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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年支边录生存篇:摆地摊做保洁谋生

时间:2013-07-23 22:23:26  来源:青年周末  作者:

◎终于把家又一步步置起来了

◎返城后走村串乡照相谋生的聂崇良

◎回来后最初的舞会

  上海青年支边录(之八)生存篇

  摆地摊,街头巷尾各自谋生

  ■四个成年人睡一张一米二宽的床

  ■签字画押,保证孩子长大不要房

  ■一个人洗澡,全家都要躲到阳台

  ■正讲着价,身后来人提裤腰抓走

  ◎文/大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海青年从新疆返城,是在1981年初开始。不长的时间,五万多人如潮水般离去,还有四万多留了下来,就像被大潮留在了沙滩上。那些返城知青,重又回到十几年前出发的地方,他们发现,当初一分钱盖个章就迁出户口的豪情壮志,换来的是重新融入城市的步履维艰。再次回到人生的起跑线,他们四下看看,新一代已经赶上来,甚至超过去。而他们拿什么与人家竞争、与命运赛跑呢?

  回家了,突然感到一种失落

  采访旁白:

  同样是走在中国版图这条由东到西的铁路上,同样是这趟54/52次列车,与他们当年离开上海奔赴新疆的情景相比,已经形成太大的反差。想当初站台欢送一路高歌,现如今拼命争抢扒上火车。从沿海城市到西部大漠,再从大漠到城市,这样的轮回中,他们也由少男少女,变成了拖儿带女;由意气风发,变成了早生华发。

  聂崇良(1963年进疆,1978年回沪):从车上下来第一个感觉,脸上扑面而来的那个湿润空气,感觉自己的皮肤好像涂了一层油,那个空气,真是太好了,真是人间啊。

  余加安(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一下车,我立在站台上,说的第一句话:上海呀,我总算回来了。深深的感叹。但是这句话说过去以后,突然间感到一种失落:怎么办?以后怎么办?

  采访旁白:

  终于挤进这座城市,尽管曾经生长在此,尽管曾经对它日思夜想,但是并不等于被这座城市接纳了。即使有了相应政策,他们返城后仍然要面对融入城市的重重障碍。初回上海的兴奋很快被不知所措代替,对前途不知所措,对生存不知所措。拥挤的站台上,余加安的岳父雇了辆黄鱼车来接女儿女婿回家。

  余加安:雇的那辆骑黄鱼车的人,他也是个知青,为了谋生就骑黄鱼车帮人拉东西。在车上他问了一句,朋友,怎么,新疆回来的?我说新疆回来的。他说你回来以后准备怎么办?这时候我岳父接了一句:怎么办?自己想办法,自谋生路吧。我就想,自谋生路怎么个自谋?能干什么?

  聂崇良:都不认识了。本来整栋花园洋房是我们的,全部给人家住了。我们家住到三层阁楼,一点点地方。父亲出来一看,认不出我了,全变了,他说是四儿吗?我说是啊,我就是啊。父亲说快上去,快上去。到了家里,一看住着那么多人,一家子人都挤在上面。

  采访旁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各个城市住房矛盾突出,多年运动折腾得百业凋敝,民居的规划建设长期滞后。

  余加安:老样子,没变,唯一变的,人多了。原来我们弄堂里头,清清爽爽的人不多。1980年底回来,那时候上海没变。你想想看,弄堂还是老弄堂,房子还是老房子,对吧,就是人多了。

  安康(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我在新疆呆了17年,回来以后,城市几乎没一点变化。可是我们人变化了,人都长大了。不但长大了,还娶老婆有小孩儿了。

  一人洗澡,全家上阳台

  采访旁白:

  当年动员上海青年去新疆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减轻城市人口和就业压力;但是当他们重返家乡的时候,却又带回了好几口人。他们中间年轻的也已三十出头,要重新为房子、为工作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奋斗。能够有机会顶替父母接班的是幸运者,多数人必须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生计。面临的头一件事,就是怎样有个栖身之处,哪怕仅仅是一张床铺。

  余加安:家里人也希望你们回来,但是家里人又怕你们回来。爹妈嘛,总是希望儿女在身边,可是你们回来,住在哪里呀?

