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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历史回顾(二)[老例]

时间:2011-03-05 17:10:02  来源:老三届网站  作者:

二、1967-1970:狂飙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化大革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混乱,以初中高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的斗争目标先后是:文教界的反动路线/黑帮→社会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走资派(由地方到中央)。至此,还属于“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得以淋漓尽致发挥的“文攻”阶段;之后,逐渐分化为对立的两大派,于是,进入“武卫”[i]阶段,也就是全国性大规模的派性武斗,这时期,红卫兵也分为两大派,或者说,对立两大派的武斗主力队伍就是红卫兵,红卫兵的斗争对象事实上也就转换成他们昔日的同学。
了解、认识这一段红卫兵的经历很有必要:这些红卫兵就是后来知青的前身,二者在思想、感情、思维与行为方式上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尤其是红卫兵极为崇尚的集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在早期(林彪事件前)知青中依然很有影响力。
经历过惨烈的武斗之后,(全国中学生/红卫兵)双方两败俱伤,最终,又共同面临着“出路在何方”的困境。也就是说,到了1968年,四百万“老三届” (1966-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其中大部分就是身心俱疲的昔日红卫兵--呆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充分就业,继续聚集在一起还会乱,于是就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 
文革初期,上山下乡的做法受到冲击,各地文革前下乡的知青纷纷以“返城闹革命”的名义回城,实际上原因复杂,有的申诉在农村受到迫害,有的跟当地农民关系恶劣而无法继续留在农村,有的纯粹就是受不了艰苦而试图逃避。在这种情形下,1966-1967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几乎全面停顿。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表明尽管文革前实施的诸多方针政策都受到否定,但对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却是要求坚持执行的。但这只是在舆论上理论上强调上山下乡“正确的方向”,尚未见诸行动。直至1967年10月9日,北京二十五中高三学生曲折率领郭兆英、王紫萍、胡志坚、鞠颂东、金昆等九名初高中学生,自动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落户。这一行动当然得到当局及媒体推波助澜的鼓励、支持与宣传,由此拉开了文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此后,1967年末到1968年前几个月,各地开始有小规模的城镇学生上山下乡,并从中产生了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等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人物。
1968年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ii]发出《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除了规定农业户口的毕业生一律回乡,还宣称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组织城市户口的毕业生上山下乡以及到工矿企业,参加工农业生产。
同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全国1966至19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四百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
同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为了“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发表社论〈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辟了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空前宽广的道路”。所谓“与工农兵相结合”,事实上,“工”与“兵”在当时都是颇具政治声誉与经济权益的阶层,当工人与参军是无须“动员”的,惟有与“农”结合需要动员号召。同日的《人民日报》更有报道称:北京、天津、上海大批中学毕业生奔赴边疆与农村,上山下乡被推崇成为“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一种最彻底、最革命的行动”。因此,文革-红卫兵-与农民结合,这一词语链条,已经不是暗示而明示了广大城镇学生今后的去向。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媒体纷纷报道各地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第一线”。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导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人民日报》在这篇报导的编者按语中发表了*的“最高指示”[iii]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iv]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虽然这段话是出现在一篇有关城镇居民“成户下乡”报导的编者按语中,但论述的对象却初中、高中、大学[v]毕业的知识青年,因此成为最为经典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总动员令。时至今日,每到12月22日,总还会触动不少人内心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而在当时,这一最高指示犹如狂飙骤起,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浪潮。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刀切”、“一锅端”、“一片红”的极端做法。
事实上,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1968年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状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4.2%,绝大多数工矿和企业无法招收新工人。同时,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废除,造成六六-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大量积压在城镇,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所以把出路寄希望于到农村去。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毕业生分配,实行“四个面向”(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方针以后,各地陆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上山下乡高潮。全年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一百九十多万人(不含大专毕业生),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队的一百六十多万人,到国营及军垦农林场的三十多万人。此外,还有六十万城镇居民下乡。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再次呈下降趋势。
1969年2月初,中央安置办公室召开跨省区安置下乡青年协作会议,决定由十省区接收京、津、沪、浙下乡知青一百一十万人。2月16日至3月24日,全国计划座谈会确定的《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提出本年度五项任务之一,是继续动员四百万知识青年山上下乡。而实际上,该年下乡与到国营及军垦农林场的知青人数是二百七十多万,尽管如此,也是上山下乡运动史上人数最多的一年。1970年也仍有超过百万知青下乡及到农林场与生产建设兵团,与1968-1969年共同形成文革知青运动的第一次高峰期。
到1970年底,全国约有五百七十三万上山下乡知青到了农村、农林场及生产建设兵团。
自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1968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在1969年一年内,相继成立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江西生产建设师。1970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广西生产建设师、西藏生产建设师相继成立。1971年,湖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师)是接收知青的“大户”,动辄就有数以十万计,成为日后知青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正是最多问题的地方,事实上,最后知青运动的崩溃,也正是从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师)开始。
我们还要注意:1968年,那是一个什么年头?--文革已经疾风骤雨地进行了两年多,*战略部署要打倒的人差不多都倒了,特别是全国性的武斗把整个社会冲击得七零八落,在这个过程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的利用价值也消耗完了。于是,*便又有了最高指示:“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仗有经验;第二是战争暴露敌人。……现在正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vi]于是,也就有了“五大领袖”的下场--
 
