳妥的,大多数下乡知青在一定时期思想也是比较稳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把知青上山下乡说成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显然是歪曲历史的作法。当然,有些人因此而认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连同知青上山下乡一起给予否定的认识,也是不正确的;而那种以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为前提,认为应该继续坚持这一作法的观点,也是欠妥的。

  还应提到,在五、六十年代下乡的知青中,有一些人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自动放弃了升学、就业机会,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发建设边疆的抱负,立志下乡或支援边疆建设的。比如,品学兼优、放弃高考下乡当农民的董家耕、侯隽,就是这些青年的突出代表。他们以大局为重,排除习惯势力阻挠,立志改变国家边远、落后地区面貌的思想境界,以及扎根农村,扎根边疆,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他们在当代青年下乡务农、垦荒创业的历史上起了开拓者的作用,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佩。

  (二)

  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变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是这场运动给社会造成的严重混乱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致使知青上山下乡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

  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

  "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之所以演变成政治运动,直接的原因是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纷纷参加红卫兵,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的浪潮很快遍及全国,在社会各方面引起了极大混乱。1967年第一季度,随着夺权任务的逐步实现,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外出串连,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但是此时,严重混乱的理论宣传,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断作乱,已经使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分辨不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了。"革命到底"的决心,使他们仍然滞留在学校之外,与社会上各行业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到处揪斗"走资派",冲击领导机关。这一阶段,武斗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出现了极度混乱的七、八、九三个月。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加》,要求"全国各地大学、小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于是,停课已久的大中小学在领导班子不健全、缺少教材和经费、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当然,这时的"复课闹革命"只是流于号召。在各地给中央文革的简报中有如下反映:绝大多数学校"大联合没有实现","武斗不断发生"。许多学生不愿到校,还有一些学生"要求退学"。同时,"复课闹革命"还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了招考制度,大学停止招生以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1966、1967两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进行分配。积压在校的大量毕业生,成为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也影响到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材料中反映:"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显然,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和社会秩序"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不过,这时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虽然"急待解决",但在社会动乱未止,许多地区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能够反映这种情况的例子是,1967年10月上旬,北京出现了一些中学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的举动,但在全国,这一事件并未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

  到1968年,解决毕业生分配问题已经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积压在校的中学毕业生已经不止是1966、1967两届,加上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共达一千余万人之多。这一年,在大多数地区陆续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动员青年学生上山上乡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和接受安置条件基本具备了。同年4月,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对于毕业生分配,文件上提的是"四个面向",当时工矿、基层的情况如何呢?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近百分之十;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百分之四点二,只相当于1966年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是无法新招工人的。这样,文件所提的"四个面向"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七、八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号召"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于是,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便以上山下乡这一形式悄然消失了。

  透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中,知青上山下乡已经被严重扭曲,演变成与这场内乱相联系的政治运动。还应注意,在1968年爆发的数以千万计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问题,其性质已经远远超出劳动就业的范畴,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当时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使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当时盛行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这是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于以往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区别。

  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变成 "反修防修" 、改造一代青年的政治运动

  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与毛泽东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和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不断发展,他从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改造知识青年的经验绝对化,而对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表现出轻视书本知识和课堂教学的倾向。他多次谈到:"书读得越多越蠢",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要缩短",阶级斗争应该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培养和造就接班人。以后,联系到对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错误认识,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对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作为"接受再教育的根本途径",提高到"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的政治高度。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反修防修的问题时,还把现实生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社会差别当作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要把全国各行各业办成一个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学校的设想,要求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一想法也体现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当作是"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是"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 ,迅速在全国推开并形成一个高潮。于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就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前的明显的政治特点。

(一)从全国来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轰而起,没有长远的整体规划。在毛泽东发出知青上山下乡的号召后,各地不区别具体情况,所有的城市都搞上山下乡,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同时,不管本人和家庭的情况如何,一律要下,搞所谓"一锅端"、"一片红"。于是,从1968年底开始的头两年中,全国有四百多万大中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潮水般地下放到农村和边疆。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大批知青下去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很多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反映到中央。1973年,毛泽东看了福建李庆霖反映知青问题的来信后,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言辞间可见毛泽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境。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的指示,国务院在当年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但在当时,"规划"根本没有实现,政策仍是混乱多变,以至于有些地区又制订出什么"牛年招工,马年下乡"和"先下乡,后招工"之类随意性很大的"土政策"。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是,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许多问题仍是悬而未 "决"。正如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的,1968年至1978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一概括,也算是对大轰大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总结。

  (二)在"大批判开路"的精神压力下,很多地方对知青上山下乡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的做法。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形成高潮后,舆论工具一再宣传:"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 并把这个问题作为衡量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气氛下,有的地方在下乡动员过程中,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等施加压力的错误做法。在先后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一伙人针对周恩来在1972年提出对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及邓小平在1975年提出"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的主张,进一步把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提到"拔根"与"扎根","复辟"与"反复辟","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与反限制"的高度。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事物被鼓吹成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迎着阶级斗争风浪破土而出的共产主义幼苗",等等。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一再被拔高,不断被推向极端,以致成了一个人们不敢触及的敏感政治问题。

