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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兵团的省思

时间:2011-04-18 23:21:03  来源:宝泉岭论坛  作者: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自1968年6月正式组建,至1976年2月宣布“撤消”转为黑龙江农垦总局历时近八年。时至今日,刚好又是兵团组建四十二年的日子。尽管只有短短八年的历史,兵团不仅在黑龙江农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同时也在中国“屯垦戌边”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兵团”一词还成为那个年代一部分人“家”的代名词。
    其实,兵团的影响已不局限于黑龙江,也不局限于由那一年代直接影响的老中青三代人。兵团的历史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当考量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那段历史,如何客观地评价和定位那段历史,如何正确地去对待那段历史。由兵团锤炼出的兵团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衍生出来的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忠诚和博爱的精神,执着而朴实,仍然是许多兵团人珍视而深思的。
    我有幸作为那个时代的普通一员,和我的同学、战友共同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在这次共同的回顾中,希望不仅是把那段历史最真实地展现给大家,同时也希望通过对中国历代屯垦史的了解,引发大家对兵团那段特定历史的研究与思考。
    一、从历史背景看兵团
    1.历史上的屯垦与移民
    据记载我国的屯垦始于汉文帝,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其实,从秦开始屯垦,在长城最西边的将士边守卫边开荒。其后,最有影响的当属曹操的“屯田兴魏”。
    屯垦的本意是指军队屯营的地方垦种农田,广义上讲是指国家在国有土地或无主荒地上组织人力进行一定规模的垦殖。历代屯垦主要分军屯和民屯两类。
    我国素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著称于世,从汉代到清代的2100多年间,军垦民屯,从未间断。特别是清代200多年间的移民戌边,更趋高涨;即使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也重视国土资源的开发和人口迁移;特别是抗战时期,陕甘宁等苏区的垦荒与移民均曾对边区的稳固起到重大作用。
    在历史上组织屯田,以安置难民,可解决吃粮问题。故各朝几乎均有兴办屯垦的官方机构,有的还把屯垦作为恢复,发展经济和解决军需国用的一项措施。
    从历史来看,屯垦移民在对国家的稳定和经济恢复、增长过程中都起到过重大的作用,其中主要可归纳为:
    * 对幅员辽阔、边疆地广人稀的中国起到巩固国防之作用;
    * 亦兵亦农可起到强兵足食之作用;
    * 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生产条件与技术;
    * 连续开发扩大耕地,可调节人口耕地比例;
    * 有利于复员士兵的安置。
    当然,屯垦移民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巩固国防,发展农业,同时在大规模的屯垦与移民过程也会产生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及相应的负面作用。
    例如,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新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与再划分,地方收入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经营管理体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之一。
    2.新中国的屯垦
    中共中央自抗战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开始就十分注重军垦,其中,以一首“南泥湾”便把三五九旅的英雄事迹唱得家喻户晓。
    在新中国建立的前期和初期,解放军的军垦就已经展开。最早解放的东三省,早在1947年起就已经在黑龙江开始了农场的早期建设。毛主席分别在1949年和1952年就有过两个“关于军队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批示”和“命令”,也可以说是拉开了新中国军垦建设的序幕。
    谈到新中国的农垦和军垦自然都会提到王震司令员,是他把南泥湾的精神引入并贯穿到了新中国的屯垦事业的始终。全国最具规模的农垦就要数东北三江平原的北大荒;军垦则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
    其中,东北的军垦自五十年代初拉开序幕后的第一次高潮,就是1958年的10万官兵大转业奔赴北大荒,电影《老兵新传》正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1958年中共中央经政治局批准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中发[58]285号)的文件。文件中明确地指出了“军垦可以解决军队复员就业问题,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有的地区还可以增强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因此,在有大量可垦荒地、高地缺乏劳动力、又有复员部队可调的条件下,应该实行军垦。”
