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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一:聂元梓

时间:2012-11-21 18:43:11  来源:中华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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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红卫兵“五大领袖”,首先提到的应该是聂元梓。这不仅因为她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而且因为她曾是策划贴出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打响“文革”第一炮的带头人。 

曾有令人羡慕的出身

聂元梓于1921年出生在河南省滑县。她的祖上是有名的医生,靠行医积下很大的家产。聂元梓出生时,她的家庭已经很富有,除了在滑县农村占有大片耕地外,她父亲还在城里开了一家中医药铺,边行医边卖药。一年中,她家除了收取大量地租外,行医和卖中草药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尽管聂元梓的父亲属于河南的名医和知名富绅,但他思想上倾向于进步。在聂家父兄辈中,有很多人很早就参加过土地革命,支持过红军的革命斗争。聂元梓的哥哥聂真,在北平上大学时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随后回河南开展革命活动,是河南省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聂真在家乡尽出其家资,发展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滑县的工农革命政权,即是聂真一手创立的。后来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就是聂真培养和发展的党员之一,曾在聂真手下任滑县县委宣传部长。聂真后来成为中共太岳区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晋豫军区的创建者。抗日战争期间,聂真曾任晋豫区党委书记兼八路军一二九师太岳支队政委、一二九师三十八旅政委、太岳军区政委、太岳区党委书记等职。同时,在聂家的父兄辈中,有多人为革命牺牲。聂真舍弃一切家产为革命,到抗战前,聂家已经由巨富之家变成片瓦不存的穷家。后来,在聂真的带领下,聂元梓兄妹几个全都参加了革命。聂元梓的哥哥姐姐们是在1931年至1933年先后入党的,那时,聂元梓的年纪还小。 

聂元梓出生后就过着富有的生活,及至懂事,她的父亲开始教她念书。到七八岁时,她父亲又把她送到县城里的小学读书。那个年代,中国到处兴办新式小学,但真正进入学校读书的,却大多是男孩子,女孩子很少。聂元梓能够进县小学读书,已经算是很显眼的了。在小学读书的聂元梓,学习十分刻苦,人也很聪明。她的学习成绩,比同班的男孩子还要好。聂元梓的家庭倾向于革命,因此,家里有许多进步书刊,她的家人的言谈,也多是抨击旧制度、主张革命的。特别是她哥哥聂真,领导着当地的革命斗争,这对聂元梓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她放学回家后,所看的课外书籍,多是进步书刊。她从聂真那里也听到一些革命道理。她此时已经知道了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工农红军、苏维埃。但她还不可能懂得太多。

 走上革命道路 

1934年,13岁的聂元梓小学毕业后,在父亲的支持下,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 

在北仓女子中学,聂元梓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既受聂真领导当地革命运动的影响,又有学校中的影响。此时,她在学校中接触的教师,有一些是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有些就是地下共产党员。这些教师,经常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这对聂元梓影响很大,使她也产生了要参加革命斗争的欲望。在北仓女子中学里,学生们可以读到许多进步书报。聂元梓从这些进步书报上,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理论。她接受了这些理论,思想上变得进步起来。另一方面,当时正值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潮日益高涨之时,各种爱国主义宣传也深深打动了聂元梓,其中,共产党关于抗战的宣传,最使她信服。于是,她就比较自觉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正好此时山西“牺盟会”在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搞军训班,招收进步青年参加军训。这个军训班是共产党主办的,目的是吸收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培养共产党的抗战干部。聂真给聂元梓捎口信来,让她到这个军训班去学习。聂元梓听说后,于1937年7月,只身冒着酷暑,跑到太原去,参加了这个军训班。从此,聂元梓走上了革命道路。

走上了革命道路的聂元梓,表现是积极的。军训中,她不怕吃苦,处处走在前边。学习中,她也比较刻苦。尽管此时的聂元梓已经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比同时来的许多女同志有文化方面的优势,但她从不放松学习。她开始读马列主义的大部头著作,这使她的理论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她也在军训班搞的各种抗日活动中显露头角。总之,她是军训班中的活跃人物。
 
但是,她也有很大弱点,这就是孤僻,不愿意和别人谈心,更不愿意和其他人交朋友。另外,她看问题偏激,爱走极端,爱挑别人的毛病,这使她很不讨人喜欢。这些弱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她的进步。当时共产党正在广泛发展党员,凡是投身革命的人,往往很快就入党了。参加这个军训班的许多人,很快就入党了,她却有半年时间还没有入党。
 

