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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力不受约束 文革期间那些遭受侮辱的女知青

时间:2014-05-16 00:06:17  来源:中华网 china.com  作者:

独立一营教导员蒋小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和心情舒畅。对他来说,四十三岁的人生道路仿佛从现在才刚刚开始,一切有如行云流水,日上中天,连小鸟的歌唱都仿佛是一曲悦耳的颂歌。世界对他来说好比一盘玩具,他爱怎样摆弄就怎样摆弄。如果说蒋小山前半生的行伍生涯是一部磕磕绊绊的个人奋斗史,那么自从他被任命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一营教导员时,他感到他的个人命运终于出现重大转机。

小山,山东沂蒙人,文化程度相当于初小(扫盲班毕业),一九四七年入伍。曾多次立功,也犯过大错(调戏妇女),因此职务始终在连级与副营之间徘徊。直到一九七〇年兵团组建,蒋小山才被任命为独立一营教导员兼党委书记。独立营是副团级单位,下辖十几个连队,有知识青年两千余人。独立一营远离上级机关,自成一方,教导员是一把手,山高皇帝远,百里之内,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谁敢不乖乖服从呢?“老子窝囊了二十年,×他妈!今天轮到老子舒坦舒坦了。”蒋小山常常这样对部下说。事实上这话的确不假。在独立一营,教导员既然握有全营知识青年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为什么不把二十年没能享受的权力滋味好好从头品尝一番呢?

二连有个北京知青毕某,以能言善辩和顶撞领导著称。一次蒋小山下连队视察,刚好碰上这个知青批评领导官僚主义,不关心群众生活。蒋小山赞许地听知青说完,然后狠狠赏了知青脸上一鞭子,吩咐连干部:“把他给我吊起来,饿三天!看他还敢在老子面前耍小聪明不?!”蒋小山任职期间,先后捆绑吊打知青七十余人,其中数人致残。独立一营有女知青七百余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其中多数年龄在十七八岁左右,这个年纪正好同教导员蒋小山的小女儿差不多。如果说在多数男知青眼中,蒋小山的形象不亚于罗马暴君,那么在众多未谙人世的女知青面前,教导员则扮演另一种类似慈父般的长者和保护人的角色。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得不到解决,有什么委屈无法申诉,那么你便可以去营部找教导员。教导员办公室和寝室房门随时对你敞开。如果你希望调换工作或者换一个条件稍好的连队,教导员也能为你办到,条件是你必须进行某种交换。

到后来,有少数女知青为了上大学、病退或者照顾家庭回城这样的大事去求助于教导员,同样获得意外成功。但是她们都因此付出代价。送上门来的猎物并不能使蒋小山完全满足。这些女知青太幼稚,太软弱,她们在他面前简直就像虎掌下瑟瑟发抖的兔子。他不仅轻而易举强奸她们的肉体,同时还肆无忌惮地蹂躏她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可是她们却只敢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蒋小山的兽欲在膨胀之后加倍渴望得到暴力征服的刺激和快感。“小燕子”,北京知青,独立一营女子篮球队中锋。燕子不仅模样标致,性格爽快泼辣,敢打敢冲,并且身材颀长,出落得极为窈窕健美,朝气蓬勃,是营里公认的“美人”之一。如果换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她的命运也许不止是一名普通知识青年而是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或者时装模特儿。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极端漠视个人意愿的时代,因此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注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挑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发现每逢女篮比赛,蒋教导员总是悄悄地坐在场外督阵,而他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总是随着燕子富有弹性的身体转来转去。

一九七一年,整党建党告一段落,独立营决定在知青中发展首批党员。对每一个渴望通过正当途径脱离边疆的知青来说,入党不啻就是美好前途的代名词,因此人人写申请书都很踊跃。不久燕子接到通知,到营部接受组织谈话。时间是晚上,地点在党委办公室,谈话人蒋教导员。谈话只进行了短短几分钟。“现在要看你的态度了。”教导员不耐烦地说。“我……党叫干啥就干啥。”女知青受到命运转机和幸福的巨大撞击,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好!今晚上你要陪老子睡觉!”蒋小山“啪”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边解纽扣边说:“要入党就得好好听老子话!老子就是组织……”接下来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女知青凭着本能而不是精神优势拼死反抗,并且大声呼救。蒋小山兽性大发,他抓起手枪砸昏燕子,然后在办公室地板上强奸了她。“把她给我弄到卫生所去。告诉他们单间护理。”蒋小山边扣裤带边对警卫员吩咐。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意志,这个世界上的事由他说了算。蒋小山信心百倍地走出办公室,他感到了一个大权在握的男人由衷的自豪。此后,蒋小山多次在卫生所的病房里强奸燕子。仅仅一个月,燕子脸上瘦了一圈,眼角起了细密的皱纹,十九岁的少女,仿佛一下子变成老太婆。

