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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凤英之死——王冠亚

时间:2012-09-01 00:08:56  来源:博客:天涯浪迹  作者:王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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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她被贴了无数大字报,诬陷她反党反毛主席,这是最令她心痛的,因为自从她接触了共产党,她就把共产党当作大救星,大恩人,特别是毛主席、周恩来……可是,最后她终于自杀死了。对她的死,不少人有异议:旧社会她受了那些罪,她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到了新社会反而自杀死了?特别是看了我写的那部《严凤英》电视剧后,大家更聚焦在我身上,讲我的软弱促成了她的死!讲我没有即时抢救她!讲我拖延了救命的时间!讲我到了那个时候还要向领导请示报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严凤英已死去四十年了,这样的话我也听了四十年,今年我也进入八十岁了,应该把真相坦白如实地向热爱凤英的朋友作个交代。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而六七十岁朋友想必还记得,在40年前的四月,全国的文艺造反派在天津开了一个会,后被批成“文艺黑会”,紧接着安徽合肥的造反派在合肥当时的最大的江淮大剧院也开了一个向“文艺黑线猖狂进攻”进行反击的誓师大会,紧接着,文艺界、我们剧团的造反派就对所谓的文艺黑线进行猛烈的“反击”,于是就有文艺造反司令部的战斗员上门来造反抄家批斗!

    那是1968年4月5日《红安徽》报上登了一篇《向文艺界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的长篇社论。社论中点名批判了安徽“文艺黑线”人物,严凤英被重点点了两次名,诬陷她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伙同安徽省代表团“围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六日,就有省艺校的造反派(那时安徽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就设在省艺校,并在省政府大楼强设了司令部,正副司令都在那里坐镇指挥,操文艺界生杀大权!这一战役,就先后整死省文化局副局长江枫、著名画家金石家童雪鸿、资深京昆剧作家、鉴定家孟继文、黄梅戏著名老艺术家丁永泉……那是一种现代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社会!)指挥一些小青年,伙同本单位的造反派,到省黄梅戏剧团提审严凤英,威逼利诱,勒令她交待围攻“革命样板戏”的罪行。她当然矢口否认!命令她“检举同伙”,她更不会出卖同志!不交代就不让她回家吃饭!她就不吃饭!绝食抗议!她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何况她又演了《江姐》《党的女儿》……这些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她把艺术当作学习榜样,太认真,太傻了!她的表演真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她喜欢“体验派”塑造人物的方法,她演一个人物非得钻进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去不可!有时竟将人物和角色合二为一,分不开来。特别是演悲剧,像《小辞店》《天仙配》《江姐》《碧玉簪》……等古今悲剧,像《天仙配》“分别”下来,下了台,大家卸了妆,去吃夜餐,她却坐在床前继续哭,要哭个一小时到半小时。一般是进入角色难,她却是走出角色难!她在台上的喜怒哀乐都不掺假,都不欺骗观众。她认为“做人就应做这样的人”!她对同志,对党都是一片真心。这可说是她的一大优点,也是一大缺点!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文革”中一切政策法律都砸烂了,公检法也砸乱了,谁都可以对我们发号司令,造反派取代了党的领导。施行“群众专政”,我们这些“鬼”都归“群众专政”大队“专”!一般,一家有一个“鬼”,爱人孩子还可以出去当造反派或红卫兵,还可以里外通风报信。而我们这一家,夫妻两个都打成了“鬼”,两个孩子又小,还有一个老娘,完全与世隔绝,消息阻隔,信息闭塞,只有死路一条!
    造反派和专政大队到我家宣布:我们一切要听从他们的命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打断“狗腿”!我们剧团也驻进了军宣队,而且换了几茬,一茬比一茬“左”!
    这一茬是一个俱乐部的主任,名叫刘XX,最大的本事就是搞阶级斗争。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红宝书)非常积极,但就是官职一直上不去,就放到我们剧团来“支左”。其实造反派就够左的了,他来了后就更“左”,首先,他给我们这些“鬼”们训话,颁布他们极“左”的命令,例如,我们这些鬼们不经军宣队和专政大队批准,不许擅自出门!否则“小心你的狗头!”
