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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婚姻内幕——马镇

时间:2012-09-04 09:21:22  来源:北京作家马镇 bjmazhen.cn  作者:马镇

一、唤醒的回忆

二、贞洁的奉献

三、断流的爱河 

四、“做我的儿媳” 

五、结婚扎根

六、贫脊土地上的爱

七、回城风

八、离合两维难

九、往事何时了

碧波浩渺的地中海孕育了一个令人类激动了数千年的女神:维纳斯。 她是爱,是美,她的裸体形象构成了美学万古不灭的命题。而另一方面,人类对她的崇拜却又有令人难堪的经历。 古希腊年轻女人最崇高的事业竟是到维纳斯的神庙去献身,而献身的最明了的解释则是将贞操无条件地送给一个进庙的男人,只要这男人向女神奉祀。她向男人献出身体,便是代女神做出回报。她坚信,用女人之身为女神募捐的越多,女神给她的恩泽越多。 这种神圣的卖淫人便获得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圣妓。 据考古学家考证,“圣妓”现象在中世纪各个文明古国都曾出现过,直至今日,印度还存在年轻女人进庙做“神女”,向神奉献贞操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这种遍及文明古国的“圣妓”偏偏在黄河长江流域不曾出现过。贞操对于中国女人有着比生命还重要的意义。 但中国人对神的奉献却从未停止过,心灵的奉献与贞操的奉献在神的面前有着同样的意义。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一千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插队落户,曾被称为人类的壮举,且不管这个壮举的主人公的行为是主动还是被动,将他们的青春和爱情奉献给一个神灵则是百劫不变的事实。 心上的刀痕是抚不平的,可呐喊能让后人警觉那隐形的锋刃。二十年过去了,该是把他们这沉重的奉献告之天下的时候了! 

一、唤醒的回忆

天苍苍

野茫茫

…… 

一支石油钻井队开进了内蒙草原深处。钻机的鸣响刚轰醒这块荒地,一顶帐篷便出现在附近的草地上。有钻井队便有水,追逐钻井队放牧,已是草原上的一道风景线。 几个小伙子好奇,下了班跑到帐篷去玩。一个颧骨通红肌肤粗糙的蒙族中年女人迎着他们。 “依拉,依拉。“小伙子学着蒙族人乱叫。 “进去吧。”那女人突然冒出一口生硬的夹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把小伙子们唬了一跳。 “你不是蒙族人?” “我是上海的下乡青年。” 简直像天方夜谭。“你怎么还在这儿?下乡知青全回城了。” “让回去了?”这女人像是来自外星球,惊疑地问。 东边赶来一群马,西边赶来一群羊,赶马的是条汉子,赶羊的是一双少年男女。小伙子们发现帐篷外还有两个圆鼓隆冬的孩子。 第二天上午,这女人赶着勒勒车来队上打水。她追逐着每个站在外面的人说话,怕是长时间不讲汉话了,那语言像锯齿一样既生硬又不连贯,可人们终于听明白,她在吐述自己的遭遇。 她看上去有四十五、六岁,其实才三十出头。那年她从上海到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插队,下火车后,便坐上卡车拉到一百公里外的县城,然后又从县城拉到一百公里外的公社,然后又和四个男生让一个贫下中牧从公社领出来,坐上勒勒车向草原深处走去。他们在不见人迹的荒原上走了一天一夜才在一顶帐篷前停下。走时,是敲锣打鼓把他们送出上海的,现在身处天苍野茫的空间,有被人遗弃的感觉。 晚上,四个男生睡在用知青经费买的帐篷里,她和牧民一家睡在一起。帐篷没有灯,只有燃烧的牛粪发出幽幽的光。那个领他们来的牧民精壮如牛,总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望着她,她很害怕,蜷在为她准备的毡垫上一动不动。 老阿妈很慈祥地睡在她身边。一路上的劳累使她很快睡着了。半夜她被一件东西压得醒来。很黑,可感觉到身上是一个男人。她立即发现自己已被剥光了衣服,一双粗糙的手在疯狂地揉搓她,脸上是一张恶臭的嘴。她的下身突然像撕裂一样痛。她十七岁的年龄纯洁得根本不知道这男人在做什么。恐怖中她想起睡在身边的老阿妈,哀号着招呼她,没人应。但有一双手在将她的腿向两边掰,像是在为帮她减轻些痛苦。 那男人抱了她一夜,天亮了才看清就是接他们的牧民。 “你怎么不反抗?”钻工们问。 “吓都快吓死了,再说毛主席让到这儿来,还能回去吗?” “那就和他结婚了?” 她点点头。 “后来呢?” “后来那四个男生都跑了,我男人把牲口赶得远远的,想跑也跑不掉,只好给他生了四个仔。” “给你家写信。” “我父母早死了,我是跟一个亲戚长大的,没人管我。”她蓦地痛哭起来,哀求着在场的人,“求你们了,带我出去。我来这儿快二十年了,原来为了孩子还能忍,这两年再也忍不了了。” 她又叙说,她男人天一黑就像牲口一样折磨她,除了生娃,几乎没有断过,夜夜都要死一次。这两年她枯萎了,于是她男人开始骑着马串蒙古包,和别人换女人睡。为了玩儿上海女人,她的帐篷常一夜赶来两个男人,这样,她便要在这两个男人的身下死去两次。 对她的哀求没人敢答应,怕违反民族政策。 这是1985年的事情,当时我正随石油钻进队伍在内蒙一个边陲小镇参加石油会战,听到这个消息时已是一个星期以后了。当我坐着吉普车颠簸三百里路赶到那个钻井队时,四周已看不到一顶帐篷。队上的人说,那一家人五天前就迁走了。 望着茫茫的草原,我的心一阵阵的悸痛,本来已淡去的往事又涌到眼前,一种创作冲动逼使我去回忆,去寻找,去探求知青兄弟姐妹们的生活与感情轨迹。 

二、贞洁的奉献

为什么将赤裸的洁白奉献给他? 因为他是神 为什么将滴血的贞操做牺牲? 因为它最珍贵 

我是1969年4月下乡的。我曾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热分子,听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我精瘦的身体上每块精瘦的肌肉都鼓起来。 但大多数的中学生是被迫下乡的。 我走的那天,据说江青也到北京站送行来了,不过我没看见。站台上到处是哭声,母亲和女儿,少男和少女,走的和留下的,像是在黄泉路上送别似的,眼泪几乎滚满了每个人的面颊。“车辚辚,马萧萧……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这送别的情景二十年来总与杜甫的诗章一起在我的脑海中交替映现。 当火车开动的时候,知青便做为供品向神的供案走去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怀着善良的心来迎接知青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团长与团政委对蜂拥而至的城市姑娘便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说穿了就是东疆荒野造就的性饥渴引起的跳动。这二位虽然总以大老粗自居自傲,却从未接触过这么多整齐漂亮的姑娘,而且都在他们的翼羽之下,他们枯涸的心禁不住怦跳起来。于是,他们的目光再也不愿离开姑娘的身,他们感到了一种灵魂脱壳般的享受。 人不能制约欲望便只有追求兽性。 终于有一天政委突然顿悟,知青的一切命运,诸如工作的轻闲与繁重,前途的坎坷与坦荡,宠辱荣耻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腐败生长在没有约束的权力中,党性国法都抑制不住他的欲火了。 小F被政委传到办公室,这个殊荣令要求入党的她兴奋不已,漂亮的脸蛋绯红着,丰满的胸因激动起伏不止。提前几天她便听到她将批准入党,并提拔到团部工作的消息,女友们对她羡慕不已,还常扔给她几句含着嫉妒的刻薄话。她不作声,依旧在心里笑。 出于对老革命的崇敬,刚过完十九岁生日的小F忐忑地依照政委的话坐在他的身边。她闪着明亮亮的大眼睛静静地聆听着政委的教诲,手中还拿着笔记本速记着这位首长的话,虔诚得像圣女。可就在几句许愿升迁的话后,政委兽性的粗喘便将小F美妙的幻梦撕碎了。政委将他那双粗糙的手像鹰爪一样猛地朝小F伸去,在小F的心还没被恐怖替代的时候,把她扑压到地下。 事情完后,政委一边满足地穿衣服,一边对赤身露体仰在地下吓呆了的小F说:“你明天就到团部上班。” 小F第二天便到团部上班了,当然免不了又要被政委唤去睡觉。首长的办公室是不许随便进入的,何况做勤务的还常为首长掩饰此类事,但秘密还是被团长了解到。圣妓是不能专有的,况且团长也有生杀欲夺的大权,很快小F又被团长唤到办公室剥掉了衣服。 茫茫的原野就是一座巨大的神庙,在这个神庙里,小F不能不疲倦地同时侍奉两个男人。 小Q是团长视察连队工作时,在吃饭时遇到的,她不美,但据团长事后对人说,他看上了小Q的白胖。于是,离开时便将小Q带上了车。小Q看出团长喜欢她,因而很是自豪了一阵,这怕是女孩子的天性。不过小Q对喜欢的理解只到有可能调出连队的地步,决没有意识到同床。团长看出了小Q的心,进到办公室后,连话都没说便将小Q抱到了床上,完事后,才告诉小Q保证将她调出连队的话。小Q自然成了团长的又一个猎物。 这两个长官是很疯狂的,他们各自在办公室安置了一张床,开始还是各自隐蔽地将选中的女知青叫到密巢中玩弄,后来干脆直接传唤或叫勤务员去领,最后发展到相互无耻地交换。在他们领地内的女知青成了他们任意捕获的玩物,一年内竟被他们他们蹂躏霸占了近四十名。 