三八式干部 

但是,聂元梓毕竟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她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是进步的,充满了革命热情,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愿意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因此,党组织对她还是很器重的。1938年1月,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共产党内关于革命经历的算法,聂元梓应该算是三八式干部。 

聂元梓入党不久,就受党组织的委派,去山西省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有一种说法:聂元梓是进入华北军政干校之前入的党,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后履行的入党手续。这种说法也算可信)。聂元梓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后,表现更加积极,她的理论知识也进一步丰富起来。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培养她,又把她送到延安,边学习边工作。 

在延安,聂元梓认识了青年干部吴某,两人产生了爱情。1945年,聂元梓和吴某在延安结婚。同当时的所有延安干部一样,聂元梓和吴某的结婚仪式很简单,结婚后的生活也十分简朴。 

那个时候,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干部的工作调动也十分频繁。1947年初,党组织派聂元梓和她丈夫一起到东北的齐齐哈尔工作。当年年底,组织上又调他们夫妻二人到哈尔滨工作。吴某在一家报社担任社长,后来曾任哈尔滨市副市长。聂元梓则先后担任了中共哈尔滨区委宣传部长和哈尔滨市委理论部长。在此期间,她又曾受组织委派,第二次到延安,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中央马列学院,是中央党校的前身,是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学校,那里集中了一大批理论骨干,尽管是在战争年代,但那里的学习时间相对集中,学习条件和学习风气也比较好。中央马列学院除了培养党的高级干部外,也培养党的理论骨干。聂元梓第二次赴延安进马列学院,就是作为党的理论骨干来培养的。聂元梓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学习相当刻苦。在马列学院,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女干部清晨苦读的身影,也能经常看到她在操场上跑步的样子,这个人就是聂元梓。此时的聂元梓,性格仍然孤僻,她整日沉默寡言,与同学很少交往。但在开学习讨论会时,她却能讲得头头是道,大家从她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她确实读了不少的书。

聂元梓学习结束后仍然回到东北继续做她的宣传工作。在东北,她和丈夫工作都十分努力,此时,他们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一家人在东北过了一段幸福时光。但不久,吴某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聂元梓到延安学习期间,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聂元梓发现后十分不满,经常和吴某吵架。但为了维护家庭,聂元梓也采取了忍耐的态度。但吴某并没有改弦更张,最终受到纪律处分。聂元梓与吴某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1959年冬,二人离婚。

被调到北京工作 

1963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调一批理论上强,有一定革命经历的领导干部到北京的一些重点高校去担任中层领导职务。聂元梓是被组织选调到北京工作的干部之一。 

组织上选调聂元梓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这一年是1963年,我国刚刚从三年经济困难中恢复过来,人们都鼓足了劲干工作。聂元梓也一样。她在经济系副主任的岗位上干得仍然很出色。她经常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和教师们一起研究教学问题。对教学计划,她也是和系主任一起反复商量,尽可能搞得详细、科学。平时,她愿意找学生谈心,了解学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同时,她也保持了自己在延安学习时养成的朴素风格,平时就穿一件蓝色衣服,灰色裤子,一双简单的女式布鞋。她的袜子,是打着补丁的。平时,她在食堂吃饭,也是买最简单的饭菜。在她住的宿舍里,用的是很平常的旧床单,旧被子。甚至到了秋季,别的女同志戴上头巾时,她却从来不戴,只戴一顶旧单帽。 

聂元梓的这种表现,使她得分不少。她到北京大学不久,就从经济系调任哲学系,任系党总支部书记。她的行政级别,也被提拔到12级。这时,她刚42岁。 

聂元梓到北京工作两年后的一个夏天,在一个老战友家里认识了一位丧偶的老红军,此人也姓吴,已经是副部级的干部了,二人在战友的撮合下,于1965年冬结婚。 

在“四清”中挨批 

聂元梓调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了。作为哲学系党总支部书记,她理所当然地成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下层“四清”工作的组织者。 