一九七二年,燕子被首批推荐上大学。推荐表格中填满了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赞誉之辞,其中多次出现“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服从党安排”的评语。听说燕子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八六年去了美国。至今独身。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波斯人信札》)从本质上说,蒋小山并不是坏人,或者说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出身三代贫农,种过地,吃过苦,又扛过抢,打过仗,并且有过负伤立功的光荣经历。但是蒋小山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产生革命思想,他们对权力的向往和崇拜往往导致更大的人身依附。封建权力可以易主,却不会改变性质。换一种角度讲,如果蒋小山们仅仅是个农民,以种好责任田为己任,那么他也许是个称职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农民。如果在制度健全的部队里,上下制约,团结奋斗,他也许是个吃苦耐劳的基层干部。但是时代偏偏为他提供了缺少法律监督和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而建设兵团又以改造知识青年为己任,知识青年甚至缺少起码的法律和人身保护,因此农民出身的蒋小山在这里找到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中心磁场。一九七三年,一个小名叫桃子的上海女知青两次投河自杀未遂,真情披露,全营大哗。许多知青纷纷上书兵团各级组织,揭发控告蒋小山的累累罪行。某上级领导轻描淡写说:“就是那个小山子吗?我早就知道他有那么个毛病。作风问题嘛,告诉他,今后生活上检点些就是了。”还有某领导在知青揭发信上批示:“作风问题,总不是单方面的事。我看男方有六分错,女方四分错差不多。”……蒋小山安然无恙。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七〇年兵团组建到一九七三年,蒋小山利用职务之便,强奸女知青达二十余人,猥亵侮辱者多达上百人。

链接:知青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中国,知青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有很多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六条”精神,随后,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来源:互动百科)

同骄横跋扈的土皇帝蒋小山相比,第一师二团六营连长张国良又是另外一种类型。

张国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原在沈阳军区某部“雷锋团”任排长。该部队赴中老边境执行战备任务,给当地建设兵团留下一批骨干,张国良就是骨干之一并由此擢升连长。张国良是城市兵,初中文化,从感情上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具有某种天然联系。张连长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军容风纪和个人卫生,平时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一丝不乱,衬衣领子一尘不染。他随身带着小镜子和小梳子,哪怕上山劳动也决不肯邋里邋遢,这就给那些爱清洁的小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讲文明的好印象。注重个人卫生决不意味着惧怕劳动。相反,在一些关键性的生产劳动中,比如大开荒,大会战,拦河筑坝,等等,张连长常常以身作则,带领知识青年卷起袖子大干。这种身先士卒和身体力行的精神在当时兵团的现役军人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多次获得上级嘉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张连长还善于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他特别擅长个别谈心,不仅同女知青谈,也同男知青谈,和风细雨,深入人心,使受教育的知青都很感动,连长窗口的灯光也因此常常亮到深夜。这个连队的生产指标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连队也被评为“再教育”先进单位。师、团领导提起张国良,都免不了要竖起拇指夸奖:“这个小张,硬是真有两下子。”如果领导的眼光没有弄错的话,张国良的确“真有两下子”。我们很难断定张国良连长身上是否具有某种两面性,抑或说某种复杂性更为恰当。因为他确实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包括大刀阔斧指挥生产,一心扑在工作上,跳下激流救人,等等。