毕竟是“老革命”,这种蹂躏进行得还算比较文明,被污辱的女知青多少还能得到些实惠。在农村,女知青若被淫棍看中,那遭遇更惨。 1972年,吉林省打击迫害知青犯罪分子的材料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某县远离县城的一个生产队的干部们,按捺不住对本队下乡女知青占有欲的煎熬,集体行动起来向女知青伸出了魔爪。这些土皇帝先用断粮断炊,而后用打骂将男知青统统逼走。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这些干部在集体户大嚼大饮后,借酒醉将留下的女知青全部强奸了事。一夜的罪恶不但没使他们不宁,反而愈加疯狂。清晨后,他们把姑娘的衣服收起,将她们赤身关在屋里,然后留下一人看守,其余到队上去给社员安排活计。将社员打发到地里后,这伙人又回到集体户,继续奸淫这些姑娘。 以后的日子,他们把集体户变成了一个淫窝,像旧社会的下等妓院一样,把姑娘们死死地关在土屋内,平时有人看管,干部们给社员派完活儿,便纷纷跑到这里取乐。 他们玩弄女知青是令人发指的。开始,他们只是满足于一般的性关系,而后为寻求更大的刺激,相互观看强奸场面,在炕上一边各自念着“关公抱刀”之类的下流名称,一边比赛看谁玩女人的花样多。实在玩腻了,他们竟拽起姑娘的大腿,将她们裸露的身体在粗糙的炕席上来回地拖拉……他们因为兽性得到满足而开怀大笑。 一个姑娘实在忍受不住这种摧残,偷出衣服逃出来,但只跑出几里地,便被他们骑马追上拖回来。接着是更残忍的凌辱。 由于地方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对知青的回城、上学、进厂等前途问题有着决定性的权力,而又不受约束,因此不少人也参与了对女知青的迫害。 老K是石家庄附近某公社知青办的干部,知青为返城等问题向他送礼求他帮助的人不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老K对送礼渐渐不感到满足,他发觉求他帮助的女知青对他的物质要求总是百依百顺,于是,玩弄女性的心理不断膨胀起来。 小H是老K第一个捕捉的对象。 “您帮我一下吧”一天小H拎着两瓶酒找到老K,她想让老K帮助返城,理由是有病,不适合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当然是假的。 “行,晚上到公社来听信儿。”老K很痛快地答应。 晚上,小H去了。 “我们研究了,你的病是假的。”老K绷着脸说。小H害怕了:“您知道,好多人都是这样回城的。求您帮帮我。” 老K笑了,露出淫棍相。“那么也请你帮帮我呀。” “我能帮您什么?” 灯关了,小H只做了一番无谓的反抗便被老K的许诺解除了防线。 老K是为了玩弄女性,哪会放小H走?许诺一次次地给,小H一次次地献出身体,而又一次次地落空。当小H明白受骗时,她已摆脱不掉老K了。 老K欲壑难填。一天,他淫欲突涨,骑自行车跑到小H的知青宿舍。闯进屋后,见屋内除了小H外还有两个女知青,便将这两个女知青轰到炕梢,恫吓她们不许做声,随后,将缩做一团的小H抱上炕,动手扒下小H的衣服。小H哭着哀求老K别在这样场合做那种事。丧心病狂的老K早被兽欲夺去了人性,终当着两个女知青的面强奸的小H。 这已是老K第二次当众强奸小H了。 被老K肆意摧残的女知青不止小H一人。 老K是粉碎“四人帮”后被严惩的,但小H也只剩下一个躯壳。 

像这样强奸污辱女知青的案件,在1968年至1971年,知青下乡的最初四年里,全国有几千起之多。至于殴打、断粮、驱赶等迫害知青的案件则普遍存在于各个地方。 终于有几位出身显贵佛手通天的知青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中国最高首脑。 据掌握的材料看,毛泽东至少在1969年8月就已了解了此种情况。这之后。虽然曾经过政治局四次讨论,但直至1970年5月份才发出一个关于知青问题的“70。26”号文件,而传达到知青中又是一年之后了。令知青欣慰的是,从上边常传来周总理过问知青情况的消息。在传达“70。26”文件时,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周总理听到知青被迫害的汇报后,流下了泪,他打电话给当时的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让他去看望北京知青,并批示在1971年9月前做好知青工作,十月份组织知青汇报团到京汇报。这实际上是给各省听的,因为他最后又向谢富治下令,对迫害知青的坏分子“严惩法办、布告周之”。作者本人便是在总理批示的时限后参加了吉林省北京知识青年回京汇报团。 建设兵团的那两个团长和政委在首批枪毙之列。吉林省第一批判死刑的强奸女知青犯有十九人,百分之百的干部,贫下中农成份。 女知青突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农民编了一名顺口溜:要想死得早,赶忙往知青被窝儿跑。 某县农村,一个生产队政治队长元旦晚上引诱与贫下中农过“革命年”的女知青小刘,先是革命词句连珠,说得小刘热血沸腾,渐渐的话越说越浑,直说得小刘两颊飞红,低头再不敢望他一眼。捱过十时,他以为暗示已得到应允,便涎笑着退了出去。半夜他跑来敲门,小刘吓得吐不出半个字,推窗逃了出去。于是,这位馋嘴的队长连女人的炕都没摸到,便被判了三年刑。 

从一九七二年起,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迫害知青,尤其奸污女知青的案件,在这种无情的镇压下骤然减少了。 但知青并没有真正变得神圣起来,女知青为了返城、招工、升学而遭到各级官员要挟凌辱的事件从未停止过,只是因为女知青为了从他们手中获得解脱而没声张而已。拎着裤腰带上学、提干、返城的事在知青中广为传播。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晶晶是位教授的女儿,很傲,连队的男生背地里都叫她“冰美人”,谁都想摘这朵玫瑰,可谁都怕挨扎。 选送知青上大学的消息传到连队,每个人都企望着这个命运的契机降到自己的身上,上工时,大家相互盯着,人人心里都揣着只兔子;晚上,眼睛都从竹楼的窗户里伸向指导员的房子,想知道谁会从那里拿出那张和命差不多一样珍贵的入学登记表。 半夜,一扇竹楼的门开了,声音很轻,但传得很远。一个颀长削瘦的身影下了楼,朝指导员的房子走去。指导员的竹楼门开了,屋里是黑的。 连队二百多知青几乎全趴在窗户上望着这个身影走进指导员的屋。人进去后,大家又都默默地躺下,但谁也没睡。 当天光微露时,那边的竹楼又响起很轻但传得很远的声音。像按动电钮一样,几百人倏地爬起来蹿到窗口。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个从指导员屋里出来的人是晶晶,她手里攥着张白色的纸。 晶晶进屋时,同室的姑娘们都躺下了。她知道大伙儿没睡,坐在床沿儿上捂着脸抽泣起来。谁也没去劝她。 第二天,晶晶打好行李走了。走时,她的腰弯了,没一点儿傲气。连队的同学没人去送她上车,只在远远的竹楼下望着她,眼神说不上是鄙视还是妒恨。 这是一个与晶晶中学同班下乡同室的朋友说给我的。 山西某市—— 云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级别超过地区专员的大干部。说详细点儿,她是陪一个想走后门上大学的女友见这位高干时认识的。这位女友与这个老头子见面后,刚回到村里,县招生办便来人与她商量上哪所大学的事。她说想去北京中医学院。正巧有人已占上了这个名额,于是,招生办的找到那个已内定上北京中医学院的人,请他再挑一所学校,让出这个名额。云云的这个女友外号“傻大X”,智力逊云云几筹,却堂而皇之地进京读书去了。 云云看见权力的威力,却不知她的女友借用这权力时的个中因由。她怀着希望与幻想,独自找到这个老头子。 这个老头子就是因为色欲太强才被贬到这边陲小城的。他爽快地接待了云云。 云云向老头子提出了帮助回京的请求。 一切都是有条件的。老头子以为云云已准备了用自己的身体做为交换,答应下来后便去抱她。 云云惊愕得不知所惜,当被老头子猛然抱起来压到床上时,才悚然地想起反抗,但在老头子说出这是帮助她回京的交换条件后,她无力她屈服在他肥胖的身下。 云云羞愧悲痛地向她的男友和家人述说了被污辱的经过,可除了愤懑,谁也不敢告这老头子。告了会更惨,白受了污辱不说,在老头子的关系网下怕连生存的空间都会夺去。 在云云第二次献身后,她和她的男友先后回到了北京。 

这些不是因为爱情而失去贞操的女知青到底有多少,是无法调查的,在中国这个极度重贞操的国度里,她们不能不保持沉默,但几倍于公开的强奸凌辱案件则是公认的事实。 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没的,这些受污辱的女知青被撕碎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复原了。 破碎的心灵是不能不影响她们的爱情与婚姻的,她们献出了青春,也献出了一生的幸福。 维纳斯神庙的圣妓啊,你从庙宇中走出时带着骄傲;中国的神婢啊,你从庙宇中归来却带着耻辱和向世人关闭的心。 神案上的供果啊,你不止是少女的贞洁,那腾着热气的牺牲是千百万知青的青春和爱情。 