聂元梓是积极参加“四清”运动的,可以称为积极分子。因此,她得罪了不少人。 

得罪人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聂元梓个人方面。聂元梓的性格比较特别。她有头脑,特立独行,有个性,常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因此,她与北大校党委领导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在群众中的威信也不算高。她有权力欲,也有一点政治野心,这使群众对她产生了一定看法。同时,她在“四清”运动中也想出一点风头,有些事也搞得过了头,打击了许多好人。俗话说:“众怒难犯”。就在“四清”运动中,聂元梓自己的问题被群众指了出来。这些问题,既包括政治上的,也有日常工作和生活上的。有些问题本来不大,但问题的数量多了,反映的人多了,就使北大党委重视了。校党委指派干部找聂元梓谈了话,指出了她的问题,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北大党委还把聂元梓的问题向北京市委作了汇报。市委也很重视,指示北大党委认真对待。1966年初,在市委主持召开的传达中央解决北大社教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上,聂元梓迫于形势压力作了检讨。但是,聂元梓口服心不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这样对待她心怀不满,时刻准备着报这“一箭之仇”。 

正在聂元梓苦于没有报“一箭之仇”的机会时,机会却主动来敲她的门了。 

被曹轶欧选为“炮手” 

出于反修防修的愿望,毛泽东早在60年代初期就形成了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批评、监督领导干部,以克服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阴暗面”的思路。为了找到实现这一思路的途径,毛泽东除了在60年代初期通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探索外,在1964年和1965年曾以小组、调查组的形式,由中央派一些人到基层特别是文化教育部门去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央领导层工作,又惯于察言观色、搞政治投机的康生,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提议并积极支持他的老婆曹轶欧到素享中国政治运动策源地之誉又在中国的高校中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任“中央理论调查组”负责人。 

曹轶欧到北大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意图。康生也嘱咐曹轶欧:“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康生还点了宋硕的名,意思是让曹轶欧向宋硕发起进攻。 

有了这个底的曹轶欧到北大后,便背着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策划于基层,搞起了阴谋。她不参加北大党委会议,不听陆平的汇报,却在暗中了解北大的情况,她主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是了解北大校党委的工作情况,教师、学生中的思想动向,写出材料,通过康生,密报给毛泽东,另一件事是在北大的教师和学生中寻找能够贯彻他们意图又敢于打头阵的“炮手”。做前一件事,对曹轶欧来说并不难。她到北大后,列席北大校党委会。平时,她又经常找一些教师、学生开一些座谈会,甚至私下找一些人秘密谈话,有的还不止谈一次,而是谈了多次。康生的秘书也在北大到处串连,鬼鬼祟祟。曹轶欧和康生的秘书把从校党委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开座谈会时教师、学生发言情况,稍加整理,再加上他们的分析,一份份材料也就出来了。这些材料,通过康生,都能摆到毛泽东的案头。做后一件事,却使曹轶欧颇费周折。当时,北大的教师和学生中,确有一些对校方有意见的人,但是,这些人,有的只是抱着个人恩怨提意见,有的只注意具体的小事,上升不到政治的高度,有的胆量小,有意见只敢背后提,没有“闯”劲。同时,这些人中,真正有点“革命资历”的人并不多。而曹轶欧所需要的人,须具备两个条件(1)、有一定理论水平,能站在政治的高度,提出意见;(2)、有一定的“革命资历”。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聂元梓。 

曹轶欧知道聂元梓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知道聂元梓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资历,也知道聂元梓有实际工作经验,但她更知道,聂元梓的“政治敏感性”强,对搞“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因此聂元梓对北大党委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是不满意的。她能从政治高度来看待北大的问题,又有一股子敢闯敢说的劲头。这正是曹轶欧所要选择的人。于是,曹轶欧就经常找聂元梓谈话,一方面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支持、鼓励她攻击北大党委,还经常向她透露中央的内部消息。由于看法相同,也由于曹轶欧对聂做工作,不久,聂元梓就成了曹轶欧在北大找到的第一个“炮手”。聂元梓顾不上北大党委对她的赏识、重用之恩了,她要用行动表示自己愿意跟着曹轶欧干大事了,她要向北大党委发起攻击了。于是,她经常与曹轶欧在一起密谋、策划一些事情,也经常找学生谈话,目的是寻找北大党委的“问题”。 

但是,无论是曹轶欧还是聂元梓,都是有一定政治头脑的女人。她们都知道,只是掌握了学生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了校党委工作中的“问题”,还不能立即“放炮”去攻击北大党委。因为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如何行动,她们还要看全国政局的发展,看中央的动向,等时机到来之时,才可向北大党委发起攻击。 