    4月6号文艺造反司令部的打手们来了,揪斗严凤英和我,主题就是逼我们承认“1964年在北京全国京戏现代戏汇演大会上,围攻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一刹时,团内有人就赶紧拎起了浆糊筒,夹上大报纸,上街贴呼应的大字报,什么“严凤英攻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罪该万死!”还有什么“打倒!”“油炸!”……等等恐怖标语,(这也是某些人戴罪立功的好时机)一刹时铺天盖地,全合肥的大广告牌几乎都贴满了!
    团内外的造反派在二楼的服装室,提审严凤英,严凤英拒理抗辩,疲劳轰炸,她绝不乱说,绝不乱供。造反派说,你不交待,别人揭发就罪加一等!严凤英绝不低头!造反派把她带到二楼的楼梯口去看!只见一张大字报从天花板拖到地面,洋洋洒洒写满了谎言,大标题就是揭发证明严凤英1964年在北京“围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造反派得意了!严凤英气晕了!但绝不低头!绝不乱供!一直僵持到下午下班!艺校来的造反派和团里的造反派研究分工,他们写了一个交代提纲,要她逐条揭发省委、宣传部、文化局、剧团领导、带队的人……是如何布置你们去北京参加这个“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你是如何向他们回报的,他们又如何布置你向下传达的?临走还说:“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天,我们要休息,不来了,你抓紧写。后天星期一,我们八点钟上班就来,到时你若是交不出来,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说罢,呼啸而去!
    严凤英回家后,就苦思冥想和我回忆当年在北京看现代戏汇演的点点滴滴。那一次是省文厅派她和王少舫、鲍志远、等同志去的,由柏龙驹同志负责带队、联系,他们不是“代表团”,也不是观摩团,那时演出已经完了,是江青不服气,硬叫大会延期,再看看她抓的《智取威虎山》,因为有不少人讲她抓的这个《威虎山》不及人艺的话剧和北京市京剧团马长礼的好。她不许散会,硬叫留下来比一比!这些内幕,下面来的人哪知究里,特别是我们安徽省的观摩团都是些著名的演、编、导,所以就放开思想大胆说起来。但,严凤英等后去的几个人,连看戏的票都无法保证,讨论会更无缘参加,怎能去“围攻”?再说,那时《智》剧还未成熟,剧本演员都没有固定下来,只能算是毛坯子,怎么就不能提意见?何况那时下面来的人也不知道江青是何许人也,提了江青抓的戏就犯了天规?但,那时严凤英最不能理解的是多年在一起同甘共苦的战友,为什么在关键时刻造污陷出卖人?
    星期天她苦恼地写了一天,一直写到晚饭后,叫她吃饭她也不吃,因为第二天造反派就要来拿“认罪书”了!形势紧迫!她一口气也不敢停,一直扒在桌上写,我帮她想,帮她顺。根本是莫须有的事,要写也相当困难,大家头也想疼了,实在想不出什么时候反过江青的“样板戏”?!那时也有个笨办法,把同去的王少舫、鲍志远、柏龙驹一一排队,想请他们帮忙证明。那时想到了带队的柏龙驹,他在我们心目中水平高,住得也近,严凤英就去找他,求他帮助证明一下。严凤英去了,他当时的处境也不妙,因为他是带队的,也有人在揭发提审他这个问题,他也在做交代。为了防止日后有人讲他搞“攻守同盟”有话他也不好明讲,他叫严凤英按事实说话,“现在有人也在搞我这个问题,我按我想到的说,你按你想到的说,可能我们想的是一样的,也可能不一样,实事求是。”严凤英就回来了,把这情况对我一讲,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也够难为他了,在“运动”中也只能如此。我安慰她,这实际上是暗示你交代的就是事实,不要怕,明天造反派来了,就这样和他们讲!实事求是!