    当时的大背景就是全国在结束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后,国防渐趋稳定,国家要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恢复战争的创伤,军队需要缩减,国家全面进入建设期,有大量官兵需要转业复员。同时,国家又面临着渐起的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开发北大荒,使之成为北大仓,成为国家粮食基地,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国策,使全国的军垦和农垦工作逐渐开展起来。
    随后,到60年代初全国陆续掀起了知识青年下乡的热潮,1963年前后,分别有首批北京知青和山东知青响应号召奔赴北大荒。在六十年代,上海的大学生持续不断地分配到新疆等地支援边疆的建设。新建生产建设兵团一直是那个年代许多年轻人向往的。在那个年代,一曲《军垦战歌》唱得许多青年人个个热血沸腾;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更是把一批年轻人唱得心潮澎湃,让年轻人有了奔赴兵团和上山下乡的冲动。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一切升学、高考和毕业生的就业分配自然也就都停顿下来。1967年的下半年首批为数不多的北京青年开始分配到了黑龙江的农垦农场。我所在中学的全班只有一个人去了虎林农场。
    1968年6月15日,正当毛主席《6.18批示》下来后的前三天,北京首批成规模的知青开始奔赴北大荒的农场。当时其实还不知道有兵团一说。该批走的主要是66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似乎筛选还有一点严格。68年时的政策基本上还是每个家庭留一子女在城市。6月份兵团正式组建后,同年10月份哈尔滨和天津的知青在同样的政策安排下也都相继来到了兵团。
    1969年5月开始,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则开始大规模地向兵团输送知青。当时北京已经是由居委会挨家做工作,基本上是采取强迫性政策。同时又以毛主席的指示作为引导,几乎是敲锣打鼓地把成班的知青欢送到了兵团。据悉,在1968~1970年的两、三年内全国各地共有54万知青加入了东北兵团的大军行列。
    从当时的大背景来看,一方面是中国与前苏联关系的恶化,造成边境局势的紧张局面。
    其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应该说是就业问题,由于连续四、五年的文化革命造成大量学生留滞在学校和社会,无法正式分配就业。城市工厂和三线工厂,许多处于停产、半停产。工厂与参军一时也只能接纳极少数的学生。据不完整的统计,当时面临待就业的人口约在三、四千万左右。
    其三,由于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工厂停工。长期的派系斗争逐渐在学生、工厂、机关及社会各个部门之间形成了较为复杂的人事社会关系和矛盾。大批学生不上课,拥挤在社会上,势必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需要以政治动员的形式安排大批学生青年走向农村。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央当时采取“屯垦戌边”的策略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是分不开的。“上山下乡”也是其中在同样背景下的另一项重要政策和策略。全国除黑龙江兵团以外,相继还有内蒙、新疆、云南、海南、江西等地兵团,全国奔赴兵团和上山下乡的人数约达1700万人之多。
    由于兵团多数是以国营农场为基础组建的,相对而言,管理能力要强一些,因此吸纳知青的比例和能力也就比较高,也就成为最有效的办法。
    为了让广大青年都能安心、主动地走向边疆和农村就业,可以说,在政治上主要采取的措施是鼓励和要求广大学生遵循毛主席提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一系列的指示。因此在早期,绝大多数青年是抱着 “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理想和满腔热情奔赴边疆和农村的。
    二、兵团八年的成与败
    1.  兵团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首先,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来看,应该说通过“屯垦戌边”这一战略的实施,兵团有效地解决了当时中苏边境的不稳定问题,以及由于文化革命造成的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和社会矛盾等众多危机。尽管这种措施可能只是当时为解决危机的一种权益之计,但是不能不说是为中央解了难的。
    东北在历史上就具备了军垦的基础,1958年十万官兵大转业,尽管不是军事化管理,但是他们已经成为东北农垦农场各级的骨干。1968年兵团正式组建,生产队转为连队,农场转为团,队长变连长,书记变指导员,一切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多数都曾接受过一些军事化的教育和训练。特别是沈阳军区调来一批现役军人,充任师团营的主要领导,进行团营级的军事化管理。基本上使各国营农场进入了准军事化(现在可以称为后备役)的建制和管理。尤其是地处边境的团连基本上属于武装连队,与现役军人并肩有策略地与前苏联进行对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苏边境之战没有全面展开,不能不说与当时有数十万的兵团战士大面积地屯垦在黑龙江边境,与边防军队交错在一起有关。