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由于毛泽东在外地,暂不回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要解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各地要出“孙悟空”,要“大闹天宫”的意见(2)、介绍《中共中央通知》(即后来由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一一笔者注)的起草情况;(3)、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4)、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 

按照上述内容,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做的事,还属于处理中央内部事务的范围,并没有在全国发动全面政治运动的打算。会议通过的可以公开的决定、文件,按正常组织渠道下达,而一些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则要严格保密,暂不外传。但是奇怪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却很快就传到了聂元梓的耳朵里。这个核心机密主要是“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句非常尖锐的话,指的是中央内比彭真更高级的领导干部。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那么,中央机密为什么会在会议没有结束时就传到聂元梓的耳朵里?对此,当时与此有关的人都讳莫如深。但从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来分析,可以断定:泄漏中央机密的,是康生。1967年初,一些群众误以为曹轶欧是中央过去派驻北大工作组的人,起来要揪曹轶欧。康生不得不出面保曹轶欧的“驾”,他在1967年1月22日接见群众代表时,情急之下,不自觉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爱人等五人,不是北大工作组,他们是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无关。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康生这些话道出了真相。曹轶欧怎样才能“促进”聂元梓冒极大政治风险而写出那张攻击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如果不是曹轶欧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核心机密这个“底”透给聂元梓,她是不敢写出这样的大字报的。这样分析后,历史真相就清楚了。 

聂元梓得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机密消息,心中有了底。她自然要进行政治分析。她看到:毛泽东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一批领导干部的决心已下,而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又占了上风,“文化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来,而首当其冲的是“小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笔者注)。北大正处在“小五界”当中。那么,在北大搞“文化大革命”,就要把北大的领导干部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从北大的校长、党委书记手中夺权。 

于是,在曹轶欧的策动下,聂元梓开始活动起来,她先后找了许多人谈话,争取他们同她合作,一起向校党委发起进攻,但是,她找到的许多人都婉言地拒绝了她。拒绝的人,有的是不同意她的看法,有的是不愿意冒政治风险,有的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的。聂元梓并不恢心,她仍然日夜活动,继续串联。经过几天的串联,终于有六个人同意跟她一起向北大校党委发起进攻。这六个人是: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这六个人加上聂元梓,共七个人连续几天在一起秘密开会,在攻北大党委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尽量与中央目前的精神相符合,站在政治的高度,提出北大校党委的“修正主义”问题,争取造成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在攻击北大校党委的形式上,一致同意采取大字报的形式。最后,聂元梓向其他六人表示,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后,她可以设法报向中央,让毛主席知道。 

七个人议定,由聂元梓先起草一个大字报的草稿,然后一起讨论、修改。七个人议定大字报应写的主要内容后,聂元梓回到宿舍(当时她住单身宿舍一一笔者注),连夜写出了大字报的草稿。第二天,七个人聚到一起讨论。他们七嘴八舌议了半天,对一些提法和文字进行了反复修改,最后用毛笔抄成大字报,于5月25日下午2点,贴在北大大膳厅的东墙上,当天就引来数百人观看。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标题一下子就点了三个领导干部的名字,自然引起哄动。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珮云,当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点这三个人的名表明,其政治意图不限于给北京大学党委提意见,而着重点是指向北京市委的工作,这样,大字报所涉及的范围就大了。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北大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民主,压制群众,搞修正主义。这一行为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支持。大字报号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平心而论,这张大字报虽无实质性内容,但是却很有特点。其特点就是首先,它表明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它所指责的,是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镇压“文化大革命”;其次,它提的政治调门高,在当时,是站在了“全国政治”的角度来发议论的;最后,它配合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但还没有发表的“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矛头所指的是“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正因为这张大字报有这些特点,它一贴出,便引起了一向在政治方面比较敏感的北大师生的注意。一时间,北大校内议论纷纷,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褒贬参半者有之。然而,被这张大字报攻击的北大党委却不为所动,工作照常进行,阵角没有乱。 

在这种情况下,曹轶欧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送给康生。康生反复看了几遍,又考虑了两天,觉得有利用价值,便决定把它密报给毛泽东。于是,在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五天,这张大字报的手抄稿和康生的密信一起,通过中央机要部门转到了杭州,摆在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的案头。 

