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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团邵渭洪

时间:2014-06-07 22:58:16  来源:邵渭洪.blog  作者:邵渭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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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事1——幸福的童年

      我1951年8月24日出生在浙江余姚县城南门外。那一年,余姚发大水,县城被淹,汪洋一片,接生婆让人背着过来给我接生。因此,我的名字取为洪。生我那一年,我父亲56岁,我母亲38岁。
      我出生的年月,是我父亲人生最辉煌的时候。那时,我父亲和大姐在上海做生意,我母亲领着子女在余姚生活。我们余姚的家里有保姆与奶妈,我从小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我的奶妈长得很厚实,因此,我长得也敦厚,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我奶妈。
      我小时候,记得是二岁那年,得了急性脑膜炎,几天昏迷不醒,快不行了,最后,是一个老中医把我救了。后来,听网上说,得过脑膜炎的人,97%治愈后成傻子,剩下的3%往往成为“天才”。我也许是幸运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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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2——上民办小学

    1958年,在“大跃进”的火红年代,我7岁就上了小学。那个年代的口号是“鸡毛飞上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那是一个疯狂而又充满幻想的年代。
我上的小学全称叫“上海市黄浦区金陵东路民办小学”。是由几个闲在家中的家庭妇女自发办起来的,校址就在金陵东路边上山东路一家石库门房子里。房间就是教室,板凳是自己家搬来的,桌子什么样的都有,没有厕所,只有几个尿桶,臭气熏天,上体育课就到马路上。硬件太差,但老师却是过硬,据说都是解放前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让她们教我们简直是大材小用,瞎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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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3——少年的磨难

  1956年春天,毛泽东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全面赎买式改造——由国家买断生产资料,实行公私合营。从此,私营企业在中国大陆基本绝迹。我父亲的小微企业也被国有化了,我父亲从此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那一年,我父亲已经62岁了。
    从日进斗金到每月80元工资(已经是高工资了,那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四十多),生活水平一下子就降下来了。而且,我父亲无法退休,因为,退休金只有40元。那时,我们全家七口人(我二姐在余姚上高中,我二哥在余姚上初中,我上小学,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要靠我父亲养活。为了不让我家人饿死,政府特事特例,允许我父亲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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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4——中学生活

     1963年9月,我迈进了上海市九江初级中学的大门,那一年,我12岁。
     九江路紧挨着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与其平行。我们学校位于九江路河南中路口,离外滩1公里。学校是一栋4层楼房,解放前曾经是一家外国银行。
     我们的班主任姓陆,四十多岁,瘦高个,教我们物理课。
我在中学里最感兴趣的是语文课,我写的作文还被老师作为范文贴在墙上,供大家观摩。对理科我不怎么感兴趣,也就听听而已。我在全班四十二人中,成绩名列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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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5——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就在我们临近毕业的日子里,中国大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刚开始,我的感觉是街上突然出现了大字报,还出现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然后,我们到教室,发现教室门口出现了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工人阶级出生的红五类——我们那些曾经的同学,穿着军服,拿着皮带,堵在教室门口,让我们黑五类(包括我们四兄弟)低着头走进教室,接受他们的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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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6——革命大串连之一

       我是1966年10月的一天离开上海开始革命大串连的,那一年我15岁。同行的还有二人,也是同班同学,M君与X君,是临时凑上的。我们是步行串联,就是不坐汽车,也不坐火车,完全靠两脚走。我们三人沿着铁路,从上海走到杭州,再走到绍兴,看了鲁迅故居,再返回杭州。在杭州他们两人就与我分手了,以后,我就成为独来独往的独行侠了。
从杭州开始,我不再沿着铁路走,而是抄近路,走公路与小路,我的第一个目标地是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的圣地。
我每天大约走120里地,10小时。我临走时,父亲给了我10元钱。我一天化三毛钱,一天买10个烧饼,渴了就问山民要水喝。晚上就睡在农民家里,如果要是到了县城,可以免费睡招待所。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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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事7——除夕夜的噩梦

      我真的很佩服郭亮村人的胆量和智慧,他们常年居住在悬崖峭壁上生活,还要在距离谷底137米高立陡的崖顶上生活,真的很不容易。今天早上起来,随战友一起沿崖顶边上的公路散步,天气仍然不见好转,似乎比昨天阴的还厉害,而且大雾弥漫,对面的“悬壁公路”几乎淹没在大雾中,仰头向远处更高的群山望去,距离较近的几个山顶时隐时现的出现在眼前。在雾气朦朦中看远处的山峦,就像看一幅山水国画,也更有一番意境。大家一路走,一路欣赏,一路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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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8——革命大串连之二

    “二.四”事件以后,外面到处传说,文化大革命马上就要结束了,大串连也要停止了。我想,如果还是这么走下去,一旦停止大串连,我去的地方少就吃亏了。于是,我决定从此以后坐火车串联,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另外,经过这次遇险,我对亲情也有所看重。所以,我首先决定坐火车上贵阳看我二哥去。
    我二哥在余姚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后就来到上海,在上海第二电表厂当学徒,三年后满师,是一个模具钳工。1964年我二哥一学徒满师,一个月能挣三十几元钱,我父亲终于可以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本来我二哥可以在上海结婚成家,安安稳稳过日子,谁想到,我二哥突然心血来潮,为了要入团,要上进,竟然抛下年迈的父母亲与幼小的弟弟妹妹,报名上了贵阳三线支内。于是,1965年孑然一身来到了大西南的深山之中。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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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事9——锻炼身体