    通过珍宝岛的较量后,似乎也有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毫无疑问,正是兵团的存在,在当年的中苏边境起到了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因此,兵团的组建对当时的中央来说,可谓是一举三得。采用的正是历史上的屯垦、军垦戌边和移民的概念和策略。既稳固了国防,又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问题,和潜在的一系列城市社会矛盾问题。
    与此同时,兵团八年间,似乎也带来了一系列其他辅带的成果。例如:
    ﹡兵团耕地面积从1384.9万亩,增加到1915.2万亩,增加38.3%;
    ﹡兵团粮食总产量由26.68亿斤,增加到38.78亿斤,兵团组建8年粮食总产量213亿斤,累计上交商品粮99亿斤,其中大豆16.8亿斤。
    ﹡农业机械方面,拖拉机从事5867台增加到9388台;谷物联合收获机从3333台增加到4621台;载重汽车从1685台增加到3450台。分别增加57.5%、38.6%、105%。
    ﹡兵团工农业总产值由4.72亿元,增加到10.07亿元,增加了113.4%。平均每年增加16.2%。其中农业总产值由3.34亿元增加到6.27亿元,增加了86.7%;工业总产值由1.37亿元增加到3.81亿元,增加了178%。
    ﹡兵团职工由39.11万人增加到58.87万人,增加了50.5%。而工资总额则由
1.65亿元,增加到2.91亿元,增加了76.4%。
    (以上数字均是1968年与1975年对比)
    注:以上数据引自陈吉才的《八年兵团春秋史 一部屯垦戍边书》一文。
    但是,这些数据仅是兵团八年自身前后的对比,而没有与兵团前八年农场自身变化的数据作比较。故而该数据仅能作为一种参考,而不具备兵团八年超越了农场时期成长速度的说服力。
    正是由于大批带有移民性质的知识青年的介入,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国营农场的人员成分与结构,管理机制和体系。特别是改变了旧农场人们相对陈旧的观念和理念。把一个相对闭塞的农场推向了开放,开辟了较为广阔的视野。可以说上述的这些成果,主要是由于这一大批知青所带来的。但是兵团的成立也带来和存在一些负面的成分和因素。
    2.兵团八年出现的问题与思考
初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兵团应当归属于在那个特定年代,出于特殊需要以军垦民屯形式的移民运动措施。
    成批知青的长距离迁移实际上就是一种新形式的移民。自然就会带来许多与历史移民运动相接近或类似的种种问题。然而,兵团这段历史是十分独特的,如果从人的内心思维活动去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从个人与群体之间,个人与既得利益之间,个人与理想、抱负之间,个人与社会的发展、转型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等一系列问题去进行分析;再从陈腐与开放、先进、创新之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人生观,世界观,文化观,历史观等问题去进行思考。同时,找到兵团历史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契合点、线、面,这会使我们的观点更明确,思路更清晰。
    ① 兵团内部而言
    在农场向兵团转型,由相对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正是由于人员群体成分结构的变化和管理机制的变化,带来了大量的兵团体系内部不同群体人事上的变化,以及一系列内部个人与新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与矛盾。
    例如:地方与知青;盲流与知青;地方与地方;知青与知青;军人与地方;军人与军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竞争。在转型、变革过程中,有的人是为了自我的生存,有的人是为了各自新的或既得利益、权力、地位在争夺。如果不采取有意识的竞争手段,甚至不正当的手段,就有可能在社会的优劣竞争中被淘汰,或处于“劣势”的地位。其实,更多的则是受到文化革命的影响,造成了大量的人心灵上的扭曲。于是在社会人与人的相处中,形成了极不正常的格局。天真浪漫的年轻人刚刚走上社会,就面临各种复杂的局面,在个人利益与理想、抱负之间,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自我矛盾之中,也会自然或不自然地去对抗或顺应社会的动荡和波折。但是其主流还都是健康积极向上的。
    在这些复杂的矛盾和缺乏法制的环境中,自然就演变出知青群体被主导者有意识地进行分割、调离,部分知青的被整和受迫害,部分知青被利用,乃至部分女知青遭迫害或被迫出卖自己,造成种种负面的影响。
    ② 兵团期间存在严重的违背科学管理问题
    黑龙江的农场一直是全国农业机械化的典范,可以说领先于关内十到二十年,而且是最具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模式。数十万知青的集中涌入,一方面加快了这一进程,各团、各农场加快了对荒地的开发力度和速度。这似乎是件好事,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可能又不够环保,在许多地方存在过度开发的问题。例如当时许多的沼泽地,也就是现在被称之为“地球之肺”的湿地,开发这些地方是相当困难和艰巨的,如今看来通过修水利改变地理环境,使之变为可供耕种的土地,种植小麦或黄豆,其实许多是得不偿失的。本书讲述的故事发生地“东大甸子”正是这样一块湿地,后来都改成了种水稻。