第一张大字报在全国公开发表 

毛泽东看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稿后,经过思考,做出了反应。他于6月1日做出如下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康生、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迅速落实,在6月1日当晚,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新华社稿的名义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且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评论员文章给北大党委定了性,称这个党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这个“黑帮”的“黑组织”。《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了这张大字报。 

毛泽东也考虑到,这样做会在全国引起一定程度的动乱,甚至会出现“天下大乱”的情况,但是,他认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也不改变颜色,乱也值得。1966年3月30日,他在上海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就把这种乱形容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这个造反,是对的,是好的。他以哲学家的头脑分析道,乱与治是相辅相成的,要在乱与治的统一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毛泽东意料之中的是,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很快就在全国引起了动乱。先是在全国各高校出现了打倒校党委和批斗教师的风潮,接着,在全国各行业都发生了不少打倒党委、批斗领导干部的行为。其中,可以称为典型的事情有三件一是1966年6月6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发生的“六·六事件”。6月6日那天,西安交通大学一些学生有组织地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并且贴出了大字报,他们还提出:省委有黑帮。接着,数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新华分社、陕西日报社,提出省委工作组和省委内有黑线等问题。西安交通大学部分学生的这种行为,遭到了中共西北局的坚决抵制。工作组对这批学生展开了反斗争,在反斗争中出现了过火行为,带头闹事的学生李世英被戴上高帽子“游校”,李世英自杀未遂,由此引起了更大的矛盾。二是1966年6月在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匡亚明“压制革命”事件。匡亚明是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对一些带头造校党委反的学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处理。但是,造反学生却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据“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共江苏省委做出了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不久,匡亚明即被打倒。6月12日,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批斗匡亚明。三是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的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这一天,北京大学一些人趁工作组正在开会时,揪斗干部、群众达40多人。揪斗中,还给这些人抹黑脸、戴高帽、罚跪,对稍有反抗者进行殴打,甚至对一些女同志进行侮辱。工作组发现后,赶赴现场。工作组长张承先发表讲话指出,动手打人是坏人有意捣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这种乱打乱斗的行为,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由于工作组及时做工作,北大的乱打乱斗现象得到了制止。北大工作组的工作,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他于6月20日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表示了对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刘少奇还亲笔写下了如下批示:“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现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是,北大工作组的工作,却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对,他们把北大工作组制止动乱的工作称为“六·一八反革命事件”,并且向毛泽东做了歪曲事实的汇报。 

面对全国性的动乱,毛泽东一直站在支持下级干部和学生造反的立场上。西安交通大学发生的“六·六事件”,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6月12日南京大学万人批斗匡亚明,毛泽东也是支持的。对北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的工作,毛泽东很不满意。他更不满意于刘少奇批发文件支持工作组,因此他否定了刘少奇批发的文件。8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正是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引发了全国性的动乱,同时,在中央内部,是“乱”还是“稳”的意见分歧,也产生了。 

第一张大字报与毛泽东的大字报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引起了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一种意见是乱,让它乱一下好。毛泽东持的就是这种意见。另一种意见是稳,要保持政局稳定。刘少奇持的就是这种意见。他在“文化大革命”刚起来时,就力主派工作组。6月21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要划一个界限,不能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在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他的意见就是:不能乱,要稳定政局。 

两种意见,并不只是由两个人持有。这两种意见在中央内部都有拥护者。这表明,在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意见分歧。由于毛泽东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支持的一种意见,不久就占了上风。但刘少奇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感,不仅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还要争取毛泽东转变态度,以保持国家稳定。

 1966年7月19日到23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这个会议主要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近来全国特别是北京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出席并听取了汇报。会前,毛泽东已经先听了康生、陈伯达的汇报,因此他已经对问题形成了看法。在会上毛泽东表示,他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感到很难过。”但是,刘少奇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在7月23日下午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工作组不能不要。刘少奇此话一出,会场一片沉寂。与会者心里都明白: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不仅公开化了,而且不能弥合了。 

7月24日,毛泽东召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专门谈工作组的问题。他明确指出:要撤掉工作组。25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再次强调要撤销工作组。显然,毛泽东已经做出了决定撤销工作组。在毛泽东已经做出决定的情况下,刘少奇只好服从这个决定。196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拿出“决定”初稿后,毛泽东亲自做了修改,28日发出了这个“决定”。当天,北京市委率先发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几天之内,全国各地的工作组都被撤销了。 