  (三)在"接受再教育"理论指导下,不切实际地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由于强调青年学生"接受再教育",不少地方在青年下乡地点的选择上,放弃自然条件较好的近郊区,片面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甚至把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作为选点的条件之一。有的地方已经在城市郊区举办了知青场队,发展多种经营,但被批评为"下乡不离城"、 "下乡不务农"、"违反大方向",转而把大批知青下放到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原动员城市运去。结果,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要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生活费。由于负担沉重,最后又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我国历史发展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

  第一,加重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深谷"的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少培养一百多万名大专毕业生和二百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在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人才奇缺的问题,形成了 "人才深谷"。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首先在于"文化大革命"中断教育,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等作法,但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加剧了教育中断,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应该看到的。当然,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头两年,仍有一小部分青年得到了升学机会,但是,随着上山下乡运动形成高潮,这一小部分在校青年不久也中断了学业。《教育年鉴》记载:"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小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这样,从1968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共达一千六百二十三万人。一些年后,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即使又获得学习机会,因大多数人文化基础很差,只有相当于初小甚至还不到初中的文化程度,同时,由于"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思想的影响,许多人丧失了学习积极性。这是一个时期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证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如"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拉大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使我国人才整体在一个时期内严重不足,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不易跨越的障碍,增加了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二、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青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财政支出共达一百多亿元,虽然,这些钱有一半支援了农垦事业,但是,经济效益很差,并没有真正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到了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的时候,因为不少青年已经结婚生育,返城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国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

  第三、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负担,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对于大批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接受的。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多数插队知青由于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一般每人每月至少要补助五元,而有多子女上山下乡的家庭,负担尤其严重,给许多知青家长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造成很大负担。知青家长的不满情绪,以及后来在知青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许多不幸。"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使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提前步入社会生活。上山下乡的实践固然给他们带来一些有益的锻炼,使他们开始体会到人生的甘苦,学到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增加了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对我国民族勤劳、纯朴的传统美德有了切身感受。但是,这种收获对于正处在人生黄金时代的青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学识上准备不足的一代人。事实证明,脱离文化教育,离开文化素养的提高,孤立地谈论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不仅不利于青年在思想、精神、个性上的全面发展,反而易受各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知识青年在若干年后返回城市的生活中,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他们中固然有不少人在困境中重新奋起,不断地拼搏,开拓,但是,一切需要重新开始的状况,也使一些人过早地丧失了生活热情,这不能不说是在一个时期里一部分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信仰危机"的重要原因。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许有人会引用别林斯基关于"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的话,说上山下乡对于青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进而,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对于知青上山下乡,习仲勋也说过一段话。他说:"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这里,他讲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伤害和磨炼。这是正确的。在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上,应该注意的是,如果脱离开伤害去谈磨炼,就将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磨炼,是积极的,需要坚持和发扬的?还是消极的,必须反对和避免的?至于说到悲剧与"大学"的关系,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点:如果脱离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是在肯定其悲剧性质的前提下,认为这对于青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但是,决不等于承认这种磨炼,就否定其悲剧的性质。

  显然,"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五、六十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相比较,不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在性质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彻底否定的今天,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理所当然地应该予以否定。

  必须强调的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忽略和抹煞的。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在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和不发达地区,创办起、建设着诸如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垦殖场、湘潭红旗农场、株洲知青林场等许多场队,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也为创办社队企业做出了一定贡献。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热心为当地农民教学,行医,在一些边远落后地区起到了文化传播和卫生普及的作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坚持在农村和边疆,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的历程中起着骨干作用。对于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国家内乱中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三)

  为了消除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党和国家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下决心从各方面采取措施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在知青工作上的遗留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的情况下,试图主要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作法是不成功的。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之所以突出,固然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有关,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就业途径。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党和政府从改革经济体制入手,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所有制,着重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从1979年至1981年全国共安排了二干六百多万人就业。从而,使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难的矛盾基本上得到缓解。当时仍在农村、边疆的知识青年的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或在当地得到了安置。已经同当地农民结婚的知识青年基本上得到照顾。以后,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国家作出给自1962年以后下乡的一千五百万插队知青计算工龄的决定。知青工作中的遗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至此,"知青上山下乡"逐渐淡出社会生活,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国国民经济还没有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存在。因此,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工作仍在进行。近几年,党中央继续号召知识分子发扬五十年代知识青年那种"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采取多种形式支援边远落后地区的建设。大批年青有为的知识分子自愿奔赴边远落后地区参加建设,成为我国知识界的一种可喜现象。也许,有人会以此为例,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应该看到,今天我国为缩小边远地区与内地发展的差距,而鼓励知识分子支援边远地区建设的做法,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主要的不同点在于,这种"结合"已经具有新的涵义,它既不单纯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更不是为了"接受再教育",而是知识分子作为工农的一部分,在深入实践的过程中,为边远落后地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结合"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联系实际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注重实效。这种结合,不仅是建设农村、边疆的需要,也是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走上成才之路的需要。这一做法将使"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在更高的水平上和更广的范围内转化为振兴不发达地区建设,加速国家发展的物质力量。我们切不可因为历史现象表面上的"回流"或"趋同",就简单化地"向前比"或"向后比",而忽视了知青上山下乡在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我们目前许多作法与过去的根本区别。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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