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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三:谭厚兰

时间:2012-11-25 16:58:03  来源:  作者:霞飞

摘要: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涌现的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有两位女性,一是写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另一个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团"女"司令"谭厚兰.与其他三位造反司令有所不同,她在读大学之前有工作经验,是共产党员,造反前正以调干生的身份在北师大读书.她戴一副普通的白框眼镜,身着旧布衫,给人的印象是朴素而有些刻板.谭厚兰在"文革"初期颇为春风得意,没料到,她得意的时间不长,就栽了跟头,先后被下放锻炼、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她受到追究.谭厚兰从1966年8月成为红卫兵领袖之一,到1968年10月被下放锻炼.她得意的时间仅仅两年零两个月,真可谓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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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右一者为谭厚兰

北师大政教系调干生

关于谭厚兰的出生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她出生于1937年,一种说法是她出生于1940年。其实,后一种说法更切合实际。因为谭厚兰在1958年时高中毕业,她1940年出生,在当时刚好18岁,这比较符合当时她上学读书的经历。但不管在她年龄问题上有什么分歧,关于她的家乡的说法却是一致的,即:她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今长沙县)。

湖南是毛泽东和共和国一些开国元帅、将军的家乡,而望城又是雷锋的家乡。这是后来谭厚兰一度引以为骄傲的。确实,湖南的人文风气、湖南的革命传统,对谭厚兰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而雷锋的故事,谭厚兰知道得也比较早、比较多。事实上,谭厚兰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还是十分进步的。

她的父母是贫苦农民,苦难的生活和艰辛的劳动使他们对旧的社会制度十分痛恨,家乡解放时,谭厚兰已经9岁了。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特别注重儿童教育事业,在共产党基层政权帮助下,她很快就上学了。

上学后,她刻苦读书,学习成绩很好,课余时间,她要参加一些劳动

帮助家里劳动,后来农村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后,她就帮助集体劳动。因此,她在学校是好学生、在家里是好孩子,经常受到老师和群众的夸奖。谭厚兰与雷锋的年龄差不多,生长的时代是一样的。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谭厚兰也从小追求进步,努力学习,努力劳动。她成了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很快,她就成了少先队员,在班组里还担任干部。由于她学习成绩好,顺利考上了初中。初中阶段的刻苦学习和良好表现,又使她顺利考上了湘潭第一中学的高中。在高中阶段,她加入了共青团,高中毕业前夕,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谭厚兰18岁。1 8岁并且在高中毕业时加入共产党,意味着组织上对她的信任和期待,摆在谭厚兰面前的道路也是十分光明的。果然,学校方面将她留在学校当政治老师。

谭厚兰在湘潭一中一干就是四年。这四年时间里,她工作认真负责,在政治上也积极上进,表现非常好。那时正是大跃进时期,谭厚兰和当时的青年人一样,心中充满幻想,浑身充满干劲。干工作夜以继日,也不觉得累。那时的中学也要参加一些劳动的。刻苦学习和努力劳动,使谭厚兰长了知识也经受了锻炼。刻苦读书,使谭厚兰过早的近视了,她的脸上多了一副在当时也是十分便宜的白框眼镜;劳动却磨练了她的身体,她虽然瘦,但体质很好。那个时代也讲究艰苦朴素。谭厚兰在生活中就是艰苦朴素的。她只穿家里做的布鞋,常年穿一身旧的蓝布衫,在学校食堂,她吃的是比较便宜的饭菜。那时,她的工资不高,是教师中工资级别比较低的。这不多的工资,谭厚兰除了留下个人必要的生活费用外,全部给了在农村的家里,因为在生活水平还很低的农村,父母和弟妹们生活得更艰辛。

但是,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学校对教学要求的越来越高,谭厚兰仅有的高中文化水平,已经不适应了。学校方面早就考虑了对谭厚兰的进一步培养了。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招收调干生,于是湘潭第一中学就逐级向上推荐,经过市里、省里的逐级审核,最后确定推荐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当调干生。