    折腾了两天,严凤英也真疲劳了,她卵巢囊肿,做过切除手术,腹部常年疼痛,全靠安眠药控制。这天她又服了安眠药睡觉。大概一个小时后,我听她在床上呻吟,我即刻坐起为她按摩(习惯如此),结果她并不止痛,哭了起来,我大惊,一边安慰,一边询问,她不直接讲,而是叫我看看桌子上她写的“信”!那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遗书!信上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我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我也演过一些封资修的毒草坏戏,我是有错误的,革命群众斗我,我是拥护的,但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黄梅戏剧团阶级斗争复杂,小将们,谨防政治扒手!我严凤英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大惊,立刻叫醒大儿子王小亚,小儿子王小英,他们那时还是小小的学生,我叫小亚赶紧到楼下找文化局的医生来抢救!那时全合肥都被造反派造乱了,有点经验的医生处境都和我们一样,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了!”医院也乱了,上班也不正常,只有我们文化局大院仅有的医务室,有三个青年的女医生,翟医生、巫医生、孙医生。她们和严凤英关系都不错,是好朋友,虽说在运动中,她们表面“划清界线”,暗地里对严凤英还是非常好的,故而叫大儿子先去找她们,她们很快就来了,我记得很清,孙医生手捧针盒,发着抖,赶到我家来。紧接我就赶紧到剧团找军代表刘万泉,求他赶紧打电话找医院开救护车来抢救!刘万泉起了床,但不敢开门,拿个手电筒从门缝里照着我,我赶紧向他汇报,他仍不敢开门,叫我把严凤英的绝命书从门缝里塞进去。他打着电筒看了一下,讲你有什么要求?我讲:请你们打个电话给97医院派个救护车来抢救!那时合肥市所有医院被造反派闹乱了,专家级的医生白天在门口站在板凳上挂牌示众,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治病了!部队还有三个医院(97、104、105)还在运作。97医院和刘万泉是一个系统的,只要刘XX一个电话就可派救护车来!那时电讯条件没有现在发达,一个单位只有一部固定电话!自从刘万泉进驻后,他就把这部电话控制起来,移到他的卧室,由他一人专用!谁也无法接近!所以,万般无奈,只有去找他。求他赶紧给部队医院打电话求他们急救。但是,他还要按部就班地上二楼去穿衣戴帽,吩咐我先回家,他随后就到。我只有先走,家里只有两个孩子,要抢救没有大人也不行。我快步回家,求先来的翟、巫、孙三位医生抢救。她们正打开急救包和针盒,给严凤英量血压、体温,这时刘万泉带着一伙造反派和专政大队的小伙子小姑娘来了,有几位阶级觉悟非常高,进门就批判严凤英是向无产阶级示威,要挟,进攻!刘万泉还现场批斗,厉声地讲: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张大字报揭发的罪行!严凤英委曲地哭着申辨,讲自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她还哭着申辩自己是拥护演现代戏的,讲那张揭发她反对江青的现代戏是造谣诬陷!……她边哭边讲。造反派和刘万泉讲她是装,是演戏……她哭着讲,越讲越没有气力了!巫医生生气地讲:王冠亚!不要求他们了!他们不会救严凤英的!不要指望他们打电话要救护车了!快去搞一个板车拉!我只有跑下楼,到木工房,找周师父借剧团的板车。他是木工,道地的工人出身,毛主席讲“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是剧团“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板车归他管。我敲门把他敲醒了,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讲了情由,并求他把公家的板车借给我。他气汹汹地讲:“没有!”我只好跑到省徽剧团借。徽剧团的木工师父听说是救严凤英,马上起床穿衣,到保管室开锁把板车拖出来借给我去拉严凤英!我跑着从徽剧团把板车拉到我家,跑上三楼,严凤英已药物中毒,浑身疲软了,我赶紧抱起她,走到楼梯口,我也疲软无力了!