但是他决不是个英雄。因为英雄的产生决不仅仅取决于愿望,更取决于时代本身。当时代把他放在一个权力造就的扭曲的兵团社会,个人权力无限膨胀和知青群体绝对的人身依附形成反差鲜明的两极状态的时候,作为意志薄弱的个人能够抵抗得了这种权力的巨大诱惑和侵蚀么?张国良开始利用职权侵犯没有反抗能力的女知青,以满足自己的性欲。我们不否认每个人内心都潜藏种种道德或不道德的个人欲望和动物本能。人类文明的目标之一,就是不断增强理性和完善自我。然而当文明遭受践踏的时候,权力便无限地放纵了欲望。一九七一年,张国良借谈心之机强奸了第一位女知青。女知青含羞忍辱,未敢声张。此后张国良胆子愈发大起来,频频得手。据材料揭发,张国良任连长三年,几乎不动声色地强奸了几十名女知青,其中数人多次堕胎。以至于后来才有李先念副总理指出的那样:女知青听见喊一声“连长来了”,就会吓得簌簌发抖。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据美国《读者文摘》报道,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一个名叫珍妮特的年轻姑娘不幸被三名白人青年轮奸。珍妮特为了替自己伸张正义,将自己的遭遇陈述街头达数月之久,终于激起新闻界和市民的义愤,三名歹徒受到法律制裁。此事发生于一九七五年,中国《读者文摘》一九八八年转载。发人深省的问题是,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女性,我们知青姐妹的表现则相当令人失望。该连数十名遭受凌辱强奸的女知青,竟然无一人敢于挺身而出,与罪犯的暴行斗争。如果说她们先前的缄默和忍辱负重是对连长权势和种种社会压力利害得失有所顾忌,那么直到张国良罪行败露,上级工作组进驻调查,她们中许多人仍然矢口否认,拒绝作证。她们宁愿用沉默的外壳把自己内心的创伤和被践踏的人格紧紧包裹起来,永不为人所知,而不愿意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更大的伤害来自社会。来自植根于我们古老民族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一个男人强奸了一个姑娘,不管这个姑娘多么清白无辜,但是她立刻如同一堆被人扔掉的破砖头一样一钱不值。如果你要保持女人的价值和尊严,你就必须紧紧闭上你的嘴巴,把你的贞操同你的秘密一同供奉在至高无上的道德神龛上。与其说权力强奸她们,不如说传统道德使她们被强奸。有位诗人悲观地唱道:“女人啊,你的名字叫弱者……”我以为软弱不仅仅是人性的缺陷,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戕害。这就是我们的妇女姐妹乃至我们古老的民族为什么始终生存得如此艰难沉重步履蹒跚的原因之一。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张国良终于栽了跟头,他栽在一个原先并不起眼的北京女知青手中。女知青是黑帮子女,先前家庭落难,子女出来当知青,个个忍辱负重,夹着尾巴做人。林彪爆炸后父亲复出,子女旋即调离兵团、农村远走高飞。女知青临行前将一份厚厚的揭发材料留在了昆明军区。几经周折,后来直到李先念副总理亲自点了名,张国良才身败名裂。邪恶终于没能逃脱正义的惩罚。

对于多数暗藏的受害者来说,这个结局最终使她们圆满完成伸张正义和保全名声的两难选择,人人皆大欢喜,从此不提。(资料)十八团卫生队队长孙涛,四十五岁,河北河间县人。一九四五年入伍,一九七〇年三月调入十八团任卫生队队长。副营级。奸污女知青十一人,三人堕胎。占卫生队女知青人数一半以上……李文峰,三十岁,贵州石阡县人。十八团二十连指导员,正连级。奸污、调戏、猥亵女知青十五名。被奸污女知青中有二人跳河自杀未遂……--摘自联合调查组《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八团部分干部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调查报告》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连长来了……九营二连连长田宫成,有妇之夫,奸污上海女知青多人……--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映》(1973年第4号)第十一团“七人轮奸案”,现已查明系该团保卫干事段××(正连级)屈打成招。此案牵连知青达数十人,其中五人判刑,十余人受处分……--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会议简报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孙小虎(正连级),有妇之夫,长期奸污三名女知青,并致使其中二人堕胎……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摘自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会议简报……8(报刊资料、档案材料)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简报第八期……