    其次,现役军人的介入,由于不懂科学种田,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对兵团的农业生产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例如“小镰刀万岁”、“用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等等,违背科学管理的生产方式和现象很多,也严重的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③ 文革背景下的兵团与整个社会间的种种矛盾
    自兵团成立和大批知青的加入,“扎根”还是“镀金”的问题,就一直存在着。知青屯垦戌边究竟是长期战略,还是短期现象,一直困扰着大家。在早期的两三年里多数人的概念还都是长远目标,扎根边疆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大家的看法和认识在发生变化。知青们的恋爱、婚姻、家庭,以及城市家庭中兄弟姐妹的安置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青年与当地青年的婚姻恋爱问题,以及后续的子女安置等问题,最终都陆续浮现出来。
    兵团进入中后期,部分青年通过各种关系,参军、转入工厂、转插农村曲线返城。特别是,开始有上学的机会,加速和加剧了潜在的内部竞争。随之城市对知青安置政策的松动与变化,渐渐拉开了“大返城”的序幕。知青们通过“病退”、“困退”等等一系列的理由和途径开始了反向的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主要依然是文化革命留下的后遗症,使每个人在面对整个社会的转型、变化与发展过程,形成自身理想抱负的选择与矛盾,甚至是无奈和扭曲。
    ④ “女知青现象”
    这里所指的“女知青现象”是在兵团特定环境背景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就是有职权的兵团干部对女知青性侵犯。这种现象较为“普遍”,东北兵团有内蒙兵团也有,16团只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上梁不正,下梁歪。团长、参谋长涉及人群有百余人,下边的连长指导员也有相当一些人有涉足。
    本书的有些作者就曾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当时某些干部的嚣张和肆无忌惮。如果不是性格刚烈且有强烈的防犯意识,只怕是也难逃狼口。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有些政治性迫害,事后还是可以得到平反,或可当作茶余饭后的“人生资本”来笑谈的。然而,性侵犯在许多女知青的心中造成的创伤和阴影怕是连对家人都无法启齿的,甚至在她们的心灵深处会压抑一辈子。性侵犯对人身和人格的摧残,非当事人是人无法体会的。也有些人认为,“是某些女生迎合了兵团的干部”。事实上,可能会有少数人为了上学、返城或改变自己的工作条件等事而违心,但那是环境条件扭曲了人们的心灵。更深层的根源是当时兵团毫无法制“天高皇帝远”的管理环境,滋养出让部分军队干部犯下错误的机会。倘若没有这种环境和机会,当年的黄团长可能仍然是一个响当当的战斗英雄。正因为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就说明这与兵团特定的环境背景有关联性。
    总之,兵团历时八年,还是造成了一定的阴影,困扰着人们对兵团的看法和评价。
    三、历史的思考
    尽管兵团这段历史在共和国和农垦60余年的历史中只占据了约八分之一的时间,然而其影响却远大于所占有的比例。如何给兵团这段历史定位,如何评价这段历史,如何看待和对待这段历史,一直是人们所困扰或不知如何去进行讨论的。需要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对兵团这一特定题材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尝试着作一些分析,探讨性地在此作些讨论。
    1.对八年史实的基本定位
    可以说兵团是在特定和环境条件下,为巩固中苏边境的国防,以及应对由于文革造成的严重的就业和潜在的巨大社会危机,而采取的一项以“屯垦戌边”为形式的大型移民性应急措施。其背后的最大引发根源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因此,当其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也就自然而然的结束了。
    无论这一重要举措曾带来过哪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客观的来讲,这一应急措施还是有效和成功地化解了国家当时的三大危机。
    2.对八年史实的基本评价
    ① 兵团八年带来的积极影响
    兵团八年由于数十万知青的介入,加速了东北农垦的快速规模化的开发,从人才上促进了农场的知识化和现代化发展。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也是历史规模最大的一场城市乡大结合的运动。由于下城市知青的介入,知青也就成了东北农场与城市之间的一种纽带。
    同时,由于这一大批知青经历了在这一艰苦条件下的长期锻炼,从而磨炼了每个人的意志和品格。
    ② 兵团八年的负面影响
    兵团八年对知青而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主要还都是文化革命直接造成的结果。首先是使广大知青失去了正常学习、上大学的机会,先后荒废了十余年的学业,即便是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也只有极少数人有幸捡回了上大学的机会。
    更主要的是让每个人失去了正常的就业分配的机会,先后给个人的婚姻、家庭等都造成了一系列后续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使不少知青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成为错误思潮的牺牲品。