       大串连回来后,学校没有复课,也没有任何动静;红卫兵锋芒已过,也恢复了平静。无所事事的日子不能就这样过下去。于是,我决定开始锻炼身体。
我每天天一亮就起床,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春夏秋冬,围着人民路绕城跑一圈,大约15里地,跑1小时。到家后,光着膀子,在楼下水龙头洗一个凉水澡。然后,举杠铃,炼哑铃。每天锻炼二小时,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一直到我去黑龙江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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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10——飞来横祸

   1968年8月的一天晚上9点多,我们朋友四人一起在人民路散步,走到旧校场路豫园门口时,忽然被几十个人围住而被抓,而后,被带到金陵东路派出所。当时,全国的公检法都瘫痪了,抓我们的人是上海市民兵组织“文攻武卫”,是王洪文手下陈阿大的人马。而抓我们的理由是:他们得到情报,有人要武装冲击上海豫园派出所。
    我们被五花大绑,先被关在金陵东路派出所。他们几个都挨了打,而我由于我二姐死死地护住,而没有挨到打。我二姐一直在旁边守着我,直到被送进黄浦区公安局看守所接受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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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11——毕业分配

    1968年10月,我们66届毕业生终于分配工作了。分配原则是:基本留城、部分下乡、重在表现、适当照顾。
    我们全班42人,有二人当兵参军,L君就是其中之一,他当高射炮兵,抗美援越三年,复员回上海后,在上钢一厂当机修钳工,后去阿根廷开网吧,60岁后回上海颐养天年;有二十多人留在上海工作,分配去向是冶金局与海运局,J君在上钢三厂当了一名天车司机,一直工作到退休;其余人就是上山下乡,K君去湖北老家插队,后去德国当厨师,回国后开了个豆腐坊卖豆腐,现在上海练武强身,教带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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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12——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

      1969年5月12日,我收到下乡通知书。迁了户口与粮油关系。我父亲用木板条给我钉了一个所谓的箱子,领了一件棉大衣、一顶棉帽子与一双棉鞋,我二姐夫送我一套旧军装,买了一条毛毯,就齐了。
    5月19日,我离开上海,经过二天二夜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我下乡的地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砖厂。那一年,我18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位于黑龙江黑河地区小兴安岭北麓,横跨孙吴与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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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13——尿罐风波

            我在砖厂的劳动主要是挖土,对于我来说,劳动并不累,累的是与哈尔滨知青相处。
     我们砖厂一共有一百多名知青,最多的是哈尔滨知青与上海知青。哈尔滨知青来的比我们早,占据了班排长的职务,长得人高马大,因此,经常欺负我们新来的上海知青。
     来到黑龙江,才知道上厕所是个很麻烦的事情,特别是冬天。我们到黑龙江是五月份,在江南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而在黑龙江,早晚还是零下结冰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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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14——二营大河口

       我与同校的Y君一起被发配到二营24连。
三团二营位于孙吴县境额雨尔河与卧牛河汇流处的二龙河口一带,俗称“大河口”。北距团部34公里。面积约75.4平方公里。下辖23、24、25、26四个连队。营部设在大河口桥南的24连。
      北黑公路从南到北贯穿全营,南来北往交通较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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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15——天天早起的炊事员

    我到24连报到后,就被分到炊事班工作。炊事班只有我一个男生,要保证全连120人吃饭。因此,所有的重体力活都得我干——挑水(一天三缸水)、劈柴(劈不完的柴禾)、和面(一次100斤面)、压面(身体坐上去用大杠子压)、炒菜(2米直径的锅,站在锅台上用大铁锹炒)。另外,就是每天起早生火做早饭。
    我们全连就一个闹钟,我带在身边。每天,四点半,闹钟一响,我就跳起来,然后,一个人来到厨房。这时,天还没亮,寒气逼人。我要把灶火点着。点火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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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16——猪号班长

    1972年春天,连队要建猪号。于是,21岁的我被任命为猪号班长。猪号班一共三个人,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当地女职工,姓杜;另一个是老头,大名叫吴宝顺,五十多岁,他可是一个名人。
    我们三团的团部设在大五家子,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满族乡乡政府所在地。吴宝顺是大五家子满族乡的第一任乡长,他曾四次进京观礼见过毛主席,据说,他家还有一张和毛主席合影的集体照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遭受了难以述说的磨难和非人的摧残。1972年,他还是一个头上带帽的“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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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17——尽职的通讯员

  1974年春天,我23岁,被借调到营部当了一年营部通讯员。
   我们兵团没有邮局,通讯员其实就是邮递员,我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流动的邮局。
我一个星期上一次孙吴县城,带了好几个麻袋。到县邮政局,把一个星期积存下来的全营的报纸、信件、电报(农村电报只发到县城)、汇款、邮包全部领回来,足足有几麻袋。然后,我一次扛一个麻袋,从邮政局扛到长途汽车站,把麻袋都扛到汽车顶上,用网兜扎好。汽车到营部,我把麻袋扔下车,再一个个扛到营部收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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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18——科研班长

     1973年春天,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烂摊子”,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全面整顿的春风也逐渐刮到了我们北大荒这片遥远的黑土地。
     1975年春天,兵团号召科学种田,提高粮食单产,各个连队都要成立科研班。于是,我担任了24连第一任科研班班长。那一年,我24岁。
      我们科研班一共三个人:除了我,还有二个是父女俩——谷大爷50多岁,是一个老庄稼把式;她女儿2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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