三、断流的爱河 


说到政策,都讳忌人权。


说到生活,都讳忌人性。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中国作家把知青生活写得那么美好;我不明白,为什么至今还有人在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一些知青竟说农村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留念的时光。 真实的情况是,一千万知青中在感情上没付出丝毫代价的只是极少数的权贵之后。 当时的权贵子弟绝大多数都穿上了军装,逃避上山下乡,毛泽东的指示只是对大众子弟和黑帮子弟而言。曾有人向林彪反映了干部子弟当兵的问题,认为这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林彪很轻蔑这顶帽子,提笔批了八个字:“子承父业,理所当然”。这种明目张胆地对抗毛泽东指示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片言批评和改正指令,这只能理解为毛泽东为了推进文化大革命,需要依靠他们,也只好原谅了他们的不恭。 出了许多泣笑皆非的事。一些权贵子弟是先下乡后当兵的,他们去军队不用和当地政府打招呼,甚至连户口都不用迁,军队会给他们另立户籍。过了一年半载,地方干部去查找这些失踪的知青,这些知青很可能早入了党,做了比他的级别还高的军官。 我的文字里是绝不包括这些公子哥儿的。 如果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是什么的话,那就是对人权的践踏。无论一些人怎样美化这段历史,从人民对这场运动的厌恶和抵制便可知是多么违背人心。实质上,这场荒谬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 

1968年夏,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北京招收知识青年。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进入“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学生在校“复课闹革命”闲适得难受。兵团人很会做工作,打出一个诱人的口号:“屯垦戍边,抵御侵略“。这无疑像一剂催化剂,使文革狂热未消的学生头脑蓦地膨胀起来。 某中学报名进行得很顺利。但当名单最后放到兵团负责人面前时,被退了回去,原因是比例失调,男生比女生多了五个。 生产建设兵团的老农工基本上是解放战争后期从军队集体转业的军人,时至六十年代初,虽有部分城市青年到农场工作,但男性一直多于女性。这次接到中央要他们安置知识青年的通知后,兵团领导便下决心乘机会多捞几个女学生,改变一下农场的男女比例。 “女生必须比男生多,”兵团负责人说,“至少要相平。让他们在边疆扎根就得结婚,女的少了,男的找对象怎么办?” 直率得令学校负责人目瞪口呆。 “可报名的情况就这样呀。” “做动员嘛。” “学生只有十六七岁,怎么好说这些。” “那是你们的事了。” 毛主席的指示变成了多要几个女学生。 校方可不敢这么理解,只好选择目标去做女生工作。自然是一番如何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反修防修的大话。 鼓噪了几天,终于有五个女生报了名,男女比例1:1,兵团方面也终于认可了这份名单。 可阴差阳错,初三女生小A报名后和同班男生小E搞上对象了。 这全因为学校复课闹革命后没有书读,学生闲极无聊,又值青春期初始,性激素萌发作怪,便纷纷谈起恋爱来。这种令少男少女如痴如狂的初恋在中学校园风靡一时,有不少登徒子甚至上街找对象,名为“拍婆子”。小A很美的面庞早就吸引了小E,听说小A报名去北大荒,小E春心波动,着实意马心猿了几天。他终于按捺不住爱心,一天中午在街上拦住了小A,拍上了“婆子”。自从派出所转出户口后,小A也正像没头苍蝇似的,希望有个男生追她,好和她结伴赴边,现在见小E来求爱,正中下怀,红着脸嫣然一笑便同意了。 初恋的激情如开闸洪水,不等小A说,小E就跑到学校,向校革委会报名去北大荒。校方立即向兵团反映,兵团也立即给了短答复: “男生不要女生要,否则再动员两个女生来。” 校方胆怯了,只好通知小E待分配。不想小E不但没沮丧,反而朝校方冷笑道: “用不着你们张罗。” 去北大荒的火车开动后,小E从小A的坐席下钻了出来。车厢里一遍欢呼,小E小A的爱情顷刻升到高潮。车过天津,全车厢为他们举行了“订婚典礼”。 到北大荒后,小A小E的爱情立即变得严峻起来。 这里距中苏边境仅三十华里,黑龙江两岸拔剑弩张,两国关系恶化到几近白热化程度,出入要边防证,不明身份的人根本不许逗留。 对不起,兵团干部客气地请小E回去。小E死活不回,和同学们挤大炕,知青出操,他出操,知青上工,他也跟着上工。他想感动上帝收下他。 小E不知道,这位上帝在他到达的第四天便派人进京调查他的情况了。 结果,小E的爸爸参加过三青团的事查了出来。文革中这叫做确定身份。“黑五类”子弟并不比“黑五类”强多少,团政治处一收到北京的长途电话,便派人把小E关了小号。 接着又找小A谈话。耸人听闻地将小E说成是特嫌分子。那时的学生心地纯洁得比水晶还清澈,单听说小E的爸爸是三青团团员这一件事,小A便吓得哇地哭了。 小E也被他爸爸参加过三青团的事吓蒙了头,像断了膀子的鸡一样,一动不动地任人宰,直到被押上汽车,他还没从懵懂中清醒过来。 小A为了和小E划清界限,没敢来送小E,趴着窗户瞅着汽车开走了,才跑到草甸子上号啕起来。这毕竟是她的初恋。 一个月后,小E经审查后被送回了北京。 又过了两个月,天各一方的小A小E都得了精神病。 

到北京招工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正相反,欢迎男生,变着法儿的不要女生。这倒不是他们重男轻女,经过内蒙、黑龙江、山西、陕西、吉林插队的学生一拨拨的走,老三届的男生几乎都走光了,剩下的大多是女生。 这些女生在家长的庇护下,一次次地咬牙观望,盼着这股下乡风过去,好在北京找个职业。直到学校军训的解放军战士每天只对着她们几个女生喊操时,才感觉到这种盼望是那样渺茫,人生似乎只给了她们一条谋生之路,虽然凶吉未卜,却又不得不走。她们只好报名了。 如果说在中国的东北疆曾掀起过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大多数学生是怀着一腔热血踏上那块荒凉土地的话,那么两年后,在中国的西南疆上山下乡运动则已落入低谷,大多数学生是迫于政治和生活的压力走进那片热带雨林的。 张力和苗菲是六八届高中同班同学,郎才女貌,自从班里只剩下五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后,他们俩便交上了朋友。 俩人说好了,只在一起玩玩儿,排泄一下寂寞,绝不谈爱之类的事。原因嘛,他们二人的父亲都是右派,他们尝够了做“黑五类”子女的罪,若结了婚,儿子没生下来就是狗崽子的命,既然知道俩人绝对造不出比他们的命运更好的后代,何苦再去结合呢? 他们第一次约会时便对着圆圆的月亮开心地大声喊:“为了不让中国的狗崽子越来越多,我们绝不结合!”笑过后,便抱在一起哭。 他们的心河绝不干涸,他们的心绝对充满了憧憬。在八大处的野林里,他们做了人生绝对不可避免的事。 这次云南招工,他们双双报了名。 云南来的人对毛主席的批示极虔诚,竟挨家走访报名的学生家。苗菲的爸爸受不住批斗,自杀了,妈妈得糖尿病正躺在床上,见兵团的人来了,以为是来逼她的女儿下乡,爬起来跪在地下求他们留下她这唯一的孩子照顾她。这正中兵团人的下怀,立即答应了她的请求,不让苗菲去了。 苗菲急得直哭。她知道妈妈的确离不开她,可她又不能不去云南,因为她的身上已种下了她和张力的种子。 她终究没去成,张力走的那天她正在医院守着病危的妈妈。 终于有一天,她再也遮不住日渐凸起的肚子。那年月姑娘未婚先孕的都属流氓分子,又赶上北京城里镇压三团(流氓、盗窃、抢劫集团了),学校专政队不问青红皂白便将她关押起来。 一阵皮带抽下去。“你和谁怀的孕?” 她缄默不语。 又一阵皮带抽下去。“你不说就不放你出去,你妈可是快死了。” 她只好哭着说出了张力的名字。她挺着肚子回到家,邻居告诉她,她妈昨天死了,正躺下太平间里。 狗崽子张力和女流氓鬼混弄出孩子的信函从北京寄到云南的当天,张力便被抓进了专政队,白天让人押着上山干活,晚上站在竹楼前接受批斗。他不知道苗菲到底出了什么事,心急如焚。如是忍到第三天夜里,乘着守他的知青偷睡,爬出窗户逃走了。 兵团撒下人到处追捕他。一个月后,他竟污头垢面地出现在苗菲家中。苗菲家已换了新的主人。他给人家跪下,求人家告诉他苗菲的下落。人家只知道苗菲回老家农村落户去了,具体在哪儿不清楚。 不等张力再向别的邻居打听,兵团追捕他的人出现在他眼前。那年月抓人不用逮捕证,随便什么人有张介绍信就行。 张力更惨了,押回云南后先被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五花大绑送往各连队接受批斗。 从此,他除了喝水吃饭,再不多开一口。 这使得看守他的知青整日提心吊胆,生怕他像失去幼子的母狮一样突然张口吃人。为此,他们对他都很客气。 一个风雨夜,张力在看守的眼皮底下跑了,许多人说是看守放的。 通往昆明的各个路卡都布下了罗网,北京方面也派了人,但始终没捕到他。 半年后,张力的母亲突然收到张力的信,才知他跑到东南亚一个国家,参加了那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信是托一位与他一样出国寻找世界革命的战友回国办公事捎回的。 这里须向读者讲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文革中期,一批极端信仰马列主义的青年学生冒死穿越国境,到东南亚某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这些学生中大多数是“黑帮”子弟,他们的心态几乎都是想通过此举来向世人表明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忠诚,用来洗刷文革给他们带来的耻辱。由于那个国家极端的贫穷,游击队中本国的战士素质很差,这些学生加入游击队后,很快成为骨干力量,其中许多人担任了各级副职指挥员。 那片雨林撒满了他们的鲜血。 “九·一三”事件后,这批人开始回国,至文革结束,几乎都返回了家园。 但张力我没听说回来。 苗菲也没返回北京。 我想,张力一定倒在那片土地上了。我想苗菲一定在等着他,好把艰辛抚养的儿子送到他的面前。  