    其次,兵团期间的过度开发仍造成了某些难以挽回的损失和影响。同时,兵团时期人口的集中增长及其准军事化管理过程中的不当,究竟是加速了农场的机械化进程,还是有所停滞;兵团期间的人均产值、人均产量究竟是提升了还是降低了?这些一直是令人置疑的。
    在五十年代大开荒中,当54马力的拖拉机把那片肥沃的黑土地犁开时,天壤专家惊喜地发现,天壤中黑土层厚达80厘米,有机质含量高达5%~7%,是黄土地的数倍。真是“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然而,数十年来,这个象征以每年2~10毫米的速度无声无息地在消失。早期的过度开发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是造成黑土地渐渐消失的重要原因。
    虽然,这不能全部归结于兵团,但是,那仍然是一个形成过重要影响的年代。
    其三,还有一些问题不是兵团本身直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是由文革动乱采取把大批知青推向兵团和农村这一政策而造成的后果。例如,文革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断层,特别是教育人才的缺乏。由兵团返城的原老高三生几乎有50%被分配当了中学老师,就说明了这一点。
    ③ 后兵团时代的变化
    可以说兵团结束后,原有的正面影响不仅在延续,而且黑龙江农垦总局做出了有效的调整,由种麦子改为种水稻,1996年开始全面停止了开发,顺应自然,保护湿地。营造出10万亩水田,追求自然和谐的生物链。从而打造成了国家重大的商品粮基地。2008年出粮250亿斤,可包京、津、沪、渝三年的用粮。2010年目标将达300亿斤。
    黑龙江农垦在体制改革上也是走在全国最前列的。从1979年起,在全国第一个实行财务包干,采取了“多盘留下,多亏自担”的政策,解决了企业吃大锅饭的问题,当年扭亏转盈。同时,在改革开放中也占了多项第一。例如:中外合资第一(与美国、日本等),内部改革第一。开办了家庭农场,解决了生产队吃“大锅饭”,即解决了“二锅饭”问题。而且,在经营管理上也是逐步由农场向农村辐射。
    近些年,又由中央财政解决了退伍老兵的退休金和公检法费用的承担,长期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管理格局,从而较好地改善和解决了历史上由于屯垦戌边性移民形成的负面影响和遗留问题。
    从中也可看出,数十万知青兵团八年的移民在某些方面产生的潜在影响是深远的,不能不说,今天后兵团时代的变化,是与当年的兵团仍存有一定的关联性。
    3.如何看待和对待这段历史
    凡是在兵团生活过的人,无论其在兵团有何不同的经历与感受,都会视其为自己人生中的一段主要经历。尽管在兵团数年,相对人生而言只能算是短暂的,却是难以忘怀的。可能有不少人感觉那是一段痛苦、艰辛的回忆,充满了酸甜苦辣。因此,在正式谈及如何看待和对待的问题上,不少当年的兵团战士们会有一种困惑,充满着矛盾的心情。每当这些当年正值风华年少的老战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是那么的亲切,充满着浓浓的情义,个个谈笑风声。共叙当年的点点滴滴,又无不充满着激情,似乎一切艰难痛苦都已被抛在了脑后。
    可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和兵团这段历史,我们不少人都会上大学,当上科学家、教育家或管理者;或者我们这代人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磨难;或者农场的家庭农庄会发展到来得更早;或者当年的战斗英雄也不会命丧石榴裙下;或者……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无法改变,也无悔于那段历史。
    正如,这次重归东大甸子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徐海龙所说: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经历的却是历史风雨,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三年自然灾害--是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刻,也是生活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求学读书的黄金时刻。上山下乡--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年华的时段。改革开放--是我们的教育资本最匮乏年代,下岗,房改,医改,接踵而来。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扎根农村到大规模返城,从十年文化大革命到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跨越了两个时代,经历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同样也磨练我们,于是我们学会了更加坚强,宽容,善良,和平静,生活也教会了我们这个真理,你不能改造这个世界,但是你必须是适应这个世界,这就是适者生存法则。
    还是我们这一代人,用我们的脊梁承载着父辈赐予的社会责任,不管对与错,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愿意不愿意,客观上是我们在承担着大部社会责任,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国--母亲。
    这里面有我们的热血,但也有幸酸的汗和苦涩的泪。如今我们两鬓飘白,望着那渐渐逝去的年代,积极面对生活赋予我们的一切,为这个社会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奉献点什么?