1961年,谭厚兰带着简单的行李跨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进校门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自己的共产党员的组织介绍信交到校组织部门去。学校组织部门的干部一见到谭厚兰,印象就很好。她这么年轻,就已经有近四年的党龄了,使人对她刮目相看,而且,她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朴素。她仍然穿着在湘潭一中时穿的那一身蓝布衫,仍然穿着家里做韵布鞋,仍然戴着在湘潭一中时戴的那副白框眼镜。她的行李太简单了,只有一床很薄的被褥和一张夏天用的蚊帐,但是,她带来的书倒是不少。

在政教系的调干生中,谭厚兰的学习是最刻苦的。她每天起得早,睡得晚,几乎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在北京师范大学,她要补上的课程实在太多了,她要读的书也太多了。因此,在校园里,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穿着旧蓝布衫,手拿一本书苦读的谭厚兰。也能经常看到她出入校图书馆借书和还书。

不苟言笑的谭厚兰并不是书呆子,相反,她是一个对政治十分热心的人。那个时代强调“又红又专”,谭厚兰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她读的政教系也要求学生关心时事政治。平时,谭厚兰喜欢读政治类书籍,喜欢读报。对国家大事,她十分注意。在政治学习会上,她的发言的内容也比别人的要充分一些,也有一定见解。60年代初期,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谭厚兰也自己买了《毛泽东选集》。那是她在自己不多的补贴中省出钱来买的,而且,为了买到这部书,她是起大早,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路,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排队买到的。

由于谭厚兰在政治上表现好,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就被选为学生干部,后来还当过调干生班级的班长。在学校的政治活动中,她是积极分子。平时,谭厚兰是个言语不多的人,她不爱和其他同学闲谈,更不愿意和同学们谈生活琐事。但是,在政治学习会上,一谈起政治问题,她的话就多了。她声音平和,但逻辑清晰,思维细密,对别人很有说服力,这正是将来她当政治老师所需要的素质。因此,学校里的老师对她有很好的印象。

调干生学习时间同普通师范生一样,学习的课程也一样,还要比一般普通生学得多一些。特别是政治教育系,学习政治课更多。刚刚入学时,谭厚兰基础差,但她在学习上是拼命下苦功的,很快就赶上并超过了其他同学。在政治上,她又比别人要多参加活动,花费的时间自然要比别人多一些,可是她的成绩却比别人强。可见那时的谭厚兰,还是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的。

五年的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到了1966年,谭厚兰已经快毕业了。她带着对未来政治前途的幻想,准备出校后好好干一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向关心政治、紧跟政治、突出政治,又是班级干部的谭厚兰立即投身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

和工作组对着干

早在1964年和1965年,谭厚兰就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但那时,她只是以一个调干生的身份,作为一般成员参加的。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文件,她是认真读过的,对于反修防修等一些政治词汇,她比别人要熟悉得多。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她还是很生疏。为了紧跟政治,在这场“革命”中当先锋,她把报刊上的重要政治文章找来全部认真研究了一遍,心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次“革命”与以往不同之点,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起来“革命”。但是,自己怎么样“自下而上”地革命?她也心中无数,因此,有一段时间,她是很苦闷的。