正义之剑高高扬起。

同大多数正直高尚的军人相比,这些穿着军装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的害群之马毕竟只是少数人,他们并不能代表来自人民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一九七四年,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签署命令,批准判处蒋小山、张国良等四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代表国务院在命令上签字的是当时任副总理后来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至秀将军特别指示:一定要将罪犯押回原单位公判后执行,以平民愤。一位领导同志讲话指出:内部出了蛀虫并不可怕,清除蛀虫就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二月的一天,在云南勐腊六团、金平十八团、大勐龙二团和思茅独立营,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早早赶到公判会场上。当运送罪犯的囚车在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下缓缓驶入会场时,人们内心积郁多年的仇恨和怒火便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雨点般的砖头、石块、瓦片和唾沫伴随震耳欲聋的口号飞向囚车,愤怒的人群好像汹涌的浪潮一般涌向前去,他们要亲手把欺压他们多年的罪犯撕成碎片。平时不可一世的罪犯们脸色煞白,小小的囚车如同一叶驶入滔天巨浪中的扁舟,几乎被知青复仇的浪头掀翻。人生在世,受权力和欲望支配,为所欲为,鱼肉人民百姓,全不顾忌善恶报应的因果关系,他们迟早要受到人民审判。这就是“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浅显道理。好容易开过公判大会,行刑时刻,知青的情绪再次形成高潮。人们呐喊着扑向罪犯,他们不愿意国家再为几个罪犯浪费子弹。担任刑场总指挥的部队领导紧张得额头渗出汗珠,他不担心死刑犯插翅逃走,而是顾虑会场因混乱而发生意外。于是他果断命令就地挖一个坑,罪犯验明正身,执行枪决。随着几声枪响,硝烟散去,历史把中国二十世纪知青运动的巨大疑问和惊叹号深深镌刻在共和国南疆这片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惩戒害群之马,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知青的苦难并没有随着刑场上这串惊心动魄的枪声的消失而结束。因此我们可以判断,造就知青苦难的根源并不仅仅是那些作为领导的个人,而是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原因。同样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目光能够超越知青自身的局限和情感障碍,我们将不难公正地看到,那些曾经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穿军装的干部们,他们的一切作为(包括犯罪)都无不打上那个扭曲时代的深刻烙印,都远非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思想作风等原因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也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受害者。(档案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兵团在刹两股歪风(捆绑吊打知青和奸污迫害女知青)中,先后共有四十余名干部判罪,五百余人受到党、政、军纪处分,还有相当数量的干部被提前转业,调动工作……(略)公元一九七四年,原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独立团营长的甘某,因犯有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严重错误,被调回原部队降级使用,担任副连级作战参谋。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他奉命带领侦察分队执行秘密潜伏和为我方炮群指示目标的任务,不幸英勇负伤。为了不影响战斗,他命令战士把自己绑在树上,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该同志事迹受到上级表彰,荣立大功一次。原兵团某师作战参谋(正连级)白某,曾经利用职权多次猥亵侮辱女知青,受到党纪处分,回部队后降为排长。一九七九年奉命参战,率工兵排排雷开道,不幸被炸伤双腿。为了争取时间和减少战友伤亡,白排长毅然决然,拖着带伤的身体滚向越军的雷区,用鲜血和生命为大部队打开一条通往胜利的安全通道。他被授予革命烈士和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据不完全统计,在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任职的两千八百多名军队干部中,后来一直留在部队并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约占一半,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立功受奖,光荣牺牲并被追认为烈士的有数十余人。人还是这批人,这批穿军装的普通军人,短短几年,他们在人生舞台上的表演却如此大相径庭。

你能说这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即环境造就个人而是别的什么更深刻的原因么?10历史的烟云已经飘散了整整二十年。回首往事,感情的暴风骤雨已经远去,我们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类的制高点上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心迎接未来,因此我们有可能超越知青的个人恩怨来重新审视和评价那段并不辉煌的兵团岁月,以及那些作为普通人的兵团干部。公元一九九一年初春,昆明翠湖宾馆。原云南省副省长,现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刀国栋老人对一位来访的知青回忆道:“那时候,李先念大笔一挥,杀了四个人,杀得好哇!”老人年过七旬,精神仍然矍铄。“当时我在西双版纳州担任州委书记,兼任军分区第一政委。我对兵团很有看法。兵团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军队不像军队,农场不像农场。军队干部不安心,不懂生产,地方干部有怨气敢怒不敢言,两套班子互相摩擦,还有十几万知识青年。问题成了堆。“一九七三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央边疆工作会议,会议由叶帅主持。各地都提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兵团问题,最严重的是知青问题,还有民族关系问题,经济危机,乱砍滥伐,党政军三不管,等等。我在会上着重讲了云南兵团的两股歪风,叶帅听得很认真,会后还让秘书专门找我要材料。其实那时各地兵团情况都差不多,只是云南兵团问题被周总理亲自点名批评,就突出了。“那时候刹两股歪风,阻力还真不小。明明是问题严重,有人却坚持说是'作风'问题。我就在会上讲,如果被奸污的女知青是你的女儿,被吊打的是你的儿子,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作风'问题呢?我们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是不是应该将心比心,好好想一想呢?人家父母响应毛主席号召,千里迢迢把儿女送到边疆,就是来让你们随便糟蹋侮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吗?!“蒋小山、张国良那样的人,比国民党还坏,留他干什么?你连这样的人都舍不得杀,你还是共产党么?!”老人很激动,站起来走来走去,还碰翻了一杯茶。“后来我就向省里和中央建议,撤销兵团,恢复国营农场……再这样搞下去,非搞垮不可!”这是一位正直、坦荡和无所畏惧的老布尔什维克,一位真正的革命老人。同年六月,河南某地干休所,我敲开原蒋小山所在部队副政委,离休干部罗开贵同志家门。得知我的采访意图之后,老罗同志的神情立刻黯然下来。“当然,蒋小山的事……并不全是他的责任,领导也有责任。教育不够……”

