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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历史回顾(一)[老例]

时间:2011-03-05 17:03:58  来源:老三届网站  作者:

一、1955-1966:酝酿

五十年代,大陆当局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逐渐形成城乡分治的格局。尤其是1958年人大常委会通过《户口登记条例》,城乡界限从此被严格固定下来。这个格局的形成,前提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其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以及文化差异,因而俨然形成两个经济与文化迥然相异且落差极大的世界。计划经济的失误与失败,致使城市人口不断过剩,于是,便采取由城市向农村移民的措施,以城镇居民为对象的“下放”与以学校毕业生为对象的“上山下乡”,就是这个背景下的移民政策与措施。而后者,更形成长期坚持执行的“国策”。
1949年中共建政后,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到1953年底止,与1949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小学生增加了一倍多,中学增加了百分之十三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城镇日益增多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不能充分升学、就业,而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i]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年轻人。到五十年代末期,因大跃进失败,当局又面对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巨大压力,于是,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回乡、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政策与措施,在五十年代便应运而生且得到较为切实的贯彻。
1953-1954年间,中共青年团中央、教育部及《人民日报》相继发出关于高小、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号召,为日后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务农进行了较充分的舆论准备。然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正式启动,应该定位于1955年。
1954年2月,苏联政府号召青年到西伯利亚垦荒,建立共青团城。次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团[ii]中央向青年发出到边疆开发北大荒的号召。时任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的杨华(1932-)以及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五人发起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并于8月9日向青年团北京市委提交了倡议书。8月16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以〈让我们高举起志愿垦荒队的旗帜前进〉为题,刊登了这封倡议书。青年团北京市委从报名的青年中挑选了六十人作为首批队员(男队员四十八人,女队员十二人),于8月25日,组成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由杨华任队长,赴黑龙江省萝北县荒原上创建“北京庄”。
这一事件,可视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个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具体行动,由此拉开了中国大规模开垦边疆荒地的序幕。之后,全国先后有十几个省市组建了青年志愿垦荒队。
同年9月至12月,中共主席*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许多按语。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编者按说:
 