正在她因找不到“自下而上”革命的方法时,北京大学突然传来消息,在那里,有七个人给北大校党委领导贴大字报了。这就是1966年5月,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个人贴出的后来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最先,谭厚兰是从同学的传抄稿中读到这张大字报的内容的,读后她觉得解渴。她的心思和聂元梓等七个人一样。但是,自己到底敢不敢贴北京师范大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她心中还犯嘀咕。正在她犹豫不定之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6月1日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贴的大字报,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组织人写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第二天,也就是6月2日,谭厚兰在北京师范大学率先给校党委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攻击校党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有严重错误。她的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在整个北京师范大学引起哄动。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学生中还出现了观点对立者相互辩论的场面。尽管有不同意见,谭厚兰却不管这些,她以左派自居,进一步组织支持她的学生,冲击校党委,对一些老师、校领导干部迸行围攻、批斗。北京师范大学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搞乱了。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乱了,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也乱了,这对全国教育界影响是很大的。教育部、北京市委都很快发现了三所高校的动荡情况,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按照我党过去搞政治运动、特别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决定派工作组进驻这三所高校。北京师范大学里很快就开进了中央工作组。组长叫孙友余,是个老革命,有政治工作经验。工作组进驻北京师范大学后,一方面批判校党委,另一方面批带头造反的学生。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稳定局势,恢复北京师范大学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同时又要搞“文化大革命”。既然要批带头造反的学生,谭厚兰就首当其冲了。驻学校的工作组找她来谈话,对她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土作组显然低估了谭厚兰这个女调干生。谈话之时,谭厚兰就和谈话者展开了辩论,她用平缓中略带坚定的语调,对工作组讲的理由一一进行驳斥,她还反过来做谈话者的工作,要求他也站到革命学生一边,当革命的促进派。谭厚兰的态度使工作组长孙友余十分恼怒。工作组决定组织一些学生,对谭厚兰进行批评。在工作组做工作后,许多学生站在了谭厚兰的对立面,他们批评谭厚兰目无组织,反对党的领导。组织上还再次找谭厚兰谈话,要求她服从组织,否则将受到纪律处分。

面对这样的压力,谭厚兰没有屈服。她把和她观点一致的17名学生找到一起,共同商量对策。研究后,他们推谭厚兰执笔,写一张针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大字报写好后,17个人都签了名。6月20日晨,谭厚兰等17人写的题为《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贴了出来。这张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工作组长孙友余。首先,这张大字报说孙友余执行的是和校党委一样的修正主义路线;其次,这张大字报指责孙友余压制学生革命,工作组并没有向修正主义路线开火,而是掉转来镇压积极搞“文化大革命”的学生。这张大字报最后的结论是:孙友余想把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修正主义方向。

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后,又一次在校园里引起哄动,一些学生支持这张大字报,原来相信工作组的学生中,有一部分人也转而支持谭厚兰了。面对这种情况,工作组决定说明事情真相。为了扩大宣传面,孙友余决定利用学校广播站,亲自作广播讲话。第二天,学校广播站开始反复播放孙友余的广播讲话,这个讲话澄清了事实,批评了谭厚兰等人的错误意见。孙友余在广播讲话中提出,教师和学生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谭厚兰等人对运动的干扰,还提出了如何反对干扰的做法。

谭厚兰听到孙友余的广播讲话后,下决心,不顾一切,要和工作组干到底。就在她组织人再写一张大字报攻击工作组时,有人已经先她一步了。刚刚到中午,就有一些反对工作组的人贴出了题为《孙友余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出孙友余发表广播讲话是心虚的表现,同时指出工作组进驻北京师范大学后犯了种种错误。这张大字报的贴出,给谭厚兰壮了胆,在此前,她就发现有一些教师和学生和自己观点一致,现在,她进一步觉得,还是有人也敢与工作组对着干的,自己并不孤立。于是,她继续组织人反对工作组。

就在有人贴出《孙友余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的当天晚上。北京新市委(此时彭真等人已经被罢官,北京市委已经改组,故称北京新市委)就派武振平、袁智平二人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代表新市委接见北师大师生,他们要求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们,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新市委的态度十分明确:工作组的工作是对的,要坚决支持北京新市委。有北京新市委的支持,工作组的胆子壮了,工作更加放手了,教师和学生中原来支持谭厚兰的人,也开始犹豫动摇,一部分学生转而向工作组靠近。谭厚兰开始受到孤立。工作组随即组织许多教师、学生对谭厚兰等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进行批评。谭厚兰是带头的,工作组对她也毫不手软,组织学生和谭厚兰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斗争。谭厚兰并不服气,她与批判她的学生当面辩论,一些支持她的学生也卷入到辩论中来,北京师范大学更乱了。混乱中,还出现了相互打斗的情况。后来,人们把这件事称为北师大“六·二0事件”。