四、“做我的儿媳” 

没有比乌云更可恶

遮住了大地的真实

也就酿下了死亡

 

不能不说上山下乡运动做了一件好事,令知青看到了一个真实:封建主义并没有从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消失,贫穷落后的农村并没有因为人民公社而改变。农民的淳朴与愚昧相织,善良与狭隘混杂,明明生活艰辛得只够维系生命,却满足得不思进取。 虔诚的学生并没有得到虔诚的再教育,可悲的文化宣传令知青像鸭子一样赶到塘里才知水浊无鱼。 电影《朝阳沟》把农村描绘得美如天堂,其实,我们插队后的第五天便开始丢农具,一年共丢了一百二十多件,偷盗者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成份。集体户杀的第一口猪,刚开膛大队会计就等着要肉了,愚蠢的我竟没给,这使得他记了我四年的仇。1973年推荐我上大学,这位会计管公章,当着生产队长的面在推荐表上写了“立场不稳”四个字,狠狠报了一箭之仇。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神圣,只不过是当时执政者的一种狡狯。文革造成国民经济的停滞,政府无法为一千多万的中学生找到工作,便把这个巨大的包袱转嫁给了农民。农民很委屈,我不止一次听他们说:“俺们什么也没增加,可还得挤出一部分给你们。你们在抢我们的饭吃。” 面对这种负担,如果说一些农民还有一种渴望的话,那便是凭着单纯狭隘的头脑,认为可以很合算地娶女知青做媳妇。农村娶女人是很花钱的事,山西的知青说,他们山里娶媳妇用斤称,双眼皮一斤二十元,一个媳妇两千块,这对日值仅几角几分的农民来说不啻天文数字。 事实是,女知青一进村,便被村里的老少爷们儿品头品足开始算计了。 但没有哪一个女知青心甘情愿地嫁给农民。 可女知青并不都是带刺的玫瑰。 

小B的父亲是地主成份,文革一开始便被红卫兵从北京赶到乡下去了。小B为了和家庭划清界限,与同学一起到吉林插队落户。 马车将她们拉到村里,才知道集体户的房子还没盖。她们只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小B和另一个女生被安置在生产队G队长家。半年后,集体户的房子盖起来了,那个女生迁回了户里,而小B却莫名其妙地依旧住在G队长家。闲话旋即在村里飞满了天,但中国农民生来怕官,没一个人对这种怪事公开提出质问。 不久,小B与G队长的儿子结婚了,村里很是热闹了一番。不过,有关G队长和他儿子不道德的流言还是传了出来。 两年后,由于要落实中央“70·26”文件,县知青办想到了此事。我那时是“北京知青回京汇报团”的成员,便和县知青办的同志到小B处调查她的情况。 小B长得很端庄,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如果在北京,打扮起来一定非常美。去时她正在家看护孩子。屋里摆设很简单,但农民家里该有的都有了。从她很白的肤色和犹存的城市少妇气质,可看出她丈夫挺心痛她,没让她干什么粗活儿,不过,自我们一接触,她郁抑的神情就没从眼眸中失去过。 她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比她男人大两岁。我不好问她与G队长儿子结婚的经过,只从侧面询问她生活得如何,有什么要求。我实际是在暗示她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我可以帮助她解决。可她说,她对丈夫一家很满意,不但不嫌弃她出身不好,而且还准备把她的父母从关里农村接到这儿安家。说话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倒吃了一惊。东北农村对地主分子是很严酷的,小B的父母若远离故土到这里安家,不是更遭歧视吗?待我找到G队长后,这种担忧就显得多余了。 作者:你儿子怎么会和小B结婚? G队长:俺全家都关心小B呗。再说她家是地主成份,她爹妈都轰到乡下去了,北京也没个家。她到俺家就像到自个儿家一样,长了,就和俺小子对象了。 作者:你不嫌她成份高? G队长:嫌啥?她还能真变了天? 作者:可听说你还要帮她把她的父母都接到这里落户。 G队长:只要孩子高兴,来呗。这地界儿俺说话还管点儿用,没人敢说啥。 看来小B着实得到了G队长的保护。 对这桩婚姻我只有祝福了。但在告辞时,我依旧很仗义地对她说,有困难尽管来找我。她的眼里立即闪过一丝光芒,嗫嚅着说,她不想就这么过一辈子,那怕到大队学校当个民办教员也好。我答应她一定为她办。 小B默默地一直送我们到村外,临别时眼里已含满了泪。我知道,她是不甘心这样生活的,可对于地主子女,在当时又有哪种结局比这更好呢? 在知青办的过问下,小B不久做了大队民办教员。文革结束后,听说她到县城机械厂成了国家正式职工,还听说她父母落实政策又回到北京。她父亲的成份也改正过来,定为城市贫民。 掐指算来,她的孩子该有十九岁了,她对生活还会有新的企望吗? 

小F的命运不如小B,她插队在内蒙古呼盟的半农半牧区。开头的故事和小B一样,但她明显是被一个强壮的汉子奸污后才与这汉子结婚的。 小F没像小B那样享受到什么保护和爱抚。那个地方的男人嗜酒如命,她每夜都要侍候丈夫喝酒,若到冬天没农活儿时,便连白天也要侍候他喝。喝够了,小F便成为男人撒酒疯发泄性欲的工具。她周身是伤,挨打时的惨叫声吓死人,可没人管,那地方的老婆都这么让丈夫打。 一年冬天,小F每天从天放亮就温酒做菜侍候她男人喝酒,一直喝到深夜,然后再爬到炕上让她男人蹂躏。连着月余,小F的身体疲惫不堪。一天入夜,她实在打熬不住,仰在炕上任她男人高声呼唤再也撑不起身子。她男人咆哮如雷,蹿过去将她拖到炕下一阵恶打。她吓得周身筛糠似的抖颤,但因虚弱,连一息哀痛的声音都没有。听女人喊叫已成为她男人的一大乐趣,见她现在竟无声无息地挨打,越发恕恨,扒下她的衣服,赤身将她踹出门外。 屋外已是零下二十度,小F冻得立即失去了知觉。幸好邻居赶来,用棉被将她裹上抱进了屋。 知青们得到消息后,集合起来找小F的男人算帐。一顿拳脚后,那汉子给知青跪下了。 小F过了几天安静日子。可几天过后,她男人依然是喝,喝后依然是打。 望着家徒四壁的屋子,小F想离婚,但又不敢。她在城里没家了,就是有家,知青户口也转不回去,离了婚,这条命还不是在人家手里攥着。她男人早扬言要杀她,真要向他提出离婚,她离刀下鬼也不远了。 

小桂比小F坚强,结果也不同。 村里都传小桂和队长的儿子小友恋上了,因为一年来小桂一直住在队长家吃喝不算,还和小友一同进城买了订婚东西,照了肩挨肩的合影像。 石破天惊,在一次地区知青工作会议上,地委书记当着四百多代表的面读了小桂给他的信。细节略去,但地委书记明确说,那逼婚的场面就是一次地道的强奸。书记责令县、公社的领导立即查清此事。 东北农村一家子睡铺大炕,儿子娶了媳妇,在炕上砌起一堵二尺高的墙便算把屋分成了里外间,儿子媳妇在里,爹妈在外。夜里爹妈有什么动静,儿女没有不知道的,儿女有什么动静,爹妈说不知道也只有鬼信。 小桂在小友家睡在里屋。 一天午夜,小友从外屋炕上悄摸爬下来窜到里屋炕上,掀起小桂的被子钻了进去。小桂惊醒了,立即和小友扭成了一团。恐惧和羞愤使小桂除了喘息与低微的哀求,没有喊一声,可那响动也足以吓得猫蹿狗叫了,队长家竟没一个人醒来。其实这都是队长的计谋。 小桂没有逃脱小友欲火中烧的进攻。从此小友睡到了里屋炕上。 开始小桂认命了,可自从听到“70·26”文件,又萌生了希望。她挺鬼,打听到地区要开知青工作会议,提前给地委书记去了信。 小友被押起来。 农民不干了,一起到公社与干部论理:小桂在人家白吃白住两年都没提强奸,如今吃够住够拍屁股走了还论罪捉人,这不是地主欺负贫下中农吗?千年的规矩,吃了花了人家的就得给人家做媳妇,要不就退钱。说姑娘破了身,那是花钱买的。道理之深邃,令人瞠目结舌。 上级的批示不能不执行,农民的利益不能不维护,中国的基层干部最难当。糊涂官判糊涂案,公社权衡再三,决定开一个三十人的知青批判会,批判小友的罪行,然后帮助小桂调往它处。 批判会后,小友被押回村里监督劳动。小友的父亲是队长,小友回到队上,就像往河里摔鸭子,越罚越舒服。 小桂后来迁到大庆油田亲戚处生活,算是逃脱了恶运。 

像小B小F小桂这样最早一批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基本上是对未来生活失去信心的“黑五类”子女,并且大多数是男方用诱迫的手段将她们娶到手的。 不过,随着知青年龄渐长,回城无望,认命情绪与日俱增,与当地农民自由恋爱的事也渐渐多起来。 

