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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名人王岐山文革经历:曾遭批判“恶毒攻击雷锋”

时间:2013-10-20 23:38:42  来源:枫网  作者:

我和王岐山从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长大,对他的早年经历算是略知一二,对王岐山文革经历也有所知晓。

王岐山文革经历:其父经历坎坷

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但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记得那是1957年,我的父母从上海奉调进京,我和姐姐、妹妹随父母到了北京。王岐山和我同岁,我们同住一个机关大院,而他也是上有姐姐下有妹妹。更巧的是,我们两人的姐姐、妹妹又是同岁,因此两家的三个同岁孩子,便常常“配对儿”在一起玩。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可惜调到北京不久就领到一顶“支持右派向党进攻”帽子,1958年报中央监察委批准,留党察看二年,行政职务也一并撤销。王岐山的父亲,当年并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老人家性格内向,似乎不大喜欢多说话,倒是他母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见下文),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王岐山的父亲也是经历坎坷。

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党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党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党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及至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党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党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党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党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党组织一查:王的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党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才被造反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会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政策,要求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政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1968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委会主任——崔大妈。我父亲的“问题”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

王岐山文革经历:曾被扣上“恶毒攻击雷锋”的帽子

王岐山是1956年从青岛转学到北京的,比我早了一年。我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是上海口音,王岐山则是青岛口音。对于读小学的那些往事,我基本都忘却了,王岐山倒是好记性,他不仅记得我是上海口音,而且回忆说,刚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学叫“盖学良”,也有山东口音,因为班上有人笑话他们俩,他们还和那些人打了一架。小时候,我和王岐山关系不错,中学时代我们不在同一所中学,没有很多来往,但“文革”闲得无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在一起打篮球。

下乡插队之前,我曾隐约听说,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区重点中学)读书期间,曾犯过“小错误”,受过“小批判”,很多年后,我向他求证,他犯的是什么“小错误”,王岐山笑着说:“啊哟,那可不是小错误、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斗呢!”

听他解释,我才知道了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奉命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岐山读高一的时候就担任了初一年级的辅导员。那个班上有个同学颇傲气,一次开会,他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作为辅导员的王岐山于是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谦虚点。

王岐山说,“那时候,高中政治课上正好在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课余时间,我又比较喜欢看书,就把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找来看了,我赞成艾的观点,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于是我在和这个同学谈话时,讲到这么一个观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未免太过骄傲……”

个初一的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山的这番话,但后来,他把王岐山的这些“大实话”——特别是用雷锋作比喻的说法给传了出去,同学们传来传去,传得多了,就走了样,等到“文革”来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给“捅”了出来,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会上,同学们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岐山。

下乡插队之前,解放军奉命进驻学校,王岐山支持恢复学校秩序,军代表当时就给王岐山平了反。这时候,那些曾经批判过王岐山的同学有点担心,王岐山对他们说,运动来了,谁都可能说错话,办错事……于是相逢一笑完事。

王岐山后来对我说,“很可惜,插队之前,他们把批斗我的照片、录音找来,都给销毁了。要是留到现在,其实倒挺有点纪念意义呢。现在校庆时,我和这些同学再次见面,大家都是很融洽的,谈到往事,都是哈哈大笑”。

下乡插队,我去了内蒙古,他去了陕西,我们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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