和工作组闹翻后,谭厚兰虽然在表面上很镇定、很坚强,但她心中还是没底。“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号召搞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也是中央的号召,自己反对学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对的,但工作组也是中央派的,自己和工作组对着干,闹不好,最后就可能被定为反对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

让谭厚兰没有想到的是,政治风向转向对她有利的方向。1966年7月12日这天,她正在宿舍里看书,突然有个学校的干部来找她,说是上边来了一个干部要和她谈话。谭厚兰以为,又是北京市委的干部来批评自己,要她转变立场的。她打起精神,跟着来人,进了学校办公楼的一间办公室,却见一位中年妇女在那里等着她。这个中年妇女不是别人,正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曹轶欧非常热情地让谭厚兰坐下后,直接向谭厚兰了解以她为首的一部分学生和工作组发生矛盾的经过情况。曹轶欧让谭厚兰谈,自己并不多说话,只是记录。尽管如此,谭厚兰还是感觉到曹轶欧的态度和北京市委的干部们的态度根本不同,是同情和支持自己的。谭厚兰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把自己对工作组的意见,如何与工作组闹翻,工作组如何组织教师和学生批判自己等情况,全部讲了出来,接着,她还滔滔不绝地讲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表示了自己要紧跟中央,积极与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决心。听着谭厚兰的谈话,曹轶欧不断地点头。

7月13日,也就是曹轶欧同谭厚兰谈话的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指责了孙友余,说他压制学生,没有按中央要求去做,是阻碍运动的,特别指出他批判谭厚兰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要求他向北师大全体师生员工作检查,给谭厚兰平反。孙友余为自己和工作组做了辩护,拒绝检查,更拒绝给谭厚兰平反。7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撤销了孙友余的工作组组长的职务。成了红卫兵领袖.

7月24日,毛泽东在有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一次会上,对中央向各校派驻工作组提出了严厉指责,提出要撤销工作组。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毛泽东还以派工作组为突破点,发动了对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

中央文革小组借此之机,立即派人到北大、清华、北师大这三所对全国高校有重要影响的学校去煽风点火,鼓动学生赶走工作组。而此时,全国各地也都正在陆续撤销工作组。中央文革在这个时候到三所高校去活动,驱赶工作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发现一些与工作组对着干的学生,好作为今后搞“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十分明显,中央文革是想培养起一批能听从自己指挥,并且能影响学生的一些造反领袖。中央文革对北京师范大学十分重视。他们没有派一般的干部去北京师范大学,而是由江青自己亲自去北京师范大学。7月27日,江青带着一行人,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北侧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声嘶力竭地鼓动学生起来造反,表示支持谭厚兰等和工作组对着干的学生。江青还专门接见了谭厚兰,当面对她给予肯定和鼓励。这使谭厚兰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江青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之后,因反工作组而挨批的谭厚兰成了“英雄”。

自从与工作组闹翻之后,就有一批学生支持谭厚兰、紧跟谭厚兰。江青当面表示支持谭厚兰后,许多观望的学生也向谭厚兰靠近,一些过去反对她的学生也转变了立场,靠近谭厚兰。这样,就有一批学生聚集在谭厚兰周围。此时,北京许多高校,特别是大学里,各种战斗队、造反团已经大批出现,谭厚兰不甘落后,觉得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机会来了,她趁此之机,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最大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简称“井冈山战斗团”)谭厚兰是这个造反组织的总负责人。这个造反组织是8月23日成立的,成立后迅速发展壮大,有几千人参加。

但是谭厚兰的目光不仅放在北京师范大学,她还有更大的野心。她心里早有打算,要团结更多的造反组织,扩大自己的力量。而自从江青接见她并当面表示支持她之后,她开始“走红”,许多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纷纷向她靠拢。谭厚兰也在与这些造反组织的头目谈话中,表现出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影响力。应该说,那时有许多风云人物还是十分佩服谭厚兰的,愿意听从谭厚兰的领导和指挥。在许多造反组织归到自己旗下之后,谭厚兰决定,“井冈山战斗团”为核心,联合其他群众组织成立一个。井冈山公社”.经过一番串连,这一计划很快实现了。谭厚兰选择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这天,召开了“井冈山公社”成立大会.大会上,谭厚兰登台发表演讲。大会上,谭厚兰被推举为总司令。自从成立“井冈山公社”后。谭厚兰成了影响很大的红卫兵组织的头领,她能够呼风唤雨了,也有了自己的山头。她成了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齐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并且名次仅仅列在聂元梓、蒯大富之后,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第三号人物。