这是一个极典型的与农村青年恋爱结婚的事例。 我和她的姐姐相识相敬,称她姐姐为高大姐,那么称她就是高二姐了。她的故事就是听大姐说的。 大姐家在天津,父亲是康生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最早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心血来潮,到图书馆解放前的旧报纸中找批斗对象,竟翻出一个三十年代的“反共启事”,签名者六十一个人,其中一个人正是他们的党委书记,而这六十一个人中只有这个书记没改名换姓。这个书记就是大姐的父亲。 大姐一直说她爸爸太书生气,才招来这场祸。 大姐的父母被监禁起来,大姐和弟弟妹妹也被软禁在家,出门要交待去向,回归要交待来踪。大姐忍受不了这种失去自由的生活,带着弟弟妹妹去了内蒙哲盟草原。 大姐的父亲一下失去了精神支柱。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将一瓶盐酸撒在老人的头上,这位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忍受不住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当着数百人的面,仰首挺胸走进校园的湖水里,一直走到水没头顶的地方,再也没走出来。 大姐不止一次含着泪对我说,她后悔不该在那时离开父亲。 大姐变得愈加低沉郁闷,而二姐却很开朗,或许只是一种认命的开朗,但在人们面前总让人感觉不出是个家破人亡的姑娘。 二姐说大姐理想幻想不分,而她则是个现实主义者。她最现实的行动是大胆地追求了村里一个年青的木匠。开始是偷偷的,其实村里人都嚷遍了,只瞒着大姐。 “我真傻呀,”大姐对我说,“那天下工,村里人遇见我都向我道喜,我问道什么喜?他们说,你妹妹明天办喜事呀。我骂他们缺德。他们笑着说,你才缺德呢,做姐姐的对妹妹的事一点儿不管。” “你真的一点儿不知道?”我问。 “可不真的不知道。他们把我骗了。我曾对弟弟妹妹说过,爸爸的问题没解决,谁也不许结婚。” 大姐接着给我讲: 她跑回集体户,正见二姐收拾东西,拉起她问结婚的事,二姐点了点头。 大姐哭了,抱住二姐劝她别自暴自弃。二姐趴在大姐的身上像静静的小溪一样无声地流着泪。 大姐火了,将二姐推开,骂她没良心,把爸爸都忘了。二姐任大姐骂,她说她认命了。 大姐无奈,哭够骂够了,抹干了泪又点起油灯,为二姐张罗第二天的婚事。 我见到二姐时,二姐已生过两个孩子,看到她那通红粗糙的脸庞,那一身土气的农妇衣装,我说不出是崇敬还是悲哀。我们坐在一起彼此都很沉默,我感受到沉默中的她,眉宇间埋藏着很深很深的压抑。 大姐的母亲九死一生,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女儿。当时我正和大姐在通辽师范学院学习。那天天不亮,二姐的爱人就赶着毛驴车从百里外进城接老太太。老太太是延安干部,看着女婿不说不笑的憨厚相,脸上冷莫多于喜悦。可走了一趟亲家再回到通辽市后,那脸上便都是笑容了。她说她没想到二姐家的屋子那么亮堂,没想到屋里的家具那么多那么好,没想到女婿那么老实能干。她说她放心了。 我也笑了,可心里更感到阻塞,像有一块顽石坠在胸中,吐不出,化不掉。 

保加利亚伦理学家瓦西列夫在他的《情爱论》一书中将配偶的选择标准划分为五大类二十五项,详尽之至令少男少女读后春心骤醒茅塞顿开。只可惜他的一切论述都是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对于中世纪的女人,感情世界也只有像大江上的一片落叶,无底无根,随波逐流罢了,哪有什么爱情的选择? 那么知青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未七十年代初中国年轻的城市知识分子与知识层次生活习惯相差甚远的农民结合,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倒退呢? 瓦西列夫在谈到“下层”社会集团与“上层”社会集团的男女结合时说:“这些‘下层’社会集团的男子或女子必然具有特别可贵的品质,否则很难解释……这种高攀的现象。”那么知青与农民的婚姻中,有多少农民可贵的品质可以使知青摈弃社会阶层的障碍呢? 实际上在这种婚姻中,引发情爱的生理与社会诸因素在知青一方是不存在的。 人们不会忘记闻名全国的“遇罗锦离婚案”。无论遇罗锦现在的行为怎样,她的婚姻悲剧毕竟是一个历史的影子。她在谈到嫁给第一个丈夫时说:虽然她是个右派的女儿,现行反革命的妹妹,可还得活着。 活下去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欲望。 上述知青对婚姻的抉择,实质上只为一个“活着”,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在文革中早已远远低于有着贫下中农成份的农民,她们实际上是在被农民所挑选。 我相信,有着如此遭遇的知青朋友看到我的文字一定在流泪。 我相信,从恶梦中醒来的知青一定在骂我,为什么又让她们想起那不堪回首的昨天。

五、结婚扎根

两朵蓝色的山茶开了

从冻土中挣出

为了让太阳生辉

它们却很冷 

将她们比做维纳斯神庙的圣妓是最恰当不过的。 我是说,知青和农民的结合不都是被动的。 我是说,这种结合必定要戴上一只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环。 我是说,结婚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政治目的,那人还是人吗? 我是说,这本是一种残酷,却被人虔诚地膜拜。 

她太有名了,我不能详尽介绍她。 1966年,她在文革中进行徒步革命大串联时路过这个村子。她在这儿住了几天,搞了一番社会调查。这儿生活太苦了,贫下中农根本没真正翻过身。告别时,她对村里的贫下中农激动地说,将来她一定到这儿和他们一起改变这里的面貌。 两年后她真的扛着行里来了。 我相信她绝对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献身毛泽东倡导的一种事业。令人遗憾的是,全国的舆论工具将她的行动输入了政治内容,甚至提高到“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地步。在那左倾政治狂热的年代,这种宣传立即鼓动起有着同样政治狂热的青年学生的热情,以她为榜样奔赴农村。 出乎她的意料,她处在了政治的旋涡中,不得不在农村时常做出新的举动,来维护她的知青榜样的形象。 江青有句名言,叫做“坚持农村的伟大胜利”。这句文理不通的话对知青的鼓动性极大。 下乡时,她在屋前种了棵“扎根树”。 一天老乡问她:“你要在乡下住一辈子?” “当然。” “俺不信,咋不成家?不在村里找婆家早晚要飞。” “……”她梗语了。 夜里躺在床上她才突然想到自己已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到了不能不解决婚姻问题的年龄,否则便没人相信她扎根农村的誓言。 她瞄准了一个小伙子,很快与他结了婚。 舆论界又是一阵大吹大擂。“典型”又创造了“新经验”。“结婚扎根论”诞生了。 如果她像那位为揭开黑猩猩之迷,中学毕业只身进入非洲雨林的英国姑娘珍尼·古多尔一样,默默地去,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取得成果,又默默地被世人发现,那她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就会另当别论了。可惜,她的行动还没实施便被染上了政治色彩。 她只有很累很累地活着。 

她是个天津姑娘,中等个,圆脸,从没穿过艳色的衣服,极少妩媚,也没有异性的追逐。其实她的眼睛很大,若没有草原风沙的吹打,她会很白很美。 先她下乡的同乡姑娘张勇莫名其妙地淹死了,有人说是反动牧主杀害的,但找不到这样的牧主;又有人说是救羊失足落水的,也没人做证。好在她有一本写了没几天的日记,里面有不少毫言壮语,于是被笔杆子端到报纸上,一下成了国家级的知青榜样。 人们誉她是第二个张勇,其实她比张勇的事迹多得多,日记也记得多,尤其豪言壮语,比张勇有文采多了。无论白天干活多累,睡觉前她都要在油灯下读一段毛选。她在荒漠的草原上一人扬鞭赶着几百只羊放牧。一天死了两只,为此,白天在草原,晚上在油灯下,她捧着毛选学了两天两夜,像梳虱子一样在书中找为什么会死羊的答案。她终于认识到,这是因为自己没有像贫下中牧一样更忠于毛主席。其实贫下中牧放的羊不比她死得少。 三年后她入了党,做了旗党委委员,公社副书记。 她也种过扎根树,但到了这份儿上,牧民是不敢问她婚姻大事的。哪个牧民敢讨当官的做老婆。 可她是知青的典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在向知青做经验报告时,不能不涉及到婚姻观的问题。她感到有压力,爱情和政治在心的天平中相互不断加着砝码。 终于有一天,她郑重地向组织宣布了她的择偶三条件: 1.必须是真正的贫下中牧。 2.必须是党员。 3.必须是复员军人。 政治压翻了她的心枰。不会有人说她不扎根农村了。可她还是没逃脱瓦西列夫的理论,因为她的第三个条件明显是为了和未来的丈夫在思想和生活上有更多的接近和理解。 遗憾的是,她的婚姻史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的荣誉她便消寂了。原因出自她要做一只草原上真正的鹰,像男人一样骑马飞起来。她从马上摔下来,没死,但残了。 她的肉体从马上掉下来的那一刻,她的政治生命也随之完结。她再不能参加学大寨运动,也就再不能做知青的典型。人们的挽惜声刚落,她便从草原上销声匿迹了。 