  顾幸运(女,1964年进疆,1982年回沪):我们家还能留我一张床,那就是说短期内不会有问题,长期肯定有矛盾。而有的人回来家里没有个床怎么办?

  杨清良(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我和老婆孩子四口,我岳父母两口,她的妹妹三口,多少平方呢?两个亭子间加起来16平方,要住十个人。怎么住啊?就是打地铺,把棉絮摊在地下,就这么过。有的回去就睡在弄堂里面,有的在弄堂门口的地上用芦秸围一围。

  朱静华(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杨清良妻子):我父母亲,三个妹妹加上我外甥住在11平米的房间。爸妈跟我两个妹妹睡在床上,四个成年人就一张1米2宽的床。我妹妹当时二十几岁,已经工作了,他们上中班、早班、晚班,轮着睡。我们其他人就打地铺,人一半在外面,一半在床底下。

  周敦福(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这个是石库门房子,这是亭子间,原来我们一家用,后来两家用。里边隔成两间屋子,外面等于是客厅。都是老式的,父母留下来,这个墙大修才两年,又一塌糊涂了。80年代我回来就住在这里,有的人比我差多了,借房子,当时他们都羡慕我有房住。

  安康:我老婆他们家,房子最多不超过10个平方米,一个亭子间不超过10个平方米,兄弟姐妹五个,带父母七个人就这么大空间。首先一个,解手,那么小的房子,床角弄块塑料布围上,放个马桶,就在那儿大小便。

  朱静华: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我们7平方米的房间里还放个马桶。一家十口人吃饭的时候,有的要方便就在马桶方便了,旁边在吃饭,就那样子。

  安康:来个人真是麻烦透了,一般来女同志在那儿,男同志都跑到公共厕所解手去,就到这种程度。不是一家两家,很普遍,没有厨卫什么的,都这样。

  朱静华:是受不了。特别是夏天,最难受的是到夏天洗澡。一个人在屋里洗澡,全家人都要到阳台上,幸亏还有个阳台。这个阳台是几户公用,五家公用的。

  史美云(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安康妻子):白天下午了,天热,就是一个挨一个洗,晚上没办法洗澡,别人要睡觉就没办法洗。

  把哥哥赶出去,弟弟才能结婚

  安康:我们回来,起码90%的人,都因为住房跟家里闹矛盾。为了房子,一家人大打出手的太多了。没有办法,这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在外面结婚,拖家带口回上海来了,一家伙,给双方家庭带来很大压力。双方家庭一下子看不懂了,住在谁家,谁受得了。住在我家,我弟弟没办法结婚。住在她家,她家里傻了。

  一看到我们回来,当时最反感的,就是我弟弟。为什么?因为我回来,他不能结婚了。就这么一大间、一小间,我们四个人占小间不行。如果我住大间,我弟弟结婚又不合适。他也难,因为上海这种条件找老婆成个家不容易,一个小青年,就靠点工资,父亲去世了,那么只能靠这个房子。结果我回来了,不是影响他吗。

  史美云:刚回来的时候,那是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想不到回到上海几天下来,这个情况就两样了。

  安康:我住在家里面,跟我弟弟出现了矛盾,他未来的丈母娘提出来:你哥哥这样子怎么行呢?你要把你哥哥赶出去的,不然你哥哥不出去,我这个女儿跟你怎么结婚?