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砸孔庙”事件

谭厚兰在组织“井冈山公社”之前,还干了一件在当时自己感觉很风光,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事情一一砸孔庙。对于这件事情的起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是康生亲自让谭厚兰干的。按这种说法,有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造孔子的反,砸孔庙。康生对谭厚兰说“我想了三天三夜,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康生把图交给谭厚兰,接着说:“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于是,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另一种说法,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授意已经主持《红旗》杂志工作的林杰让谭厚兰去砸孔庙的。按这种说法,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授意《红旗》杂志的林杰,找到谭厚兰,派她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

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让谭厚兰去砸孔庙,是中央文革的主意。不管是康生亲自让谭厚兰去砸孔庙,还是戚本禹指示林杰让谭厚兰去砸孔庙,意见都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否则,谭厚兰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头目,不可能突然想到要跑到千里之外的山东曲阜去砸孔庙。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指示,谭厚兰不能连山东省委劝阻的话也不听。第二,谭厚兰当时已经是26岁的经过师范大学系统教育的学生,不管是谁指使,她能率领一些人去砸孔庙,说明她这个人是疯狂的,是蔑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她应该对这个严重毁灭历史文化的事件负责.

谭厚兰是怎样率队去砸孔庙的呢?那是1966年11月7日的事,这一天,谭厚兰率人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誓师捣毁吁L家店”。会上,谭厚兰发表了讲话,对孔子进行污蔑,还领着人喊口号。会后,她亲率200多人出发,去山东曲阜砸孔庙。11月9日,他们200多人到达曲阜,此时,山东省委和曲阜县委听到消息,派出许多于部做说服工作,还组织人拦阻学生。但当时他们的处境也不好,说的话没有人听,谭厚兰一声口号,200多人一下子就冲破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组织的阻拦队伍,冲进了孔庙,在孔庙里驻扎下来。谭厚兰立即派出一些学生,串连当地的一部分造反组织,共同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并以“带头砸开孔府的重重大门”为口号,在曲阜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接着,他们就__开始动手砸孔庙。他们的这种行为很快被报告到中央文革小组。而谭厚兰在砸孔庙受阻拦时,也于12日直接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电话,说他们要砸孔庙。陈伯达当即指示:“孔坟可以挖掉。”

有了这个指示,谭厚兰更加肆无忌惮,不仅带领手下人大砸孔庙,还把破坏延伸到孔林和孔府,从而开始了一场触目惊心的大破坏: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他们用绳子拴住拉倒,毁为数段,孔子像被他们捣烂烧毁。接着,他们去孔林挖孔坟,孔子的墓碑被他们用大锤砸碎,许多孔氏后人和坟墓被刨平,孔子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贴的棺材被打开,暴尸于众。由于国务院曾把孔庙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因此,造反派向国务院发了“抗议信”。他们还闯进孔府,搜出许多古画古书,当场烧毁了数千册古书,数百轴字画,他们这次砸孔庙、孔府、孔林的行动,使整个孔庙、孔府、孔林满目疮痍。谭厚兰是这次砸孔庙、孔林、孔府的总指挥。她在曲阜,住在县招待所,虽然也搞与当地造反派串连等工作,但主要的目标是砸孔庙、孔府、孔林。她在曲阜前后呆了一个月,使孔庙、孔府、孔林遭到空前浩劫,留传了数千年的中国宝贵文物,遭受了空前的大破坏。

谭厚兰当时自己觉得是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觉得自己是英雄,她没有想到,这件事把她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文革”结束以来几十年,凡是去参观孔庙、孔府、孔林的人,都会听到解说员这样讲:是谭厚兰带着红卫兵来把孔庙砸了,哪座碑曾被谭厚兰砸碎,哪个文物曾被谭厚兰捣毁……

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急先锋

“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在中央文革一手操纵下,以谭厚兰这样的造反派为先锋,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各地党委几乎全部被冲垮,国家正常的秩序被搞乱了。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干部的不满,特别是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已经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1967年初的“二月抗争”(江青等人后来污蔑其为。二月逆流”).