老罗同志饱经沧桑的脸膛上现出被往事折磨的痛苦神情。“小山一参军就在我的连队。那时我当连长,行军路过他们县,他大娘赶了二十多里路把儿子交给部队……他这人不是孬种,打仗没得说,勇敢,顽强,出生入死,多次立功受奖。他对同志对领导忠心耿耿,在战场上舍身救战友的事有过好几回。一九五三年滇西剿匪,我负了伤,他硬是冒着敌人的炮火把我从战场上背下来。现在不兴讲感恩,革命同志嘛,总有战斗友谊,要是他救过你的命,你能轻易就把他给否定了么?“蒋小山的事发生后,我们都很震惊,一个好好的同志,怎么说变就变了?中央文件我也看了,强奸女知青,干了不少坏事,中央领导讲话几次点他的名……这是自作自受嘛。但是我还是想不通。我们不能因为他犯了罪,就说他生下来就是坏人,这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不符合辩证法。他立的那些战功,救的那些革命同志,难道都是假的么?……“说句心里话,他的事,至今还在我心头压着,不是忘不掉,是没法忘掉。我绝没有袒护他的意思,枪毙是罪有应得。但是我总在想,是什么原因使他堕落变质?难道仅仅只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要是当初不派他到兵团去任职,不给他那么大权力,他敢于目无党纪国法么?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那种权力绝对集中和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要是我们社会的法制建设再健全一些,对个人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再强有力一些,他会落到那个害人害己的可耻下场么?!……”需要补充一笔:老罗同志出于一个革命战友的真诚、同情和责任感,至今仍对那个失去父亲的破碎家庭时有帮助。“我是一九七四年提前复员的,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贵州省毕节县大石碾村党支部书记黄万全坐在自家门口,目光盯着地面说。“我今年五十三岁,十七岁参军,十九岁入党,二十一岁提干。祖辈三代贫农,档案清清白白,就是兵团那阵……犯了错误。现在想来叫人不甘心,干吗非犯那种错误?不然现在也许还留在部队,也许转业到城里工作。”思路进入往事的轨道,村支书脸色渐渐自然起来。他啪嗒啪嗒抽着叶子烟,目光不再躲闪。“一到兵团,我们这些戴领章帽徽的立刻身价百倍。在部队干部战士清一色,都是和尚。但是兵团不同。兵团是老百姓,城里来的知青男女都有,干部除了管生产,管生活,当然还要管知青'再教育'。“什么'再教育'?说穿了,就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在连队,干部大权在握,知青的命运捏在连长、指导员手里。有的连队只有一个现役干部,那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你可以成全一个人上天堂,也可以打发另一个人下地狱,总之全凭你的个人好恶和意愿来定。“兵团干部犯错误,多数栽在男女问题上。这种事,不大说得清究竟是谁的错,比如我,同一个女知青……发生关系,那是她主动。当然喽,她也得到好处。“据我所知,干那种事,多数是女方主动。因为她们有求于你:入党,提干,上大学,病退,回城,等等。甚至有的女知青为了批探亲假就跟人睡觉。可是等到事情暴露,就变成强奸……可是说到底,谁叫咱们那时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腐蚀呢?……”他沮丧地摇着头,用手去驱赶头上成群飞舞的苍蝇。黄万全同志是个好支书、好丈夫。他领导的乡已经初步脱掉贫困帽子,村支部也连年评为“优秀农村党支部”。他还养育了四个身体健康的农村后代,其中两人考上省城师范中专,在当地传为佳话。如何评说那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岁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女青年已经不必为探亲假之类付出肉体和廉耻的沉重代价。这便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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