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份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一段话(尤其是末二句),在日后成为推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著名的口号。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段话原本只是针对回乡青年说的,而且,这里也包括了“高小毕业生”(反映当时教育水准普遍不高),跟六十年代末的初高中毕业生的范围不一样。尽管如此,其理论先导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1954125日,由解放军进疆部队第二十二兵团部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人口为十七万五千人。五十年代后期及六十年代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量接受支边[iii]青年,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到1961年底,总人数达八十六万六千人。
1955年,由四千余名复员转业官兵在云南开辟了九个军垦农场;1957年划归省农垦局领导;1960年云南省的国营农场达到九十个,总人口十四万人。
19571026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将有关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的内容,作了重大修改。条文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回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第一次出现“下乡上山”的用语,并且把下乡上山的主体明确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
在1958至1959年大跃进[iv]热潮期间,原来为解决就业问题发愁的城镇,竟然出现劳动力远远不足,还得大量从农村招工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城镇职工队伍的极大膨胀。到年末,全国职工人数由1957年年底的三千一百零一万人,猛增到了五千一百九十四万人,而且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也都基本上参加了力所能及的社会劳动。因招工人数的失控,农民重新涌入城市,开始了另一轮的人口大迁徙,于是,从1956年开始国家为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以保证城乡间经济发展平衡的努力,一概付诸东流。
可以说,1958下半年和1959年是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的低潮。
大跃进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饥荒[v]。1960年是中国农村的饥荒发展最严重的年头,很多农民包括回乡知识青年纷纷流向城镇寻找活路。为了稳定局势,上山下乡又成为因应现实需要的重要议题。
从1955年到1961年,全国城镇下乡青年不到二十万。[vi]
总的来说,从1955年以来,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一直处于探索阶段,虽然不时提出城镇青年下乡的问题,但工作的重心基本上是动员农村青年回乡务农、安心务农。
六十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城镇各行各业一派萧条,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城镇众多青年中学毕业后既无法充分升学,就业更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局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工作的重点由此完全转到城镇中来。
1962年间,中共当局发布一系列指示、规定、办法与决议,要求大力精简职工、减缩城镇人口(包括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上山下乡。也正是在这一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系统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并将此做法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为此,同年十一月,中央成立了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农村部长邓子恢,则在《中国青年》1962年第13期,从五个方面对出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任务、作用及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颇为系统完整的阐述。由此可说,1962年是知青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vii]
1963年6月到10月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相继提出一系列有关指示,强调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十八年的安置规划。每年全国有三百万人需要安置,其中城市各方面可以安置两百万,还有一百万必须下农村。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从城市人口精简工作中单独划出来,并明确将其作为长期性工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确立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与措施。这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从此,上山下乡的议题被列入中共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随着总方针的明确,一系列具体措施也陆续出场了,动员和安置知识青年的一整套模式终于形成--即在动员上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在物质上采取由国家包下来的办法,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或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
这个时期(特别是1964-1965年),全国各地动员了一定规模的城镇青少年下乡,有应届中学(主要是初中)毕业生,也有社会青年[viii]。这批知青,大都来自社会中下层家庭,不少还是来自出身不好的家庭,除了一些积极分子,思想较为杂乱、落后。有的地方,甚至趁机将流散于社会上的青少年赶下乡。如1965年北京市就将大批这样的社会青年送往宁夏军垦农场,编为宁夏十三师。使这批青少年成为城市甩包袱的牺牲品。[ix]
1962-1966年的五年间,全国共下乡知识青年一百二十九万人,平均每年二十六万人。
这个时期,虽然1957与1962年之后,上山下乡的活动沾染上政治色彩,但经济因素还是十分显著的。从1955到1966年,大大小小的上山下乡活动持续不断,显示了知青历史的一段坎坷进程,虽然也有学者将之归进知青运动史的叙述范围[x],但我宁愿谨慎些,避免用“运动”的概念。因为相对文革的山上下乡运动而言,这十一年充其量只是在探索经验、酝酿气氛、积累能量而已,真正的上山下乡运动狂飙与洪流还在后头。


[i] 五十年代初,中共在大陆农村组织农民依循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的模式推行“合作化运动”,实行土地、耕牛、农具入社,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事实上是取消了农民私有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
[ii] 即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
[iii] 支边:即“支援边疆”的简称。五十年代,为了迅速改变新疆、云南(尤其是前者)等边疆地区经济落后、人才匮乏的局面,先后从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广东、天津、上海等省市组织动员大批各行各业边疆急需的人才赴边疆工作,其中包括各级干部、复员转业军人、青壮年农民、各类学校分配来疆的学生。其中较易引人注意的是从湖南与山东各征招了数以千计的女青年入疆,目的就在有利于进疆人员组织家庭、扎根边疆。可见,当时支边,不一定是城镇人口、不一定是青年、不一定专职务农;但到了六十年代、尤其是文革期间,支边人员几乎专指赴边疆农村、农林牧场及生产建设兵团务农/林/牧的城镇知识青年。
[iv] 1958年至1960年间,在*的主导下所兴起的全民生产建设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反科学的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大崩溃。
[v] 1959年到1962年,大陆工农业生产因“大跃进”等天灾*跌入谷底,导致生活资料严重匮乏以致酿成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因饥荒引起的死亡者数以千万计。
[vi] 本书所采用1955-1979年上山下乡知青人数的资料,来自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张清津译),《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页155。
[vii] 因此,有的知青问题研究者甚至将1962年视为知青历史的发端。如杨智云等《知青档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1962-1979》(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
[viii] 毕业或失学、辍学离校多年,却又无正当职业,流散于社会的青少年。
[ix] 参见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71。
[x] 如杜鸿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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