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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历史回顾(三)[老例]

时间:2011-03-05 17:11:57  来源:老三届网站  作者:

三、1971-1977:洪流

1971年出了个大事件,文革因此出现了转折点;知青运动与知青的思想也在此出现了转折点。
这个大事件就是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毛泽东与林彪翻脸,林彪及其家人叶群、林立果叛逃,坠机于蒙古温都尔汗——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更成为知青运动的分水岭,使知青们从革命的梦中惊醒,对文革、对革命产生的深深的困惑、怀疑;感觉到以前被愚弄了,信念动摇了。林彪事件使知青们极度震骇,想不通:林彪一直宣称最忠于毛主席,还被毛主席用党章规定为自己的接班人,怎么突然间就成了企图杀害毛主席的人了呢?而林彪事件之后,大批老干部复出,他们的子女也以各种机会离开了农村/农林场/兵团,所谓「走后门」[i]等「不正之风」迅速蔓延,进一步瓦解、分化了知青群体。随着知青群体的分化,知青们的情绪迅速陷入低落、混乱,也进一步引发知青对现实政治的思考与叛逆。
吊诡的是,被指控为林彪叛乱证据的《五七一工程纪要》[ii],道出了历史的真相:「他(指毛泽东)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指责,颇受广大知青认同。上海大学教授、当年的老知青朱学勤陈述当时传达《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效果说:「多少年后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百分之六十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iii]
这两年,上山下乡知青人数持续下降,1971年为七十四万多,1972年为六十七万多。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回乡知识青年要一样看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可适当多分配名额」。根据这一「意见」,1973年,大陆实施了文革以来首次大学生学考试。
本来这是对知青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但「白卷事件」使不少知青梦碎。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铁生参加辽宁省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时,在物理化学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作为生产队长,领导社员夏锄,没有时间复习的理由,并谴责了一些知青在生产大忙季节扔下锄头回家复习的行为。他希望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加以照顾,以实现他上大学的「自幼理想」。《辽宁日报》在报导此事所加的编者按语中却说:张铁生「虽然在文化考试上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路线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语和张铁生的信。此后,张铁生便成为风云一时的「反潮流」新闻人物。
于是,推荐取代了考试,公平竞争的路堵死了。企盼通过考试升学改变命运的知青再次陷入绝望。
1973年4月间,毛泽东一个颇有「人情味」的举动,又给知青运动添了一把烈火。事缘1972年12月20日,福建莆田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其儿子插队山区的遭遇,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揭发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弊端。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于1973年4月25日给李庆霖复了信,还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iv]
李庆霖冒死告御状的事件,对抑制知青运动中的丑陋行为、改善知青的境遇,也确实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毛泽东复信后的数日,即4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李庆霖的复信,专门讨论如何落实毛泽东「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指示,并听取了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汇报,研究了有关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组成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调查知青情况。
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全面调整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引起中共领导和与会者的震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三十个单位,有二十三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青的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九十九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二十余人,捆绑吊打知青七十余人;一师二团六营的连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五十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二百九十九人,罪犯中有现役军籍干部二百零九人。为平民愤,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但有的八十年代复查后撤销原判)。此外,知青安家费等经济补助也得到一定的提升与调整,对生活困难的知青也给予救济补贴。这其实只是解决局部以及表面的问题。
不过当局更高明的地方是:化腐朽为神奇、化危机为转机,以「用实际行动感激领袖关怀」为由,又再次掀起上山下乡高潮。不少地方采取大扫除的方式,将历年滞留城镇的青少年都动员下了乡。当年下乡人数便达近九十万,比上一年多了二十多万;1974-1977年,四年间下乡知青更达共七百六十九万多人,平均每年一百九十多万,形成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二个高峰期。
从上山下乡人数来看,这四年的知青运动似乎形成洪流滚滚的势态。然而,跟1968-1970年的第一个高峰期相比,这时期知青的上山下乡已失去当年那种自觉、昂然的革命激情,而基本上是在政府强制性操作下进行的。更有甚者,这时期知青的思想进一步混乱,知青群体进一步分化——正视了农村的落后、知青的苦难以及前途的渺茫,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
1976年9月9日,中共主席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v]被逮捕。十年文革至此落幕。
  虽然文革在1976年结束了,但上山下乡运动继续进行。到1977年末,在农村、边疆的下乡知识青年还有八百六十三万八千人。                          
  但也就在这一年,具体说在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高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这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恢复高考」。这表明国家在关涉教育、青年政策的一个大转变。这一转变对知青思想乃至整个知青运动的冲击也是十分直接且强烈的。
 


[i]指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与方式来谋求达到某种个人目的。
[ii]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为了保林彪,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确定旨在推翻毛泽东的计划,名称为「五七一工程」(「五七一」为「武装起义」的谐音)。林立果的亲信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纪要》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纪要》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
[iii]朱学勤〈「娘希匹」与「省军级」——「文革」读书记〉,《上海文学》1999年第4期,页64。
[iv]原信全文为:「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v]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毛的妻子)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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