但是,中央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这种意见分歧虽然表面上是关于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但在深层上,却是要不要搞自下而上的大民主的问题。毛泽东当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必须通过召开中央全会来最终解决意见分歧问题。196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带头人聂元梓,被特许列席了这次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聂元梓。毛泽东在与聂元梓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支持她带头写的大字报,并且说:会后,你要回到北大,组织“校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实际上是让聂元梓掌握北大的领导权。但是,会议上,对撤销工作组的问题,还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为了统一思想,毛泽东于8月4日下午3点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由毛泽东讲话。毛泽东的讲话,一开始就批评中央前一段时间领导工作出现严重问题,主要是镇压学生运动,他说这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他强调,“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他在这次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指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笔者注)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毛泽东在讲话中点的是李雪峰和团中央,实际上指的是刘少奇和在中央一线(当时中央分一、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笔者注)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但是,毛泽东的讲话,并没有说服全部与会者,还是有不少人对学生运动和工作组问题持有不同意见,其中就有刘少奇、邓小平这样举足轻重的中央高级领导人。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要把“文化大革命”搞起来,还必须有一个大发动。于是,在8月5日,他采取了一个惊人之举。这一天,他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指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贴出的大字报和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笔者注),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就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当天,他就决定要把这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开,之后,还要在全国公开。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与会中的反对学生造反和主张派工作组的人不再说什么了。会议基本定了调子。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此后,“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真正搞了起来。 

“文革”初期的活跃人物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起到了它的特殊作用。由于这张大字报是聂元梓带头写的,她也被认为“有功”。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不久的1966年9月,聂元梓当上了北京大学“校文革”(学校“文化大革命”指导委员会的简称)的主任,“校文革”在名义上只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不负责日常领导工作,但在当时,“校文革”成了学校领导核心,聂元梓也就成了北大实际上的“一把手”。1967年初,聂元梓又当上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她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聂元梓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文革”初期,是聂元梓最活跃的时期。她因一张大字报而“一炮走红”,成了全国著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各地到北京来串连的红卫兵组织头目,都要到北京大学来找聂元梓“取经”,学习她的造反精神和造反经验。一开始,凡是来找聂元梓的红卫兵组织头目,她都要接见。聂元梓是个好出风头的人,接见各地来的红卫兵头目,显然会增加她的“威望”和“知名度”。她是乐得这样做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要求接见的人越来越多,聂元梓的身体支持不住了。而且,来找她“取经”的红卫兵头目,时常向她提出一些很古怪的问题,使她不好回答。这样,许多红卫兵头目就觉得不满意。还有,当时她担负着发动各地各单位造反派起来造反的“责任”,又有一些职务在身,有许多“要事”要处理,如果被来串连的红卫兵头目缠住,岂不误了大事。于是,她不再和来串连的红卫兵头目见面了,而是找了一些“助手”,出面应付一下,而她自己则投身到处理“大事”上来。 

聂元梓亲自出面到各种“造反誓师大会”上去演讲,鼓动各单位的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打起了派仗,她也出面调解。在上海,也出现了她的身影。她是奉江青之命,去上海鼓动造反派打倒上海市委的。这中间自然也夹带着聂元梓的“私货”——因为她与上海市委常委常溪萍有仇,她便在上海鼓动造反派先打倒常溪萍。在北京一些重要场合,她的身影更是频繁出现。在人民大会堂、首都体育馆、民族文化宫等地方召开的群众大会上,都有她讲话的声音。北京高校和中学的一些造反“领袖”,都以她为核心。她经常找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等人密谋。“文革”初期的许多大事,都有聂元梓的参与。打倒刘少奇,有她的“功劳”;揪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有她的“功劳”;诬陷朱德,有她的“功劳”;公开“炮打”邓小平,有她的“功劳”…… 

正当聂元梓在政治上十分得意之时,她的第二次婚姻却走到了尽头。 

聂元梓第一次婚姻失败,已经使她很不幸了。后来,她和第二任丈夫结婚,双方也没有多少感情。聂元梓本应珍惜这次婚姻,但有一定政治野心,一心扑在政治斗争中的她却没有这样做。她把心思都用在了政治斗争上,很少与丈夫相聚,加上她特立独行,性格怪异,与第二任丈夫也合不来。但促使她第二次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红卫兵说他丈夫家里有封资修,直接向她提出,要抄她丈夫的家。正在处处高喊“革命”口号的聂元梓,要做出“革命表率”,不但同意红卫兵去抄她丈夫的家,还亲自率领红卫兵去抄。这一下,可使她丈夫伤透了心。
 