这个她生在小县城,没有像前个她那么大胆地发表宣言。 她成了知青典型后,入了党,接着又做了官。这官没实权,属委员之类荣誉性。知青做的官几乎都这么水,既是聋子的耳朵,又是花瓶,整个儿是让当权的吹他们如何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工具。但这毕竟是官。 在一次讲用会上,她讲了婚姻观,虽然是一言带过,知青办的人却听出了弦外之音。会后,他们问她是否有在农村找对象的意思。她笑而不答,可两颊浮起两片红云。 知青办立即向县委书记做了汇报。县委书记正愁本县没有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典型,听过汇报后,立即做出了反应,在公社书记汇报会议上当做一件政治任务布置给各公社书记,让他们帮助找一个与她相配的农村青年。 说来很巧,有一个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是县里学大寨先进生产队队长,他的成名是因为一句闪光的语言:粮食亩产不过长江决不结婚。与他亲近的人都知道他不谈恋爱是不想找农村老婆,可还是为他编成事迹材料吹。一直吹到省里还不罢休,要不是记者来调查看不到什么政绩,怕要吹到中央去了。 她和他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刀对鞘,鞘对刀,再合适不过。县委书记听完介绍,立即让这位介绍的公社书记把他召进城相亲。 他们是在县委招待所见面的。她很满意,而他则有些诚惶诚恐。回去后,他们便鸿书频飞,情丝不断。 半年后,县委书记亲自过问此事,将她调到他的公社做妇联主任,到任的当天,他们成了眷属。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他在洞房里亲笔写下这样一帧条幅。字很拙,可她心里甜甜的。 问题出在一年后。县委书记一句话,她到县政府做了县妇联副主任,他也跟着进城做了县团委副书记。她的同学都来祝贺她,她却突然感到失落了。 她是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才和农民结婚的,现在却又回到了城里。县委书记说,这也是党的需要。既然如此,不和农民结婚就不能当妇联主任了吗?这么着总让人有找个农民丈夫换个城里官儿的感觉。 “人家也是城里人了嘛。”她的同学说。 可在背后,她对她最好的女友说,她并不爱他。他挺虚伪,结婚后,夜里一上炕他就缠着她谈怎么进城的事。她耳朵根软,真就照他的话做了。 她说她的事业完了,青春也完了,她的感情一下没有了寄托。 

湖北的她更具典型。 她对毛主席的忠诚比之上面几个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没有那么多荣誉地位,原因是她出身不好,父亲是知识分子,属于对革命爱产生动摇一类的人,这决定了她一生的艰难。 荣誉欲是人之本性。她为了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下乡后农活儿比别人干得多,毛主席著作比别人学得多,斗私批修比别人积极得多,可一些比二流子强不了多少的人,只因出身好,一个个入了团,她依然“群众”一个。 她想不通。组织上的人说,想不通正证明党的阶级路线的正确。出身好,表现差点儿没啥,根红,蒋介石来了给绝不会做叛徒,而你就会动摇。她不服,说她在蒋介石面前也会宁死不屈。组织上的人说她动摇是家庭出身决定的,毛选中讲得明明白白,说也没用,要实际考验才行。她问怎么考验?组织上的人说,你要是真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就和贫下中农结婚,把灵魂真正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 她将这句马克思听了会气死过去的话真当做了党的教诲,主动地找了一个父亲苦大仇深现在依然穷得娶不上媳妇的贫下中农做了丈夫。她除了身体,的确再无可奉献的东西了。 她很有祥林嫂捐门槛避邪赎身的心情。当她用为毛主席革命革命献身的勇气,赤身躺到吱吱作响的床板上,望着脏兮兮的屋子和满嘴臭气扑上来的丈夫时,胸中竟升起一种神圣的感情。她觉得自己已从卑微污浊的阶级出身中脱胎出来,在无产阶级的怀抱中得到了纯洁与升华。 不幸的是,第二天一起床她就挨了顿揍,丈夫说不能惯她的懒毛病,立时就把她的神圣感情打了个粉碎。 她被打傻了,加上不会操家务,怔怔地站在堂屋中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招来丈夫更狠的揍骂。 这地方兴丈夫揍新媳妇,邻居都来看她挨揍,听说她是因为早晨不起来做家务挨打,立刻讥声四起,不到中午便有了“懒婆娘”的绰号。 她只好哭着去找组织上的人。谁料想组织上的人反批评她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 原来祥林嫂捐门槛没有赎回下地狱的罪,她为贫下中农献身也没得脱胎换骨的正果。 基督教讲原罪,人生即有罪,要把令生奉献给上帝才可升入天堂。佛教讲苦海,人生即是苦,要在世尊法修行才能普渡极乐。 她呢?生下来就注定根不红。党的阶级政策倒也给她这样的人指出了出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但众所周知,那年月出身不好的人只要没奉献出生命,是永远不会有独立人格的。 如果有机会她会献出生命,可她没有机会。她只能天天过着被强奸的夫妻生活。 一天,她偷偷跑回城里的家中。她的丈夫第二天就尾追到她家,只“操!”了一声,便将她揪出了屋。她不走,她丈夫在当街拽着她对围观的人大喊他是贫下中农,资产阶级臭小姐嫁给他还不安心改造,希望城里的无产阶级支持他,将他老婆揪回农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她呜呜地哭,围观的把街都堵满了,却无一个人出来拔刀相助。 最可怜的是她的爸爸,一开始就被女婿喊出的贫下中农成份吓昏了头,看着女儿受欺负,又恼又恨又羞又怕,捶胸顿足却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年月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兔子。 倒是她体谅父亲,怕老人家难过,抹着泪跟她丈夫又回到乡下。 直到粉碎“四人帮”,那个神灵从天上落到地下,她才醒悟到做人的个中道理。1978年她跑回城里家中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没费力便上了大学。 她丈夫又来闹,她没理他。他又到街上喊他是贫下中农,人们像看耍猴似的围着看他。 她向法院提出离婚,这又引出一场“男秦香莲”的反告官司,但几经周折还是判了。她说她做了一场恶梦,终于做完了。可对她来说,恶梦醒来还会是阳光明媚的春天吗? 

 六、贫脊土地上的爱

彩色的画框中,

浸着无言的泪。

黑色的画框中,

流着妙不可言的美。 

只要你别深思,这绝对是个轻松的故事。 但我必须隐去一切必须隐去的东西。 一个极平静的少妇抱着一个婴儿,一个极书生气的男子卸下胸前胸后吊着的两个沉甸甸的提包。咚地一声,那提包甩到地下,楼板直颤。少妇还是那么平静。从俩人一身的“国防蓝”,我断定他们是北京知青。 少妇眼睛很亮,透出一种无意识的傲气。她很疲倦,坐在那儿,一边拍孩子,一边合眼皮。男子很高很壮,但少生气,精明中含着忧郁。 与他们只是匆匆相见一面便分手了,要不是我的朋友事后告诉我关于他们的故事,我早将他们忘却了,而今则连他们这些微细的动作都犹在眼前。十六年了啊。 静和强是北京名牌中学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当红卫兵在社会上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他们相爱了。情窦初开,他们爱得挺朦胧,直到红卫兵大联合后又吹响上山下乡的号角,才感到已不可劳燕分飞了。 原因出自强。他父亲是国民党中将,战犯。正在E监狱改造,因而他是地道的“狗崽子”。生活之路窄得只有下乡这一条道。 而静,百分之百可以留在北京,因为她爸爸是这个几百万人口城市的公安局副局长,她是地道的高干子弟。 静不能不跟着强下乡,她太爱他了,她觉得他是个完美的人,形象高大英俊,内心文静聪颖,她全然不顾讲出身的政治气候和讲门第的陋俗,只把强看做一个人。她是那个年代的超现代派。 对强的看法,连静的女友都说不出什么,若除去出身,世界上的女孩子都会爱他,但就这出身,便像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将强推出社会生活之外。 据说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将国人分为四等,并且职业世袭,种姓间不许通婚,有偷吃禁果的,那生下来的孩子便被打入四等种姓之外的溅民阶层。这种贱民被歧视之深和地狱的鬼无二异,不但住不许入村,连行也要不断敲响器物,用来通告高等种姓的人躲避他们。中国除了元清两朝出现过严重的种族歧视外,以法律形式认定的种姓制度并未出现,否则秦香莲的故事也就不会问世了。奇怪的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中国却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演出了一场越来越烈的出身论,出身不好的人所受到的歧视虽然不及印度的贱民,但在学习工作生活上所受到的排斥和精神上的压抑,并不比贱民们轻松多少。 女人要是嫁给一个“狗崽子”,受罪去吧。可静爱强,她二十一岁了,能做主。 问题是静没将与强的关系告诉她的父亲。 静和强一到B省农村,便像未婚夫妻一样生活了。他们都极具理性,也都能吃苦,他们的爱情生活给集体户的知青带来不少生活的乐趣。老乡也夸他们,只要是好劳力,出身对老乡不起多少威慑作用,何况静还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弟。 荒凉贫脊的土地,单调枯涩的生活,青春勃发的年龄,无处渲泄的体能,终于使他们偷吃了禁果。事后他们很平静,周围也很平静。 回北京前,静向父亲讲明了她与强的关系。 荒唐的事发生了。孩子们的爱当成了老辈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静的父亲给静回了封信,信上不讲强怎么不好,而是讲强找静恋爱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要静警惕一个阴谋。他最有理性的一句话是:你要与强结婚,就永远别想离开农村了。 如果抛弃社会偏见不说,静的父亲有他自己的难处。强的父亲就关押在他管辖的地面上,他若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照贯例,是不能再做公安局长工作了,甚至档案上会出现“限制使用”的文字。不知有多少人曾经他的手这样处理过,这一切他比谁都清楚。 静和强还是如期回到北京。静让强在车站等着,她先回家做父亲的工作。强在北京已无家了,只有蹲车站。 静一回家就被父母关在一间房子里,任她大喊大叫。静的母亲请假在家守着静,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做静的工作。静连一句缓话都不说。 强在车站冻了一夜,买了些水果,揣揣不安地敲开静家的门。门开了,又关上了,静的母亲将强拒之门外。强只好再回去蹲车站。 第二天晨,静的母亲去敲静房间的门,没动静,打开门一看,屋里空无一人,窗户虚掩着,一根绳子吊在窗外。静顺着绳子从楼上逃跑了。 车窗外大雪纷飞,车厢内也很冷。静与强相偎在一起心暧着心。少女的幻想多于理智,而静对强的爱绝无幻想而言。车站上他们相会时,强执意要离开静,他说他想了一夜,为不拖累静,这样最好。静不像那些多情的小姑娘,哭哭泣泣的撒娇,她只一声不吭地将包袱扛到肩上往剪票口走,那不可言表的气度立时将强自卑的心稳住了,使他不得不跟着静向前走。 静和强的爱情故事很快在知青中传播开。先是北京的知青掏腰包为他们筹款办婚事,后来成了全体知青的事。男知青义务为他们盖房,那一幢三间的新瓦房就像北京饭店一样雄视着整个村子。 那天,全公社的知青集体户都派出代表来参加静和强的婚礼。跳啊,唱啊,只要是表示爱情的,什么禁歌都唱了,什么禁话都说了。荒原不乏热情,却少禁固。 可就在静和强结婚不久,几个自称省公安厅的突然派人来到他们的住处,将强以反革命罪抓了起来。 静四处奔走呼号,有如哀丝豪竹,激起了知青的愤怒,结队涌向县政府据理评说,要求放人。 原来这令人莫名其妙的案子全因B省公安厅厅长收到的一封信,这信是静父亲写的,信中说他的女儿在B省被一个战犯的儿子拉下水,做了他的妻子,这是一起明目张胆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革命案。他请求他的老战友能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办这个案子。堂而皇之的公事。其实B省公安厅的这位厅长早看出这位战友的意图,第二天便派人奔赴静与强所在的县。 在请愿知青的要求下,县革委会组织调查组与省公安厅的人一起调查此案,结果连省公安厅的人在调查材料面前都感到抓人无理。最后只好放人了事。 就在这时,北京市公安局的人也来到这里,一是看处理情况,二是调静回北京。 “我是代你爸爸来接你回北京的。”来人说。 “不,不回去。”静极冷静地回答。 “局长说,只要你回去,北京大学一开学你就可以去读书。” “不,不回去。”她还是那么冷冷地说。 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回去不久,B省公安厅的那位领导又收到静父亲的信。推测是满纸的埋怨和批评吧,公安厅又立即第二次派人处理强的案子。 这次的目的很明确:一定要让强与静离婚,理由是粉碎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入专政机关的阴谋。 强被关押起来时,静已临近分娩,没有力气为他奔走呼号了。她挣扎着到看守所看望强,强流着泪让静立即动身到K城他姐姐处生孩子。 县革委会很开明,出面制止了这荒唐的拘捕令。案子最后的处理为双方的妥协:强不予逮捕,也不能强迫离婚,但要戴上反革命帽子,在农村监督劳动。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强能有这样一个结果就算不错了。 强放出后的第二天就在村民的帮助下逃走了。到K城时,静已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从此悲哀与欢乐共存,他们一家三口过上了逃亡的生活。 女儿会叫妈妈的时候,静抱着她回到北京。静想让父亲看在外孙女的份上给他们一快安身之地。没想到老头子楞是“铁面无私”,下班后,进门便将静轰出了家。静抱着孩子凄凄哀哀地哭了一路。在火车站找到强后,三口人当夜又返回了B省。 我遇到静和强时,便是在这个时候。听朋友讲完他们的故事,我不禁也淌出了泪。悲哀的不仅是他们那令人悲哀的遭遇,更叫人潸然泪下的是这般古老的故事讲了上千年,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竟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 文革结束后,强的父亲被特赦,并做了某市的政协委员,静的父亲也早已离休,俩人彻底抛弃前嫌认了亲家。这种分久必合同样是个古老故事的主题,但愿他们的故事带有质的变化,让悲剧只留做历史的回忆。 