  有这样的事,我正在屋里吃饭,我弟弟回来一看,这个锅是家里面的,不是我的,他还没结婚,把我的饭一倒,倒出来,他说这锅是我的,你不要动。这个过分吧,太过分了,可是我没跟他打架,没跟他发火,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在上海的人,和我们从新疆回来的不一样,没办法。也确确实实我回来影响他了,如果我不回来,这房子本来是他住,他结婚就没问题了。

  李良高(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我弟弟为了我回来,他结婚也推迟了。我们石库门的房子,只有13.2个平方,上面小阁楼7个平方。我在办理顶替手续,他很清楚,他要结婚了,我回来,根本没办法。所以,他和我弟妹商量了以后,说是你先回来再说吧。我很过意不去,那时他也二十七八了。我说到了上海,我肯定会想办法。但那时候心里没底,哪里知道有什么办法。

  家里就这么大面积,爸爸妈妈,还有我弟弟,我们一家回来怎么办?后来我带了一个儿子,睡在我家,在阁楼搭地铺。我爱人带着一个小的孩子住到她家里,她家的人比我们还多,条件也比我们好不了多少。

  分居了,这是没办法的。哪里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四口人在一起的生活环境。我们就这样分居了很长时间。

  顾幸运: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应该说年纪还比较轻的,许多夫妻长期分居真的不是一件事。好不容易一起回来了,却没办法住在一起。

  李良高:我下了班往哪里去?我常常在马路上转,我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采访旁白:

  家是什么?当没有一间房子的时候,家又在哪里?环境有时候会决定人的心态。在这样压抑的生存空间下,家人之间也会变得难以相容。那种被家人排斥的阴影,至今埋在他们的内心。

  安康:不止我们家,她们家也一样,也反感。反感到什么程度,她是老大,在家里面,她妈妈有时候揍她,打她。

  史美云:我妈妈那次打我的时候,我大女儿就在边上。我妈妈打我,我也不能还手,真打。结果,我大女儿把我拉到边上去,叫我不要哭。

  安康:打她的意思实际上是赶我们回去,赶我们走。

  史美云:她就说你们这样还不如回去了。那回去又怎么样,那边的东西都没有了。只能忍着。

  安康:我们没有解决户口,没有解决工作,她父母亲也着急,不知道这个状况会拖多长时间,拖多少年,肯定是这个想法。

  杨清良:很多上海青年受不了这样的环境,跟父母兄弟姐妹吵、闹,有一部分又回到新疆去了。

  朱静华:家里人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能容纳我们也是不容易。有一次我感触很大,就是我的外甥刚会说话,他说大妈妈你的家在哪里,你怎么不带我去?我当时就掉眼泪,因为上海没有我的家。

  刚回来最忌讳的一句话,不愿意讲的一句,我是新疆回来的。只要你走在马路上,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新疆回来的,就像看劳改放出来的差不多。

  余加安:那时候没有解决的时候,从新疆回来的,人家总是用贬低的眼光在看。去支边的时候挺光荣,戴大红花去的,现在回来了,到车上开口买票,坐公交车上说话,最好不要露出是新疆回来的,被看不起。

  安康:回来以后,我们条件好的人几乎没有,离家时间长了,感情也差一些,家里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多数人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到新疆去,给家里减轻负担,时间一长,感情就远了。你回来又穷得要命,不是美国回来的,不是香港回来的,是新疆来的,还要占我们一个地方。我们这批人在社会上被瞧不起,穷。

  欧阳琏:关键是经济问题。如果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国外回来的,身上有钱不是亲人也是亲人。

◎聂崇良用画作表现记忆中的里弄和黄鱼车

◎上海里弄的住房拥挤尽人皆知 ◎摄影/大力

◎上海知青沈黎明(左)在乌鲁木齐街头演奏 ◎摄影/大力

  落户口可以,保证不要房子

  采访旁白:

  由于当初为返城在阿克苏的请愿被平息,其延续的后果是大多数自行回到上海的知青长年落户无门。好不容易回来的,又不愿再被退回。80年代初仍是凭票供应,没有户口,不要说无法证明你是谁,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余加安:吃饭要钱要粮票。购粮证里头,一个人买一个人的粮食,定量的。我们没有粮票,户口没报上,谁给你粮票。我那些老同学对我还不错,听说我回来了,每个月一家拿十斤二十斤粮票凑给我。后来有的说不对啊,给你粮票没有购粮证怎么办?这样吧,轮流给送点米来。

  聂崇良:肉票、鱼票、布票依旧都还是老样子。我回来的时候一样都没有,户口也没有,吃饭就靠家里面。

  采访旁白:

  30年前的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住房。如果你回来,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就要占去几平方米的权利。当时法院经常受理这样的案子,知青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亲朋不让上户口,怎么协调都不行,最后只好签字画押,保证孩子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能落上户。

  安康夫妇在返城知青中属于幸运者,他们两个在等待顶替父母的公职,并按政策可以落户。但房子成了落户的难题,为得到一纸户口,依然需要历经周折。

  史美云:直到最后户口指标下来了,也是个问题,他家不给报,他弟弟不给我们报,我家也不给我们报。

  安康:我弟弟把户口簿拿走了,不给我报。因为担心一报户口,这个房子就是我占了。

  史美云:我们家里考虑到我下面有两个弟弟,房子就这么大,22个平方,你说怎么办?父母还要考虑儿子,根本没法考虑我们四个怎么办。

  安康:后来她父亲也看不下去,折衷了一下,说你们报户口可以,你给我立上字据,保证今后不要家里的房子。

  史美云:我们马上很爽快地写了一个保证书,这样才报上户口了。

  采访旁白:

  户口,从过去到今天,在中国百姓的生活中一言难尽。那时,他们中间还有更多的人,把新疆发的户粮关系和工资证明一直揣在口袋里,迟迟无处落户。

  杨清良:要落户口才能解决生计,没有落户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说,不是你有能耐没能耐,当然真正有本事的,自己可以赚钱,那是另外的事,但是你没有户口,工商营业执照都不能开。

  李小女(1963年进疆,1980年回沪。余加安妻子):户口报不上,三个证都还在自己口袋里装着,我们叫“袋袋户口”。

  杨清良:要不了多少时间,仅有的一点钱花完了。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做什么好。户口没有,身上也没本钱,又没有好依靠的。在上海你简直没有叫天叫地可以应的地方。

  晚上跑到乡下抓蟋蟀,白天去卖

  采访旁白:

  当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就连后顾之忧也没有了。他们个个开始了赤手空拳打天下。那个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老知青摆地摊的身影。这些经过边疆十几年磨炼的人,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谋生。余加安首先想起的,是当初在火车站接他回家的拉黄鱼车的知青。

  余加安:话说回来,我还真干了这个事情。晚上怎么办呢?到码头上去拉客。从十里铺,一直拉到哪里?拉到中山北路。那么远的路,一趟五块钱。天冷,骑着黄鱼车,把人家送到那里,浑身出汗,汗在里头,更冷啊。半夜三更遇到那些联防的和警察出来。你这个黄鱼车哪来的,好了,把车子给收走了。

  我又摆康乐球台,摆在弄堂口,一毛钱打一盘。还不敢大大方方坐在外边守这个摊子,交给弄堂里那些小家伙,你们去,人家打,把钱帮我收回来就行。

  周敦福:我摆了两个康乐球台,白天夜晚都有人玩。

  余加安:又做小买卖,开始张口真难,你吆喝不出来,这做什么生意。张口第一句,那是大着胆子来的:苹果啊,苹果。到后来,卖布,卖炒螺丝,做油墩子、萝卜丝饼。我老婆跑到老家的乡下去卖布。在新疆不管怎么样,不需要这样拼命想办法赚钱,每月至少有工资,到上海吃饭成问题了,不赚钱怎么办?

  顾幸运:我跟我爸爸讲怎么办,人家都在外面做生意,现在没有钱,我说算了还是做你的老本行。我爸爸做古今品牌内衣的,60年代他就是做古今品牌的师傅。好卖。我就摆地摊,卖女人的内衣内裤。

  早晨五点在中山路小菜场放地摊,七点以后小菜场打扫了,天亮了要赶你,赶到中央商场。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个群体,大家都认识,旁边有江西回来的,云南回来的,也有新疆回来的。新疆的比例多一点,如果六七个人放摊,起码两三个是新疆回来的。