这时,谭厚兰被江青等人选中,作为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先锋。江青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找到谭厚兰,要她率先打出“反击二月逆流”的旗号。谭厚兰自然应允。她立即组织“井冈山公社”的人,连夜写标语、大字报、大横幅。第二天即率众走上街头游行。在游行时,谭厚兰走在队伍前边,不时带头喊着“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谭厚兰带着游行队伍,在长安街等地方转了一圈后,又到中南海前示威。他们一路上贴大字报,撤传单,把发生在中央内部的“二月抗争”事件,捅到了社会上去。

中央文革把目光盯在了在“二月抗争”中言词最为激烈的谭震林身上,他们必欲置谭震林于死地。3月6日,江青找戚本禹、谭厚兰密谋,要求他们进一步向谭震林发起攻击,当时,谭震林是负责农业I口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他的推动下,在农业展览馆办了大寨的事迹展览,已经办了很长时间了,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县乡干部来参观。这也是谭震林抓农业的一个重要成绩。江青却示意谭厚兰“反对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口”。谭厚兰听江青这样说,立UP,b领神会。她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后,连夜召开“井冈山公社”骨干分子会议,研究组织学生冲击农业展览馆的事情。经过一番准备,他们组织起一千多人,写了许多攻击谭震林的大字报、大标语,还拟定了许多口号。经过两天准备,3月8日,谭厚兰率领这一千多人游行至在北京东郊的农业展览馆,冲开紧闭的大门,分几个小队,高呼口号,闯进各个展厅,把学大寨展览橱窗全部砸烂,把展品抛弃一地,然后在展览厅贴上了攻击谭震林的大字报。他们在展览厅内召开了揪谭震林誓师大会,大会上,谭厚兰发表讲话,历数谭震林的“罪行”,最后领头高呼“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他们在农业展览馆闹了一天后,还不罢手,当天晚上,谭厚兰组织这批人冲进在农业展览馆附近的农业部,他们见到文件就烧,见到办公用品就砸,还揪斗了农业部负责人。这一天,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另一批造反派也来冲击农业部,两支造反队伍汇合后,谭厚兰在会上讲话,鼓动他们坚决与谭震林斗争到底。他们砸了农业展览馆和农业部后,组织参加造反的人,从长安大街游行,回到北师大。谭厚兰组织的这次示威游行,使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传遍全国,她也在这场全国性政治运动中抢了头功。谭厚兰听江青的话,又在率领红卫兵闹事方面表现出了组织能力和鼓动能力,因此,她也受到江青的赏识。

成了北京革委会的常委

谭厚兰受到江青的赏识,意味着她要高升了,因为江青身份特殊,又手握中央文革的实权,中央文革在当时是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江青要提拔谭厚兰还不容易吗?其实,早在谭厚兰率众冲击农业展览馆和农业部之前,江青就有意识地提拔谭厚兰。1967年2月,北京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这是领导全北京市红卫兵的组织,而北京市红卫兵的活动则影响全国,地位重要,其成员实际上由中央文革指定,经江青提议,谭厚兰担任核心组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换句话说,谭厚兰已经成为参与指导全国红卫兵行动的主要领导人了。谭厚兰率众冲击农业展览馆和农业部之后,她们的好运气又接二连三地来了。4月,她当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实际领导人;当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她被确定为革命委员会的常委;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她不仅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参加接见,还被安排站在毛泽东身边。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谭厚兰抢上前去,搀扶着毛主席。谭厚兰此举非常得分,摄影师拍下了这个镜头。旁边工作人员向毛泽东介绍说这就是谭厚兰。毛泽东看了看谭厚兰,说:你就是谭厚兰呀。谭厚兰激动得直点头。毛主席虽然没有和她谈几句话,但她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毛泽东又和她说了话,这就已经十分显眼了,这实际上是向外界表示自己是紧跟毛主席的,是革命派。

