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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毅与《南京知青之歌》

时间:2012-06-03 17:16:22  来源:北京知青网  作者: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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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曾进入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上中学时又进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它。

      196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在这一天,南京五中下乡知青乘坐卡车穿过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插队落户的地方江浦县。任毅等人所在的知青点后来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

      在刚下乡时,知青们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所以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肯拼命,每日工分挣到了9.7分,这在当地农村算是很高的。但是不久,知青们便开始产生怀疑,认为知识青年下乡似乎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农民其实并不欢迎他们。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弥漫起一种失望的情绪。

      由于普遍的失落感,知青们聚在一起,弹着吉它歌唱。有一首歌,知青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知青户的小茅屋里,又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叫唐又在的朋友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唐又在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就抱着吉它谱写起《我的家乡》  ,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才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地。”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我的家乡》是有雏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自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传回南京,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很感动。任毅就在这首歌的基础上做了大幅度修改。当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这一段时,任毅的心情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块垒。 

 自   首  

      《南京知青之歌》作者任毅《我的家乡》一歌写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渡轮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道:“看你的样子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当初任毅写这首歌时并没称之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面没有豪情壮志,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任毅的这首歌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知青的真实情绪和处境。

      当时,曾有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唱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于是他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郑剑峰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很意外,立刻去找任毅偷偷告诉了他,并约任毅第二天在同一时间来他家再次收听。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演唱的《知青之歌》。苏联把它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系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很不错。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的正规演唱。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已经把他置于死地。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惊骇,不久就发病而死了。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慌,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材料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他的女友在另一个地方插队。当时他俩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连同女朋友的书信一同被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 ,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

      任毅等待着厄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了起来。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主动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公   审  

      关于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了。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正月十五那天,他们抓走了任毅。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任毅感觉到周围气氛严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4天后,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这天,任毅开始了长达9年的牢狱生活。

      “拿去,以后不准讲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代号。”那天晚上,进了“娃娃桥”以后,看守说着将一块1寸宽2寸长的双层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布牌子上面印着正楷的阿拉伯数字:3427。

      从2月19日被捕入狱,到8月13日被宣布判刑,在这5个月时间里,他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光一句歌词“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审讯人员就搞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他承认当时写的不是“深浅”而是“深陷”。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此时彼时大不相同。关于“深浅”,任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说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专案组在任毅面前抛出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是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有油印的、打字的、复写的、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出去参加一个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也有任毅。当判词读到任毅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在此之前,任毅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全都想到了,惟独没有想到会是10年。10年,在当时可算是一个轻刑。任毅禁不住用胳膊捅捅站在旁边的一个犯人,问:“这个10年判的是不是我?”那个人正紧张地听着对自己的判决,立刻也用胳膊捅捅任毅,叫他不要作声。 

出   狱  

      1979年2月,任毅被平反出狱。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争相对他进行了报道。这时,为救自己出狱四处奔走呼号的老母已经白发苍苍,自己心爱的恋人早已成了别人的新娘,亲爱的妹妹患了肠癌,数着日子还是没有等到他出狱的这一天,已经去世了。

      那一天,他家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当年在一起的同学几乎都来了,还有她,当年为他受过牵连的女朋友。酒桌上,如今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她直率而坦然:“没想到任毅还能出来。”任毅笑道:“我们的爱是很纯的呀,我和她都没有拉过手噢!”

      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他,他被安排到总务处。他出色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天降奇缘,同在这个工厂工作的一个清秀女孩注意到了他。就在这时,五中的一个老同学上门提亲,而被介绍的正是那个清秀的女孩,提亲者正是这女孩的哥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一家人很本分,他们对任毅的印象都很好。

      如今任毅退休在家,家住南京郊区一片新盖的生活小区里,对昔日朋友的态度,他依然如故。谈起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任毅淡然地说:“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人心中明白。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


《南京知青之歌》歌词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对《南京知青之歌》的评论

       知青劳动的情景如果说任毅的被捕是时代造成的悲剧,那么《南京之歌》的流传,则同样是一种时代的必然。当一个时代的音乐,从服务于政治到听命于政治,这样的文艺政策,实际上也早已经背离了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精神。最重要的是,由于这样的文艺政策还背离了对群众生活真实的反映、对人性的一种传递,同样会因为对这两者的压迫日深,终有一日会遭受更为强烈的反抗。而《南京之歌》就是爆发的结果。

      《南京之歌》不仅在知青中的影响深远,实际上它的传播形式、它的表达内容,同样也在新时代的中国开了许多先河。首先,《南京之歌》的流传,因为缺乏主流的宣传平台,它自始至终都是在群众范围内,以传抄的形式进行流传,这种手抄本文化,在八十年代诗歌初兴的岁月,以及港台流行音乐刚刚传入大陆地区的时候,同样被继承了下来。在非主流意识形态还不能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时代,这种传抄方式,就这样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形式,满足了无数青年渴求新知识的愿望。其实,《南京之歌》其中的一段歌词,直截了当地唱出了“吻别”这样的字眼,这对当时那个只有革命而没有爱情的时代来讲,不啻于是一种人性的唤醒,而爱情在很多时候,都是时代革命的转折点。最后,《南京之歌》里所展现的自省精神和理想主义,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国摇滚乐的先驱篇章,它和后来出现的《一无所有》,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内容,但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某种限制,从而回归了音乐创作最自由的状态。

      至此,《南京之歌》又哪里仅仅只是“南京之歌”、“知青之歌”,它实际上更是一首属于中国人的“理想之歌”和“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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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成武与任毅2011年11月在武汉会议上合影

《南京知青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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