七、回城风

 黑色的大森林,

只要有一隙阳光,

小鹿就会奔去,

那怕撞断新茸。 

1973年,天津市委书记林乎加做了件大得人心的事:天津下乡知识青年只要出具身体有病或父母难以自理的证明,便可返回天津。消息传出,市民奔走相告,一时间,海河两岸各区安置办人满为患。 知青政策的松动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有直接的关系。文革趋于平缓,生产急待恢复,各级领导很需要做些稳定民心,纠正失误的事情。因此,林乎加刚有举动,各地便纷纷效法,知青返城风很快吹遍了全国。 平心而论,这扇返城的门开得并不大,但一千万知青犹如挤在峡谷坝后一千万立方米的江水,只要闸门有一丝的缝隙,便会迸涌而出。 小罗是山西晋北插队的知青,体壮如牛。可就为了回城,他恨起自己这身肉来。他收到在晋南插队的妹妹的来信,说她因为得了肾炎回城了。于是,小罗更恨他牛似的体魄。他想把身体毁了,像他妹妹似的病得连叫爹的劲儿都没有才好。 他带着痛苦状一连躺了三天。第三天半夜突然来了灵感,天一亮便往长途汽车站跑。回到家,他就把妹妹拉到市医院。拿到化验单后,他将小瓶递给妹妹,请她代尿一泡尿。他妹妹笑着进厕所接了一瓶尿,拿出来送到化验室一测,竟有三个加号。 小罗揣起这张化验单和医生证明,当夜赶回了晋北。一个月后,他调回了家。 小蔡是女知青,想不到那么大胆的办法,只有在“自残”上动主意。她回家探亲时,听说同院的女友得了肝炎,便成天到她房里玩儿。她常抢女友的东西吃。女友警告她注意传染,她反而抱起女友接起吻来。直到她去医院化验肝功发现异常,才停止了与女友的戏耍。小蔡周身无力,却极高兴地揣着医生证明返回了农村。她最终回了城,可肝炎也转为慢性。 这样的医生证明还是真的。而大多数则是通过请客送礼托人情开据的假证明。说它假,是因为证明上的文字全是编出来的。 只要情到礼到,既使是假证明,安置办的关是很容易过的。 穷追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越刮越烈的行贿收贿风风源,无疑是从七十年代知青返城时开始的。 作者十六年前曾与知青模范人物侯隽座谈过一次。她就知青返城一事很忧虑地谈道:“许多知青见有人回城,就动摇了扎根农村的信念,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完结了。我们并没有什么离开农村的特权,把自己看得和贫下中农不一样,实质上‘下乡镀金论’在作怪。” 其实,知青返城就像地火喷发一样,是一种必然。违背客观规律,违背民心,违背人性的事,只有疏导流畅,返原归本,才能被历史所颂扬。我没有机会再见到候隽,我想,她现在对二十年前狂热的上山下乡运动一定会有新的认识。 我们还是回到本题,窥探一下知青在这段时间里的婚姻状况。 

小P插队时,已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期,所以没去外省,在离城八十多里路的山区落了户。这股返城风刮起后,知青点的同学都回城里找门路弄证明去了。她没回去,原因是她的父母都死了,她是靠舅舅抚养长大的,舅舅家那十四平方米的房子已挤了俩大人仨半大的小子,她要回去,连搭个铺板的地方都没有,何况几个表弟都长成武夫,根本无法睡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则舅妈常给她使脸子看,使她连春节都不愿回城看看。她曾给舅舅写了封信,请他帮助调回城。不知是没收到,还是让舅妈收到撕了,一直是石沉大海。她灰心了。 巧就巧在她没回家度春节。城里安置办的春节到农村慰问知青,满公社就她一个没回城,于是,慰问品给她堆了一炕。 慰问团里一小伙子注意了小P。他姓徐,二十五岁,未婚。外号“猪八戒”,长得够丑,可心挺高,非找个漂亮媳妇不可。 小P个子很高,杏眼,朱唇,结实匀称的身子透出一股不可遏止的青春美韵。可小P不知自己是个大美人,更没想到利用自己的长相去为自己办点儿什么事。她毕竟才十八岁,心地纯了又纯。 小徐一眼看中了小P,主动找她说话。他从公社陪同那里了解到小P的家庭情况,回城后便给小P写了封求爱信。他在“我爱你”的后面写上这样一句话:“只要我们结婚,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将你调回城,安置一个好工作。”此句下加了一条波状线。 小P收信后,思忖了一夜。小徐的尊容她是领教了,以她的豆蔻年华,是从未想过嫁给这么个男人。可当她孤苦伶仃地一人躺在炕上,想到同学们走后,就她一人待在这山沟里时,禁不住胆怯起来。 她是凌晨起来给小徐回信的。她答应了小徐的求婚,但又提出了先调动后结婚的条件。 小徐看完信,欢喜若狂地连夜赶到了山里。他对惊魂未定的小P说,同意她的条件,但也要给她加一条件,否则调回城又吹灯拨蜡了怎么办。 睡一觉——照小徐的话说叫小保险。到这份儿上,小P已身不由已,任小徐将她抱到炕上,苦不堪言地蹂躏了一夜。 天亮后,诡谲的小徐搂着小P,甜蜜蜜地说:“咱们还得先结婚后调动。” 小P像被蝎子蜇了似的猛烈地悸颤了一下,呆怔须臾,挣扎着踢开被子要和小徐拼命。小徐紧紧地将她压在身下,喊着让她听他的解释。他说市里有文件,知青家庭困难的可以返城,结了婚,便有了困难的理由。办事情就容易了。 小P 明白上了小徐的圈套,可看看自己赤裸身子,是死是活也只有跟着走下去了。她先是拽过被子蒙上头哭,然后是痛骂小徐,然后是让小徐陪她到大队开结婚证明信。 小徐极能办事,与小P结婚半年就将小P调进城,在一家药剂厂做了工人。 小徐娶了个漂亮媳妇,特得意,在朋友面前增了十二分的份儿。其实,他的朋友在背地都骂他缺德。到处传他的婚姻始末。 “我嫁给了一个不要脸的爹!” 粉碎“四人帮”后,小P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但还那么娉婷婀娜。小徐则变得越发丑陋,才三十岁,却象四十多岁的人。小P每逢在街上遇到成双捉对的同学,便将小徐恨得咬牙切齿,可望着两个孩子,又没胆量离婚,只好回到家骂小徐出气。 