聂元梓的丈夫在“文革”初期受到一起政治事件的牵连。聂元梓经过痛苦的思考后,决定和丈夫离婚。她丈夫本来就对她有了看法,很痛快地同意离婚。就这样,聂元梓的第二次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从云端上摔了下来

“多行不义必自毙”。聂元梓到处作孽,自然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周恩来也发现聂元梓“有问题”。特别是当毛泽东决定稳定局势时,更觉得聂元梓的行为,只能起负面作用。当毛泽东决定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清华时,发生了阻止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的事件,工人代表也被打死了。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毛泽东此时已经下决心要处理“文革”初期的造反领袖们了。聂元梓的失宠,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她和江青在一些看法上产生了不合。“文革”的动乱,使聂元梓感到,自己当初的愿望似乎与现实有很大差距。1967年夏末,聂元梓第一次对“文革”前途产生疑问,对“文革”的走向,感到不可捉摸。她认为,许多老干部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群众组织也分裂了,开始打起了派仗,全国的局势已经十分混乱,这样下去,前景不妙。特别是她的几个兄长都受到冲击,使她对“文革”产生了看法。她失去了热情和信心,开始消极起来。这一切,江青都看在眼里。特别是当她不再那么顺从江青时,江青认为聂元梓已经变得不“革命”了。1969年11月,当上九大中央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下放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实际上是被关押。毛泽东对她还算手下留情,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仍然保留。 

聂元梓从云端上摔了下来。她到江西省鲤鱼洲后不久,感到了政治上被冷落的痛苦,人们不再理睬她了,许多人开始讽刺她,说她有政治野心。对于艰苦的劳动,她也吃不消。她不愿意在这里呆下去,于是,她往北京写信,说自己不适应江西的气候,身体也有病,要求回北京治病。她的信很快就有了回应。中央允许她回北京治病,但不再允许她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此时的聂元梓虽然已经被中央高层冷落,但她还有“政治资本”,造反派还拥护她,红卫兵还拥护她,她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没有被否定,因此,她还有一定政治影响。她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政治野心。特别是,毛泽东对她并不想一棍子打死,对她还抱有一定期望。在庐山会议上的又一次表演 

1970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一场重大政治风波。林彪、陈伯达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而他们的目的,是抢班夺权。会议一开始,林彪就搞突然袭击,抢着发言,鼓吹“天才论”。接着,陈伯达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一时间,造成了一股政治风浪。 

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聂元梓也参加了庐山会议,被编在北京组。此时,她已经被冷落了很长时间了。在庐山会议期间,也很少有人再理睬她了。但是,她却有着一颗不甘寂寞的心。当她在会上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时,她也跳了出来,到处打听消息,到处串连。她串连一些工人、农民代表,提出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人。她还找地方干部、军队干部串连。她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聂元梓本来想在庐山会议上搞一次投机,转变自己不受重视的命运,没想到,她这次看错了风向,跟错了人,不但没有受到重视,反而挨了批。更加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中央十分重视她在庐山会议上到处串连的问题。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林彪一伙以沉重打击。陈伯达被迫写检讨,林彪手下的大将们也被要求写检讨。林彪一伙遭到失败。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聂元梓因为在庐山会议上紧跟陈伯达等人造舆论,又大搞非组织活动而受到追究。1971年初,她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九·一三事件”之后,对聂元梓的看管更加严格了。到1973年,林彪事件已经过去两年了,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聂元梓也做了一些检讨。鉴于此,中央决定,把聂元梓下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此时,聂元梓仍然是孤身一人,只好吃住在厂。1975年,她又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仍然是吃住在厂。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聂元梓在“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许多受到她迫害的干部或者干部的家属,纷纷向中央写信,要求处理聂元梓。1978年4月8日,北大党委向中共北京市委报送了对聂元梓的审查处理意见的报告,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北京市委批准了这份报告。1983年4月19日,聂元梓被逮捕,经司法机关审理后,她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从入狱到出狱 