这时徽剧团的宋养俭同志赶上来抱起严凤英就下三楼——他是唱武生的,年轻力壮,把严凤英抱下三楼,抱上板车。小亚小英又抱过棉被给严凤英铺盖,我们父子三人,还有另一位年轻的军代表,还有一位小伙子,把严凤英飞跑地拉到桐城路口的安徽医学院门诊部,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医院除了急诊都不看病了!我们说明情况,求他们急救,他们要挂急诊号!那时我们剧团和这家医院是合同关系,要有合同的介绍信!忙乱中哪有介绍信?他们不收。万般无奈,只有回剧团找军代表刘XX开介绍信!是那位年轻的军代表带着我的大儿子王小亚,飞跑回剧团,把刘万泉又从床上叫起来,打开办公室的桌子,找到介绍信,开好信,盖好公章,他们二人又飞跑回到医院,挂上号,值班医生才肯医!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下,又翻了翻眼皮,讲瞳孔已散,门诊部解决不了,只有送住院部看看。从门诊部到住院部至少有三公里,我们又找急救车送。这时的医院早被文化大革命闹乱了,找不到司机,又是敲钟又是派人四下找,至少又耽误十几分钟才把司机找到!好不容易车来了,但是车内没有抢救病人的手术床,只有我拼上吃奶的力抱着她,靠着车厢壁,拼命让她不滚下来。车外的灯从窗外缓缓流过,我盼望车子能快点,我希望凤英能突然睁开双眼看看这座她喜爱的,住了十四年的城市!可是,她就是不睁眼!好不容易到了住院部,到了内科大楼,病房又在三楼,又是那位年轻的解放军和我团的一个小伙子,轮流将严凤英抱上三楼。我和孩子抱着被子洗漱用具跟着上楼。找到值班护士长,她讲,没有病床了,叫先睡在地上!那是初春的天气,合肥晚上的温度还是很冷的。地上很简单地铺了一层水泥。严凤英就睡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我求护士长给她找张床,她悄悄告诉我,“等他们走了再想办法。”因为那时的政策是“自杀就是叛党的行为”!谁也不敢出面表示同情和抢救!等团里来的人走了以后,我又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床睡。这次护士长暗藏同情之心,找了一个靠最外的房间最外的床,和我把严凤英从水泥地上抱上这张床。我求他们找位有经验的医生给严凤英抢救,护士长悄悄讲,她会给我们想办法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自杀就是“叛党的行为”,谁也不敢主动抢救!)再说,那时有经验的医生都被打倒了,现在这里只有一位老医生,在扫厕所,我多么想请他来救严凤英啊!我找到他,他虽在扫厕所,但是眼睛还不断偷觑严凤英,看来很同情严凤英。我立刻赶上前去求他,他无奈地指了指臂上挂的“历史反革命”之类的黑臂章,悄悄对我讲,让他们先治,治不好,我一定治!现在不许我“乱说乱动!”我又求护士长,护士长也是这样说。
    现在,这里有两位青年医生值班,二十岁左右,大概是实习医生。其它的同学都出去“造反”去了,他们大概还没资格去造反,就留在医院值班。他们两位工作态度很好,轮流给严凤英推拿做人工呼吸,一身大汗!我求他们找一位内行一点的医生,还特别指了在扫厕所的那位老医生。他们不反对,也不表示同意。他们两位轮流推拿,毫无起色,我更急如火燎,求他们赶快找一位老专家来抢救!这时,一位青年医生就下楼去了!我代替他和另一位医生轮流给严凤英按摩!他下楼干什么去了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才知道。
    “文革”结束后,我到上海长征医院治“食道癌”,回来后又进行胆囊切除,又住进安徽医学院外科病房,认识了一位放射科的专家徐元宏教授,后来成了好朋友。他说,严凤英来的那天,一切情况他都清楚。那是两位实习的同学。那天他家乡来了两位乡亲,正在接待,突然来了这个青年医生,他问徐元宏有没有治安眠药中毒的书?徐老师因为不是一个科室的,没有引起注意,就讲,书都在书架上,你只管找。结果他就在书架上找。找了好久,边找边看。徐老师看他不说话,就问:找这个书干什么?他讲来了一个病号,是服安眠药中毒的,现在抢救困难!徐老师问是什么人?他讲好像是个演员,叫严凤英。徐老师也急了,但不是一个科室的,又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只好叫他赶紧回去按书上所说的抢救!