  安康:那时候没什么打工的,也没有外来打工的。都是有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过上海有些人喜欢玩那个蟋蟀,蛐蛐儿,每年玩这个的人很多。那么人家就给我出主意,你去抓这个卖。到哪里抓?到乡下去抓,到郊区去抓。晚上不睡觉,拿个手电筒,抓好了以后,白天跑到蟋蟀市场去卖,一毛钱一个。

  史美云:他做点小生意,卖卖鱼虫,批点水果卖卖,我想我怎么办呢?正好我们楼下人家要上班,孩子没人带,那我来带。不管怎么说,每个月收入不多,也可以。刚开始一个月15块,后来增加了,18块。

  杨清良:咬紧牙关,跟在新疆一样起早摸黑,做小生意,贩卖海鲜,贩卖蔬菜,就这样子支撑着一点点熬出来。

  采访旁白:

  与其说是个体经营政策给了许多人生路;不如说是许多人的苦寻出路,催生出了这样的政策。

  安康:还有人赶呢,不许我们卖。当时社会这个情况,不是你要卖橘子就可以卖的,不是这么回事,要赶,要冲这个摊。有一次我不在,我老婆一个人在永安电影院门口卖橘子,人家公开欺负她,掉眼泪了。

  顾幸运:马路边,九点钟城管的要来,来了人家叫,注意有人来了,我们赶快把东西收起来跑回家。

  周敦福:像我们摆康乐球台警车来冲的,把盘子抢掉,不准摆。我说你们为啥要冲这个,人家要谋生的。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是赌博工具。我跟他讲,这个是康乐球,健康的康,娱乐的乐,怎么是赌博的。后来他说,你算干什么的?他以为我是上海人。我说不瞒你讲,我是新疆回来的。

  余加安:每天呢,四五点就到哪里?到码头上接货。跟乡下来的那些人接上头了,你的货给我吧。正讲着,后边来两个人把你裤腰一提,走,带走了。有些东西不能放的呀,比如像那个蟹,对吧,一放时间长了,错过时头了,卖不出去就死了,死了就是钱。开始的时候还跟他说好话,把我们放了吧,我们回来混口饭。不行。后来人横下一条心,跟他吵。我17岁出去,在外面艰苦那么多年,回来,不做,没饭吃;做,你为什么不让做。

  采访旁白:

  曾在云南插队的王小波说过,天下知青是一家。这个特征即使在回城各自谋生以后仍然延续着。而在新疆兵团一起过来的人们,这种紧密大概更胜一筹了。

  余加安:我在浙江路电影院门口卖橘子,来个小流氓。问橘子甜不甜,我说甜的。他说我吃吃看,我说你吃吧,先尝以后再说。他吃了,还要拿。我说你怎么的?他说怎么样,吃你几个橘子怎么样?这时候心里真火,赚点钱不容易,你还白吃白拿,我秤砣拿了真想打。

  边上有个人说话了,他说小兄弟,你看看他是什么人?什么人?他是新疆回来的,你别看他今天一个人在这里,我跟你说,只要动手,马上有一帮子新疆回来的把你打扁了。他一听吓坏了,赶紧放下走了。

  落户海丰,三十几岁重新开始

  采访旁白:

  1982年,上海明确了针对新疆返沪知青的单顶政策。这是一种松动,只要夫妇一方符合顶替条件,就可举家迁往江苏盐城海丰农场。海丰农场归上海管辖,过去作为劳改农场,“文革”期间成为上海青年就近插队的地方。在那些知青弟弟妹妹回城之后,这里变成了新疆大哥大姐的落脚点。

  大约有5000多个支边青年家庭, 暂时摆脱了无户口无工作无住房的处境,落户海丰。这里盖起的宿舍,让他们喜不自禁。

  朱静华:乐意,乐意接受。算了,去吧,还是去吧。挺不下去了,说实话,在上海真的挺不下去了,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

  到海丰坐船去的,身上只有十块钱,给每家发了50斤大米,放了一点油,还有放了烧饭用的草,就这样,又安了一个家。

  顾幸运:到那里房子是现成的呀,看到那个房子可高兴了,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一大间一小间,大间二十七八个平方,给我们一家人绰绰有余。