聂元梓入狱时,身体就不太好。此时她毕竟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加上多年在政治风浪中颠簸,她患上了多种疾病,走路腿脚已经不太利落了,因此,监狱方面并没有给她安排什么体力劳动。一开始,她与其他女犯住在一起。考虑到她确实年纪大了,不久,监狱方面又给她安排了一个单人房间,给她的伙食标准,也按照给其他入狱前曾经担任高级职务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标准安排。

 聂元梓入狱后,心情反倒平静了下来。她仍然那么孤独,不与其他人多说一句话。有时一整天都处在沉默之中。她的日常生活,就是读书看报,有时写一点笔记,在规定时间里,她可以去看电视。看电视时,她也不和别人打招呼,顾自坐在那里。她看电视很用心,新闻联播中的每一个消息,她都注意收看。聂元梓自己一个人生活习惯了,在狱中也是自己照顾自己,衣服是自己洗,连床铺上的被褥也是自己拆洗。她整天一个人呆着,不与其他人说话,同一监狱中的人都很奇怪:她一年一年总是这样,怎么能够过来呢?可是,聂元梓却能够孤独地过着被监管的日子。这一点也真的算是有点“修炼”哩。
 聂元梓入狱后,很少有人去探望她,她的子女去探望过她,她的一些直系亲属也去过,她有个叫聂元素的妹妹去得最多,再就很少有人去看她了。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处境,怕连累别人,也不祈求有人去看望她。她宁愿自己一个人过着平静的生活。
 由于她确实身体不好,1984年6月,监狱方面允许她保外就医。1986年,她被假释。到2000年时,她的刑期已满,真正获得了自由。
 聂元梓被允许保外就医时就已经60多岁了,到2000年时,已经年近80。此时的她,仍然是孤身一人。她一个人住在北京海淀区她亲属的一套单元房里。她的子女都很孝顺她,但因为忙于工作,常年不在她身边,她的饮食起居都由自己照料,年纪更大些时,由亲戚照顾她。但她仍然努力自己照顾自己。平时,她很少出门,由亲戚代她到街上购买各种生活用品。出狱后的她,实际上仍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活动。
 她入狱后,已经没有工资了,出狱后,更没有退休金。按规定,她每月从街道领取600元的生活费,虽然不多,也够她维持日常生活了。她的生活内容,仍然是看书读报,也看一看电视。
 聂元梓的生活还是那样朴素。平时只有几身普通的旧衣服换洗,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吃饱就行。晚年的聂元梓,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但她相当乐观,坚持自我锻炼治疗。
 随着时间的推移,来看望她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她过去的一些熟人、有她过去的一些学生,自然,她的子女也常来看望她。 

聂元梓过着平静的生活,不愿意再有人打扰她。但是,因为她曾是风云人物,关注她的人很多。有一些传记作者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要采访她,都被她拒绝。她告诉亲属,她住的地方不要对外公开。她自己则很少抛头露面,这样就有人猜测她已经死了,还有人写了文章登在报上。 

1994年,国内一个很有名的传记作者叶某某写文章称聂元梓已经死了,当时就引起一阵轰动。到2000年时,又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她已经死了。一开始,聂元梓并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她的一个学生看了这篇报道后,特意拿着这张报纸送给她看的,聂元梓过去的一些熟人也给她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对此,聂元梓一笑置之,幽默地说:“没想到,时隔六年,我又死了一次。”有人劝她打官司,追究作者和报社的责任,告他们侵犯名誉权。聂元梓听后,只说了一句:“哎,打什么官司。” 

曾经是“文革”风云人物的聂元梓,到了晚年,也对“文革”进行了深刻反思。 

聂元梓认为,“‘文革’真是一场浩劫。死了多少人,耽误了多少事”。对“文革”中自己的责任,聂元梓谈到: 

“第一、‘文革’开始,我带头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想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对陆平、彭珮云、宋硕造成很坏影响。第二、自己参与了反对邓小平的活动,在反对邓小平的第一张大字报上签了名,对反对邓小平的思潮起了鼓动作用。第三、我到上海串联,参与了对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校长常溪萍的迫害;参与了炮打曹获秋、陈丕显的活动。第四、北大发生的反对朱德委员长的行动,我也应负责任。”

 聂元梓希望中国不要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在进行反思的同时,聂元梓也为自己的一些行为进行辩解,但历史雄辩地证明,定她反革命罪,是理所当然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反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起煽动动乱、扰乱全国作用的大字报。聂元梓在炮制这张大字报方面所起的坏作用,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聂元梓(来源:搜狐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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