谭厚兰:女,北大干部,1968年10月,作为大学生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蒯大富:清华大学学生,1968年12月,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
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学生,1968年底,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
聂元梓:女,北大干部,1969年11月,分配到江西省北京大学分校农场劳动。
 
请注意他们的去向:工厂、农场。都是比较艰苦的地方,目的要他们劳动改造,是带有惩罚性的处理。学生领袖是这样处理,那么,一般的学生/红卫兵的去向就似乎有了参考性的坐标了:还是工厂、农场。但是工厂、农场容不下那么多学生(大学已停止招生),所以,就有了上面说到的*那个“伟大设想”--到农村去!中国是农业国,农村真是“广阔天地”,多少学生都容得下。但也不能像对学生领袖那样表明带有惩罚性质的处理,而是标榜着冠冕堂皇的目的:接受再教育、锻炼思想、改造农村、缩小三大差别[vii]、成长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以,1969年知青运动高潮时候下乡的知青大都是意气风发、甚至兴高采烈的。从当时官方制造的宣传歌曲及有关照片与宣传画,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情景。
虽然官方宣传歌曲与宣传画的激昂情调确实刻意制造的,但是照片中知青的意气风发、兴高采烈是真的吗?现在的人看来大多认为是装出来的。其实,不宜那么简单化理解。应该这么说,拍摄这些照片时候,这些知青们大多是真的意气风发、兴高采烈的。这是因为这些照片不少是拍摄于运动的高潮,正在下乡的启程,或者刚到农村不久,很多真相还没有知道,很多丑陋还没有发现。至于拍摄于运动后期的照片,就确实有虚假之嫌了。
那么,知青的情绪、知青运动为什么会有变化?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官方的意图:接受教育、锻炼思想、改造农村、缩小三大差别,成长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也就是说,官方的宣传告诉人们:农村广阔天地,知青在那里会大有作为;农民(贫下中农)是先进的群体,知青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知青们上山下乡是一场革命,经受了这个锻炼会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
但是,官方的意图非但不能达到,反而起到了反作用:知青下乡后,看到农村以及农民的落后、贫穷、丑陋、愚昧,大为震惊。加拿大学者梁丽芳在其研究知青文化的论文〈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viii]中,就将知青这种反应称为“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并对此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确实是文化层面的震惊、心灵深度的震惊--革命是这样的吗?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人民当家作主是这样的吗?那么,农村、农民有没有正面影响知青的东西?有--农村偏僻、宁静,相对远离了城镇喧嚣的革命气氛;农民纯朴忠厚诚实,也感化了知青,或者说软化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教育下已僵化、硬化的思想与感情,多了不少人性与人情味。知青所受到的最有意义的影响就是:认识了真实的农村与农民,认识了社会的真相、人生的真谛。但同时,信仰崩溃了,理想破灭了,对前途深感茫然。于是,情绪消沉低落了、思想消极悲观了。
 


[i] 1967年7月22日,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7月23日“文攻武卫 ”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
[ii] 革命委员会:文革期间,自1968年起,中国大陆经过造反运动后取代原有各级政权的新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即党政合一,其成员由“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即包括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贫)宣队”(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思想宣传队”)以及军管代表组成领导层。到了文化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iii] 文革期间,凡是*的论述、意见、谈话、指示,皆奉为“最高指示”,具有绝对的、无上的、不容怀疑、不可对抗的权威。特别是文革初期几年,凡事皆先祭出“最高指示”,一切报刊媒体的刊头首页,都印上若干条“最高指示”。由于这个形式过于极端,文革后期逐渐被淡化。
[iv] 所谓“贫下中农”,即贫农与下中农的合称。按照中共对农村阶级划分标准,贫农是农村中土地稀少或没有土地,生活困苦者,下中农则贫困程度仅次于贫农者。贫农和下中农,是中共在农村依靠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共放弃了阶级划分的做法,“贫下中农”便成为了历史的名词。
[v] 虽然*的话包括大学毕业生,以及1968年6月与11月先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也宣称,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针对67届)、“一般都必须去当普通农民,当普通工人,大量的必须去当普通农民”(针对68届),但是,大学毕业生在当时毕竟十分缺乏,各方面建设都需要,所以,大学生下乡(基本上是到干校、农场、尤其是军队农场--便于管理)只是暂时性的过渡,很快就分配正式工作。事实上,在当时以及日后,从来就不把大学毕业生考虑到知青群体的范围。
[vi] “*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
[vii] 三大差别:即工人和农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viii] 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页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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