  施华忠(1963年进疆,1982年回沪):一个大队十几栋楼,我家当时就是两室一厅了。这个是我和老婆的主卧室,儿子丫头住这个房间,外面呢烧烧饭吃吃饭,格局非常好了。当初我们在上海没有这么大的房子。

  余加安:我躺在床上,看看这个房子,突然之间我笑了。她问我,你笑什么?我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家了,毕竟比原来在新疆的土房子要好,比在上海挤着要好。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个自己的窝了。

  采访旁白:

  尽管海丰农场地处相对偏僻的苏北盐城,距离上海还有相当一段水陆行程,但是时代的新风也吹到了那里。生活刚一安顿下来,一些家庭潜在的危机也随之显现。

  顾幸运:有的人回到上海来心变了,他还想更好。男的感到女的不顶用,或者女的感到男的不顶用,就发生矛盾了。

  朱静华:如果说哪个大队要组织跳舞,那就到那个大队去,当时把录音机提来提去,提东提西的。

  余加安:那时候搞些舞会,这里有舞会那里有舞会,舞会虽说条件不是怎么好,但这些人经常在一起,感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感觉不一样,因为原来夫妻两个在新疆,不少还是凑合的。

  朱静华: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没有共同语言,在新疆的时候没有共同语言不要紧,不需要有多少共同语言。因为除了你劈柴、挑水、干活,外面的重活你女的干不了,男的能够去干,那合着过日子就够了。

  回到这边不一样了,矛盾凸现出来,因为不需要那样了。而且最多年龄就三十几岁,三十几岁正是能够重新开始的时候。

 

 

◎周敦福在老房子里讲述回城后的经历 ◎摄影/大力

 

 

◎保洁工是许多返城知青做过的工作 ◎摄影/大力

 

  这些年除了挖渠种地,还学了点什么

  采访旁白:

  在单顶去海丰的人暂时心满意足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部分连单顶政策都享受不到的知青,需要面对重新回到新疆的选择。为了避免被送回去,40岁的聂崇良躲到无锡一家小厂去做工。

  聂崇良:我表哥说你赶快到无锡去躲躲风头,以后再说。那时候抓得很厉害,有一个抓一个。不给户口,不给饭吃,家里有新疆私自回来的在,父母亲不要上班,待在家里做工作,做好了,你再上班。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跑出去了。

  周敦福:每次高音喇叭,站在楼上高音喇叭叫,有条件的,符合条件的到海丰,不符合条件的回去,上海你们不能呆,没有工作给你们,都是讲这些东西。最后有的是自愿的,有的遣送回去。

  而且小孩大了念书,不给念书,什么都卡掉。我们孩子本来都是借读,为了叫我们回去,不能借读了,取消了。

  采访旁白:

  周敦福再次登上西去的列车。到1987年,他又举家和不少知青一起从新疆倒流回城。能够享受双顶政策的安康,是被人羡慕的。一旦进到母亲原先的单位,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安康:我妈妈在第一人民医院是营养师。我进去以后,他问我有什么特长。我说我没什么特长。刚开始把我分到食堂,之后调到挂号间挂号,放到收发室管信件、报刊,后来调到电梯间做电梯维修。

  采访旁白:

  有一位顶替的知青遇到这样的情况,劳资科长问:你有什么技术或特长吗?他好好想了想,这么些年,除了挖渠,就是种地,还学了点什么呢?最后他想起自己会打家具,于是赶紧说会木工。结果就是这当年“不务正业”的手艺,让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

  恢复高考,老三届知青中的部分人抓住机会一变而成为天之骄子。但新疆支边知青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不单身处半军事化的兵团深处,而且大多数都已超过30岁的报考年龄线。返城时选择留在新疆的王祖炯是团里的秀才,但是高考与他无缘。

  王祖炯(1963年进疆,2007年定居上海):高考,听说了,我压根儿不会想它,因为很自卑,我只是个初二才上了13天的人,怎么可能想登天去参加高考。我想,我们新疆的上海知青因为比后来“文革”中的知青,离开家乡、离开知识、离开都市,要早了五年,这五年对我们来说,是磨灭你知识的五年。