5月5日,北师大(《井冈山》报头版刊出谭厚兰搀扶毛主席的大照片,不久,全国许多红卫兵小报上都发表了这张照片。谭厚兰一时间成了红卫兵心目中最幸福的人。谭厚兰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她不光是北师大革委会主任,大权在握,她领导的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也将手脚伸向全国,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了联络站,可以说,全国大多数地方的红卫兵造反行动,许多受到“井冈山公社”的影响。当时谭厚兰的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谭厚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是实力人物,她当时是“革命派”,又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和她说过话,这样,她就好像有了“资本”.她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有一定权势。一般来说,她在革命委员会会议上说的话,是算数的,她成了左右北京市政权的人物之一.谭厚兰的权力炙手可热。

受到惩罚

就在谭厚兰春风得意之时,中国政局却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原来,在全国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时,毛泽东一直在考虑如何稳定局势。就在他思考这个问题,并打算在巡视南方过程中寻找答案时,1967年7月20日,武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事件。7月27日,康生、江青借“七·二0”事件提出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8月1日,由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这篇社论公开号召“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并提出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谭厚兰也紧跟中央文革,按照这篇社论的口号,率领“井冈山公社”一帮人,在“打倒军内一小撮”运动中显身手。她组织人贴了不少这方面的大字报,还直接点了许多老帅的名字,她在“井冈山公社”办的小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判“军内走资派”。总之,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鼓噪声中,谭厚兰的声音十分突出。

本来,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也是要在军队内揪一些“走资派”的,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把“军队里”也划为存在“走资派”的范围。但“文化大革命”搞起来,造成了全国性的混乱,各级党委被冲垮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并不能制止派仗,许多地方发生了武斗,全国已经陷入动荡。毛泽东认识到,军队不仅不能乱,还要靠军队稳定全国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十分警惕,当有人喊出这个口号使全国出现军队不稳的迹象时,毛泽东恼怒了。当上述“八一社论”发表之后,已经从武汉到达上海的毛泽东极为震怒。他当即指出。这篇社论是大毒草。并写下了“还我长城”四个字。随后,毛泽东下令追查这篇社论。

毛泽东此言一出,在后边推动“打倒军内一小撮”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慌了,显然,他们当初并没有摸透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为了摆脱干系,他们只好金蝉脱壳,丢卒保车,把责任向他们的爪牙身上推。他们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这帮“秀才”相继抛了出来。而谭厚兰正是通过在运动中结识戚本禹、林杰,从他们那里了解中央文革意图而行动的,她本人也是依恃这帮“左派”挂上江青,并受到江青赏识的。这些人一夜之间被打倒,谭厚兰的地位自然而然受到猛烈冲击。更为严重的是,谭厚兰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鼓噪中,是十分积极的。当她得知毛泽东的意见后,后悔自己跟错了,但她后悔也晚了,她开始受到惩罚。