    打开尘封的记忆,用我们的笔来记载点东西留给我们的子女和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夕阳有那么一点色彩,那么一点余辉,那么一点安静,那么一点回味和浪漫。
    这正是兵团人经过反复思考后,道出的一席肺腑之言和感受,同时也代表了相当一批战友的心里话。
    如果抛开从历史角度对兵团那段史实进行定位和分析,再从兵团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角度去深入探讨这一话题的话,则将会把话题进一步引伸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与探讨中去。
    四、兵团生涯与人生的省思
    四十多年后,对我们这些已经步入或即将步入“耳顺之年”的人来说,再去讨论和评价“兵团现象”的“功与过”、“对与错”和“成与败”,似乎对我们本人已没有太大的意义。相反,如果当我们已走过人生多半个旅程的时候,蓦然回首往事,分析思考这一旅程中每一环节的意义时,会发现我们的思考和感受可能对我们自己,乃至下一代才是真正最具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
    兵团战士是当年的一个特定的群体,这个群体普遍地具有“吃苦耐劳、充满热情、积极向上、坚忍不拔、任劳任怨”的意志与品格。这批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其职位高低,都会是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骨干或国家的中流砥柱。这就是兵团人的共同特征。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于毛泽东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都有着深刻的印象与感受。如今这些词句再读来,应该有不同的解释和感受了。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在那个年代就是“人定胜天”的思想,所以才会出现大量违背自然规律的思想和行为。如今再读“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应当理解为人要向“天道”学习。人的一生就应该不断地学习了解大自然的原理,学习天(即自然)之品格。《周易》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具有运动刚强劲健之性,故而“天道酬勤”,无穷尽也。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在历代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人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逆境。但是,如果一生都能在不断地探索和追寻天道,定可感受到这种“与天奋斗”的无穷乐趣。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如同“与天奋斗”一样,当年的“战天斗地”,既有合理之处,也有过许多对大自然的破坏和过渡开发。如今“与地奋斗”,不仅要顺应“天道”,科学合理地利用资源使用土地,做到和谐的,“天地人合”地发展农业。同时,更需要学习大地“厚德载物”之品格。《周易》中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感恩,学会宽容,学会“以德抱怨”。当年,正是有那样一个天时,才会有此机缘使我们聚在了一起;才锤炼了我们的意志与品格;才积累了我们人生的第一笔财富与资本。这一切不正要感谢曾养育了我们,载我们成长的这片土地吗?向大地学习的过程,就是“与地奋斗”的过程,当我们从大地学到的品格越多时,定会感到无穷之乐。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对这一点,有太多的兵团人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感受。回想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与人的斗争何乐之有?正如朱德尧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6团28连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上讲的: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留下了太多的创伤,也经历了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欢畅。和前辈相比,我们坐享其成,和后辈相比,我们的历练是生存的保障。我们有理由骄傲,没有我们,社会将出现断代,历史会出现空档。永远不要向后看,永远不要记着那些“仇恨”。那些人,他们教给我们的人生哲理远远要比强加给我们的痛苦更多更强。“何尔耿耿频回首,西阳无愧对春光”。
    相反,兵团的历练使我们感受到了人生自我修炼的乐趣。回想在那个年代的奋斗中,真正体现了孟子所讲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我们正是在这种对人格磨练的环境条件下成长成熟起来的,大家都是苦不言若,以苦为乐。尽管大家有过困惑,有过迷茫,有过心灵的扭曲,但是在磨练的痛苦过后,更多的则是无穷之乐。这才真正是自我意义上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历练中,可使我们学会享受人生,学会享受和珍惜人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特别是令兵团人难以忘怀的战友之情和荒情。
    对每个兵团人而言,这才是兵团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最富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财富。
    本文是对自己亲身经历兵团这段历史所作的一些分析和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比较肤浅的。限于时间和篇幅,许多问题尚未完全展开,但是,其目的还是旨在抛砖引玉激发大家的讨论,更多的从历史、社会、人文不同的角度作更深入地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此解决不少人心中的困惑和矛盾。

                           (作者:钟海明 转自《热土荒情》)     201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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