    那小青年医生又急匆匆跑了回来,跑到病房,严凤英已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护士长、我、和那两位青年医生手忙脚乱地抢救,最终不治,严凤英告别了她为之供献毕生的人间!
    我已筋疲力尽,两个小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坐在妈妈脚头的地上,吓呆了!我的两腿也已软了,但是,严凤英就我一个亲人,后事还要我一人去办。护士长叫我在值班室给剧团打电话,打时,我注意到当时快凌晨六点了。我打电话给那个军代表刘万泉,他淡淡地说:“啊——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忿忿讲了一句:“什么要求都没有!你们可以放手了!”
    紧接着我从电话里听到当当当的紧急集合钟声,像失了火那样紧张……   
    事后我回到团里才知道那是刘万泉紧急集合,叫大家表态!
    刘万泉先把“鬼”们集合起来,统一认识,统一口径:严凤英这样死是自绝于人民!是叛党!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口径统一好后,再敲钟叫“革命群众“集合,宣布严凤英之死,再叫全团统一口径:严凤英反对江青,反对样板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百分之百地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仇恨”都这样表态!只有一位时白林在表态时禁不住眼泪落了下来!那位军代表刘XX立刻训斥他“丧失立场”!造反派立刻把抄家来的和严凤英过去赠送的照片贴上大字报,将她解放前十六岁初进安庆拍的照片示众,证明严凤英在十六岁就是“资产阶级”了!严凤英被整死,是安徽省红梅戏剧团文代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的妹妹看孩子母亲死了,无人戴孝,就给两个孩子的鞋上缝了两块白布,被造反派看见了,立刻训斥为丧失阶级立场!命令把白布立刻撕下来!严凤英死了,她的孩子没有一人能公开为她表示哀悼!这是“立场问题”!严凤英刚断气不久,剧团的革委会就派人找我谈话,说严凤英昨晚收到一个披着黑头巾的老太婆送来一张纸条,命令她死的,因为她们是特务集团一伙的!另有一个汇报,讲严凤英是九大特务之一(“九大特务”是:王光美、郭德洁、白杨、严凤英……等,完全是莫须有的造谣!)并说严凤英的钮扣一颗是照相机,一颗是发报机!当时整个国家科学水平都非常低,所以这些谣言不仅能骗得过一般群众,就连领导也深信不疑,立刻派人来调查!今天我如实写了出来,因为至今还有人认为严凤英之死是我“胆子太小”,“为人太软弱了”!他们的胆子倒“大”!
    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干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我那时白天帮助严凤英写“交代”,晚上又忙抢救,折腾得筋疲力尽,再听他们要切开严凤英的肚子,人马上就晕了,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歇斯底里地呼喊,不同意!一个劲地要求医院继续抢救!不同意剖腹探查!我甚至发狂似地从二楼跑下来,一直跑到医院门外,终于被他们追到,讲,一定要我签字,同意开刀!我坚决不同意!最后提出要求,按正常抢救的方法开,主要是救!他们要我签字,我写道:要求他们按照抢救的方法开,因为那时报纸上宣传某地病人心脏停止跳动一个多小时还被抢救活过来!他们接过那张纸条,即刻跑回去找医生。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 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现在当然是不能想象,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一切都很正常了!)
    医院的规矩,这样的死人,他们不能代为保管,要我立刻找板车把尸体拉走,我又立刻骑自行车回家,找红军大院的周大姐借板车,她得知严凤英死了,毫不忌讳地热情地把板车借给我,而且深情地安慰了几句。我急到医院,严凤英的两位老搭档胡根杰、查瑞和也闻风赶到,帮我将严凤英抬上板车,带着两个孩子,拉着板车上火葬场,临别时叫我回家把严凤英平时爱穿的衣服找两件来给她换,并要我买双新布鞋,好给她“上路”穿。我骑上自行车飞奔地赶回家——现在家中变空洞了!工急找了几件凤英平常爱穿的衣服,又骑车上街买布鞋——那时,只有淮河路上有布鞋卖,但又没开门,最后找到现今四牌楼处一个小店正在下门板,有布鞋卖,赶忙去买。凤英的脚和我差不多大小,立刻买了,往火葬场赶。半路上赶上胡根杰他们。还有几个县剧团来的同志跑来看看严凤英最后一眼,旁边的老百姓也围上来看,叹息地说: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太可惜了!