当毛泽东在上海的意见传回北京后,“井冈山公社”内部就有人向谭厚兰发起了攻击,谭厚兰在井冈山公社”中的领导地位已经动摇。趁此机会,原来一直被谭厚兰压制的另一派也重新活跃起来。9月,北师大反对派学生组织加紧攻击“井冈山公社”,他们抓住谭厚兰紧跟戚本禹、林杰等人搞“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给她扣上了“小爬虫”的帽子,必欲将其揪出来示众。有的造反组织还喊出了谭厚兰是反革命分子的口号。9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反对谭厚兰的红卫兵组织串连起来,砸了校革委会,并且要揪斗谭厚兰。幸亏当天谭厚兰没有在校革命委员会,免去一劫。但她已经是惊弓之鸟,不敢再出现在公众场合。她的住处也搬了,身边总有几个亲信护卫。虽然谭厚兰没有被揪斗,但她曾经搞“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明摆在人们面前,尽管她见过毛主席,毛主席也和她说过话,但在这件事情上,人们说她是反毛主席的,她无法回答。她自己有了短处,说话也没有多少人听了。她只好求助于江青。江青还是想保住谭厚兰的。江青知道谭厚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后,决定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去北京师范大学保谭厚兰。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不少工作,保谭厚兰的理由是她是造反先锋。但反对派红卫兵不答应,要求谭厚兰在全校大会上检查,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同意,最后,让谭厚兰在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做了检查,又在“井冈山公社”骨干会议上做了检查。但是,在谭厚兰检查的会议上,就有人继续发难,使谭厚兰很是下不来台。检查之后,仍然有许多人指责说谭厚兰的检查不深刻,是“蒙混过关”。虽然谭厚兰没有在这次事件中被打成反革命,她这个造反典型算是勉强保住了,但她已经威信扫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气焰,她身边的亲信纷纷另投门庭,“井冈山公社”的人再也不听她的指挥了,她从此成了孤家寡人。

但是,谭厚兰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名份仍然保持着,这样,红卫兵闹事,中央还是会找到她的头上的。1968年5月和6月,北京多数高校中的造反派因为互相争夺“大联合”的领导权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打起了派仗,直至掀起了更大的武斗风潮。毛泽东决定派工宣队进驻这些高校,控制局势,教育红卫兵。但是,许多高校的造反派组织阻止工宣队进驻,特别是清华大学,还发生了造反派打死工宣队员的事情。毛泽东对此极为愤怒,他决定,要敲打一下红卫兵,约束他们的行为。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主要成员在中南海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在长达五个半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对红卫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头脑膨胀;你们不听从指挥是不行的;你们要听从指挥。林彪阴沉着脸,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表现出了少有的冷淡。毛泽东讲话之后,林彪用阴冷的目光扫了五大领袖一眼,只说了三句话:“工宣队”是毛主席决定派出的,你们敢打“工宣队”,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周恩来在讲话中严厉批评红卫兵搞武斗,阻止“工宣队”进驻高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们回去后,必须按中央要求,放下武器,拆除你们修建的武斗工事,迎接“工宣队”进驻学校,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出席了这次谈话会,他们虽然也为红卫兵开脱,但在当时毛泽东批评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意见十分明确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说几句批评红卫兵的话。毛泽东当场决定,派解放军和工宣队一起进驻武斗的高校。

谭厚兰回来后想到自己面对的现实,她心里明白,自己已经指挥不动井冈山公社了,可是,中央却仍然把她当作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把约束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并使他们停止武斗的任务交给了她,她十分为难。但她也不好向上推卸责任。回去后,她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想出一计。第二天,她在“井冈山公社”办的小报上,以“公社”创始人的身份宣布解散这个公社。她的小算盘是:自己已经宣布解散“井冈山公社”了,如果谁再打着“井冈山公社”的旗号搞武斗,也与自己无关了。没有想到,谭厚兰这一招还真灵。她毕竟是“井冈山公社”的创建人,她宣布该“公社”解散,本来就已经群龙无首,并且内部矛盾重重、十分松散的这个造反组织,立即公开宣布解散。随之,谭厚兰的风云历史从此划上了句号。

最终结局

谭厚兰曾经搞过“揪军内走资派”,又作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这两件事压在她头上,她成了众矢之的。而中央文革不但不再保她,反而把许多坏事一股脑地往她身上推。

1968年10月,谭厚兰被下放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6月,她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谭厚兰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在狱中,她对自己的罪过表示了忏悔,主动揭发交代。1981年,谭厚兰被医生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获保外就医。9月。监狱方面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鉴于谭厚兰的犯罪情节较轻,且认罪态度较好,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她免予起诉。1 9 8 2年11月,在“五大领袖”其他人被判处徒刑的前一年,谭厚兰在痛悔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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