  鱼姗玲:赶不上高考,因为年龄的限制,1977年恢复高考,我33岁,我们已经属于条件范围之外,年龄限制到30呀。而且已经成家有小孩了,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复习,又要工作,又是家务压力。

  采访旁白:

  安康自幼就有个学音乐的梦想,去支边以前,他本来有机会考取音乐学院,但是错过了。现在他不仅自己渴望圆梦,而且更想通过子女补偿回来。

  安康:我就萌发了一个想法,想买一架钢琴吧,哪怕借钱。当初买琴是5600块。一个月工资53块,100多倍。买了以后,勒紧裤腰带还这个钱。可是心里很舒服,小孩子可以练琴了。

  重新登上那趟列车,已经是一名列车员

  采访旁白:

  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百业待兴,这为闲置在海丰农场的知青劳力带来新的转机。为了多挣一份工钱,更为了作为回城的跳板,这些来自上海的人,又纷纷往上海劳务输出了。

  就像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先落到江苏,然后再到远郊、近郊,一步一步接近上海。好像画了一条曲线,所以这回家的路被拉得很长。

  朱静华:扫地、清洁工等等。而且当时好多厂都缺少劳力。

  顾幸运:就是最低的活,最苦的活没人干,就劳务输出了。比如医院里的勤杂工,饭馆洗碗什么的,一般都是从海丰农场来的人。

  李小女:手术室的手术服消毒,烫白大褂,我干了十多年。

  余加安:我做的事情多了,当过保安,跑过列车,看过车棚,自行车车棚。

  采访旁白:

  就在大家纷纷埋头忙于打理小日子的时候,他们当年返城的主要发起者欧阳琏,也在四年刑满之后,只身回到了这座城市。

  欧阳琏(1964年进疆,1984年回沪):我是1984年放出去了,我曾经当过采购,商店的采购,当过服装厂的勤杂员。又做生意,亏了以后,通过海丰农场的劳务输出,到化工厂当工人三年多。在长征医院做护工,服侍病人。给人家洗鱼缸。然后在电缆厂,接下来是看门的,做保安,看弄堂,帮人家看大门,大楼里面做保安。那个时候我50多岁了。

  采访旁白:

  借着劳务输出的机会,顾幸运的丈夫,也是从新疆返城的知青,在上海火车站当上了搬运工。

  顾幸运:人家运的大电器,行李托运,他们装卸,送到仓库里去。好多人做了两天就跑掉了,辛苦,冬天都是满身大汗,不能穿衣服,光着背扛行李。那时候他也四十几岁了,最苦就是这三年,正好女儿念高中,要花钱的时候。

  采访旁白:

  顾幸运经过努力,幸运地重新登上54/52次列车,成为一名列车员。大家开玩笑说,顾幸运你这个名字起得好,就如同向日葵,阳光总是照到你。她自己说,重要的是一个人心态要阳光,要积极。

  顾幸运:我们新疆回来的,负责的车厢肯定特别干净。我们把厕所什么的都冲得干干净净,再挤再忙,也要打扫好卫生。要评选的,我们都是五角星,从来不可能没有五角星。所以列车长对我们评价很高,他有的时候对职工讲起来,说你们在上海的不惜福,看看新疆回来的人怎么干活,你们怎么干活的?

  我一看到探家以后从上海回新疆的知青,会特别照顾他们,这是没办法的,就是个感情问题。他们知道我们也是新疆回去的,很羡慕,说你们又走这趟火车了,你们运气真的好。他们的情况都是没有条件顶替或办户口,回不来的。

  采访旁白:

  顾幸运还发现,就在这连接上海与新疆的列车上,在他们留下了多少往日情怀的车厢里,又出现了一批批知青儿女的身影。这些少男少女正当他们父母进疆时的年龄,而在80年代末,他们正以相反的方向,怀着别样的心情,从新疆各个团场奔赴大上海,踏上那个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熟悉、既遥远又亲切的城市。在那里,将要开始与父辈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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