    到火葬场后,是革命干部买的骨灰盒,是最差的那一种,因为是自杀的,不能买好的。也不给整容!但是有一位跛了脚的老师父拿了一个小盆,一个女青年借我一条毛巾和一把木梳,叫我给凤英洗洗脸,梳梳头。没有热水,只能就着自来水龙头,用冷水为她抹脸,梳头!抱到停尸房后,很奇怪,大概是冷水剌激的,也许是经过长时的批斗,从紧张,一下突然放松了,脸色慢慢恢复了当年的红润,像睡着了,是那么美,那么安祥!太美了!我禁不住紧紧抱住她!吻她!不能放!不能松!怕她一走就不回来了!孩子们哭呀……是胡根杰和查瑞和把我们拨开的!查瑞和和胡根杰为她换鞋,一看,布鞋是布鞋,但是是皮底的,表很遗憾,因为皮底走路滑,怕过奈何桥时滑跌下去了!真是再哭也无可奈何了……
    我们全家尝尽苦果——这就不多说了,孩子不能上学,不能参军,不能工作,妹妹妹婿都因有这样的哥哥嫂嫂,工作安排都受影响,父亲的平反,也受到牵连!第二年,妹妹病死,过了两个月,父亲身亡,两年死了三个人!就这样,对我家的斗争还不放过,半夜三更还会来抄家!抄财宝,抄手表,抄严凤英的照片,还有一样是抄严凤英的骨灰!我们楼下一楼的王达琳大姐夫妻,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只凭一点作人的良心,看严凤英死得太惨,就叫我先作好准备,把严凤英的骨灰藏起来!或者想办法伪装、调包,例如用鸡骨头猪骨头调包——实在穷途末路没有办法了!后来,藏到妹婿的弟弟箱子里。果然不久,团里的造反派半夜来突然袭击,抄家,拿东西,把像框子都卸下来,看看后面可藏了什么宝贝和机密——他们边抄边笑谈刚才在潘璟琍那里抄家抄到金项链、金手表……等等,好不高兴!所以满怀希望,到严凤英这里能钓一条更大的鱼——谁知严凤英的东西早捐献早送给穷朋友了,他们大失所望!立刻转道到我妹妹家。妹妹一人在家,造反派来了就抄!妹婿是安徽日报的,上班去了,不在家。他们不由分说,还是要抄!妹妹和他们辩论,他们哪听你的!他们要抄一口木箱,妹妹说,这是我爱人弟弟的,他是安纺厂的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动他的箱子,他回来向安纺造反派汇报,你们能解决吗?一番话把他们镇住了!还有一个小女同志跟着我身边,要抄一个木盒子,我悄悄告诉她,这是严凤英的骨灰!她又怀疑又害怕,我趁大家还在一边抄翻,啪地一下把骨灰盒打开,她吓了一跳,叫快关起来!我关好骨灰盒,她装着搜查完毕,讲,好了!好了!转身就把大家引出去了!这也是一出戏,不然,严凤英的骨灰不知下场如何了!
    “文革”后期,严凤英的徒弟田玉莲在安庆一个大会上发言,提出严凤英是安庆的女儿,如今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安庆应将她接回来,葬在安庆,叶落归根!大家都说好!于是打电话通知我,“征求家属”的意见,我们全家都求之不得,非常感动。于是约好一天半夜他们开车来接严凤英的骨灰。到时果然如约来到,茶也不喝,开车逃离安徽省红梅戏剧团!就像当初我和严凤英半夜逃出合肥上北京一样,半忧半喜,严凤英在合肥被整死了,她的家乡又来接她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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