下面所写的小W,纯粹是小W的男友愚让我加上去的。他说,他看过初稿,如果不把他与小W这段加上去。那绝不算完整。 

我和小W也算得上是熟交。她下乡时,被称做知青第一大美人。愚是个才子,才子佳人,俩人在插队途中的火车上就开始情意缠绵,进了村,便缱绻绸缪了。 春节回京探亲,小W将愚领回了家。谁想愚拎着见面礼刚进门,W的父亲便带着另外几个千金起身而去。晚上,W的父亲告诉W他已调查好愚的家庭。愚父是特嫌,这辈子翻不过身。W要嫁给愚,甭说W的前程,连W的妹妹们都甭想入党、当兵、上学、提干。 W蒙了。可因为感情上实在离不开愚,回农村后,依旧与愚保持着恋爱关系。 W的父亲看出除非找一个代替愚的人,否则休想夺回女儿。他为W在北京到处找男朋友,可北京有点儿模样的小伙子,只要没到要饭的份上,谁也不愿将终身大事押在W身上。 W的父亲只好降低标准。他看中了本单位的司机潮。潮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还是党员,政治绝对可靠。只是潮很土气,个子高不及W,脸庞也不俊。他反复思忖,确认潮今生绝不会找到W这样漂亮的妻子,而W也不会太腻歪潮后,与潮谈了招婿的事。 潮自惭弗如,未敢应下。后来W的母亲找到潮,哭泣泣地述说W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才使潮动了恻隐之心,像张生求莺莺一样,应下了这门亲。 W的父亲给潮创造了一个出差的机会,让潮绕道到农村看望一下W。W招待了潮,招待的规格绝不比其它初识的男人多。尽管如此,潮还是被W的美貌迷住了,回北京便给W写了求爱信,信写得极拙,纯粹是农村孩子刚萌出性需求时的傻话。 恰恰这时,愚的父亲熬不住批斗,自杀死了。愚彻底跌到社会的底层。愚颇具道德家的秉性,痛苦绝望中首先想到的是W的前途。他将W叫到庄稼地,向她宣布断绝恋爱关系。W哭得死去活来。愚挺后悔,他盼着W骂他,那样,他就可以收回话,死心踏地追她。 W只是哭,没说一句反驳的话。其实,W的心底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她的爱心不能不被社会现实所震慑。嫁给愚,明摆着眼前只有一片无法穿透的黑暗。 W对生活只剩下一个与父母团聚的希企。为此,她只有嫁给潮。 W最终与潮结婚了。两年后,W调回了北京。少女的一切幻想都结束了。潮像捧着花一样捧着W;W像深潭一样静静地活着。 谁也没想到W心中的深潭会炸开,像迸溅的瀑水直泻江河。十年后,W上电大中文系,竟意外地发现写作课的主讲教师是愚。 笔者不愿再费笔墨写W的懊悔心情。由于外形的原因,W从未与潮逛过公园,可就在与愚相遇的当晚,W便约愚到钓鱼台相会,从中可见W爱情复苏的力量。 一切没有结果。愚对我说,他很想夺回W,可自从去W家见到潮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潮是个地道的农民仔,虽配不上W,但已为W付出了青春,他不能欺负老实人。他道德家的思维依然如故。 水不能倒流,W与愚只能在遗恨中度过一生。 

小P小W是知青中为了返城,不得不嫁给一个不爱的人的典型。不过,像小徐这样,乘人之危捞取美色的人毕竟是少数。欲娶知青为妻的城里人应该说大部分都像潮一样是怀着善良愿望的。从个人条件上说,他们除了有一纸城市户口外,其它均逊于女方。可是,条件所谓好的人,又有谁主动去娶知青为妻呢?一个农村加外地户口就是一扇地狱的门。 这又不能不令人想起遇罗绵在北京的第二个丈夫。遇罗绵在那个沸沸扬扬的离婚案中,起诉的理由说破了天,却没说丈夫一句有关品德的恶言,可见这个男人善良的初衷。 但这种毫无爱情的婚姻终究是不道德的。只是这种不道德的责任归究于造成这种不道德婚姻的时代。 

小N是个把爱情看做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因为长得漂亮,差点儿演了一出红颜薄命的戏,只因为她能把握自己,因而结局带有喜剧性。 一同下乡的男生没有不爱慕她的。最有资格爱她的是户长韩某,因为韩长得虽然有些猥琐,但他的父亲是县委的干部。 小N对韩某却冷若冰霜。这不单是由于韩某那显露的虚伪言表,她父亲是位老师,捱不过红卫兵的批斗,上吊死了,留下遗书一封,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教诲她今生嫁鸡嫁狗,就是不能嫁官的儿子。 韩的理想是做个政治活动家,对小N的冷淡虽有醋意,却未施颠狂。他在政治上很会虚张声势,弄假成真,借着落实“70·26”文件,先做了县委委员,不久又进县城当上了知青办主任。 韩以为有了资本,上任当天就给小N写情书。掩掩遮遮,遮遮掩掩,做婊子又想立牌坊,革命词句涂了满纸,最后还是像商人一样写道:“只要我们结合,你马上就可以到县里工作。” 这不啻更加深了小N的厌恶。 韩一方面朝小N耳朵里灌蜜,一方面寻着下手的机会得到她。他把小N的集体户树为知青模范户,常找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去慰问,肉、油、细粮免费送。到这儿学习取经的知青馋得直骂小N他们把全县知青的油水都刮去了。不知有多少次,韩来后将小N堵在屋里,逼着小N就范。遇到这光景,小N就扯开嗓子哭喊,弄得没过完官瘾的韩不得不逃之夭夭。 小N也在找关系往城里调。听说独生子女有政策可以回城,她母亲便将她两个弟弟送给姨和舅舅家,又使钱到街道办事处买出个独生子女证明,再使钱搞了张城市准迁证,一并送到小N落户的公社。 叫小N惶惑的是,准迁信函递到公社半年有余,竟没有消息。她到公社打听,公社说早已将审批表寄到县安置办。于是,她又到邮局查询。半个月后,邮局回执上写着“邮件已收”,署名者便是韩某。一切大白。 一天傍晚,韩被一位知青的父母请去吃饭,直到子夜才醉熏熏地晃回来。走到僻静处,突然蹿出一蒙面人,将一把刀子顶在了他的胸前。韩惊醒了酒,腿一软,跪在了地上。蒙面人颇有风度,只轻声唬了韩一句话,便隐身到夜幕中。 “明天把小N的关系办了!”这声音令韩毛骨悚然,惶惑了一夜。第二天,他亲自为小N办好了一切返城的手续。 至今,韩也不知道这持刀蒙面汉是谁。 

小M直到现在还被了解她底细的人骂作缺德。 她是上海姑娘,长得粉面桃花,就是粗重的农活也没改变她江南女子姣好细腻的肤色。 她从不是什么典型,也没有政治上更好的表现。她在县城里走红,全仗着她的脸庞。中国漂亮的女人大多被人在暗处骂做妖精,她也被骂过。不过,她也像所有漂亮姑娘一样,骂归骂,男人依然想接近她。县里几次组织宣传队,都将她挑去做演员,遗憾的是,她没有一付好嗓子,也没有跳舞的天赋。她就是漂亮。县里的官都认识她,叫她叫得特甜。 县革委会姚副主任先下手认小M做了干女儿,几乎每半个月就派车将小M接到城里玩几天。姚付主任倒不是有什么邪心,他是为儿子。他儿子是个驼背,既使他的地位也平衡不了姑娘对他儿子的厌恶。 小M叫“爸爸,妈妈”的声音脆得令姚副主任夫妇心醉。小M给姚副主任儿子织的毛衣虽不得体,却叫他驼背儿子夜夜睡不着觉。 1974年,小M二十岁生日时,姚夫人向干女儿提出了与她儿子结婚的事,小M羞着告诉姚夫人,让她去求干爸,以当她政府名义给上海发函,先将她“病退”回去再结婚。姚夫人吓了一跳,做买卖似的说,要先结婚后办病退。小M说,政策上没有结了婚还可回上海这一条。她让姚夫人放心,姚家对她这么好,她不会忘恩负义的。她还许愿,等他们退休了,便把他们接到上海享福。 姚副主任听过姚夫人的汇报,对小M的话将信将疑,可还是抵不住儿子去上海生活的诱惑。 办这种事不需要姚副主任跑路。他向知青办打声招呼,知青办便与上海频繁地联系上了。 半年后,一张准迁证到了小M的手里。姚夫人立即与小M商量结婚的事。小M痛快地答应下来,一边办各种迁移关系,一边与姚的儿子上街买结婚的东西。 就在准备登记的前天晚上,姚家突然发现小M失踪了。小M的一切物品都整齐地摆在屋里,连姚副主任送的罗马表也留在桌子上。姚夫人鸡炸窝似的,急得要给公安局打电话找人。还是姚副主任清醒,叫她不要声张。 小M确实是只揣着准迁证明、户口卡上的火车。她感到一场戏终于演完了。 姚夫人忍不下这口气,当她得到小M回上海确切的消息后,立即给小M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写了封告状信。 事情算是捅出来了。不过,小M也有话,她说那个姚副主任对她早有不轨行为,就是他儿子不是驼背,她也不能做他的儿媳,否则,她算什么呢? 

为回城,小N唆人持刀相胁,小M以少女之身假言相骗,她们的行为是多么有悖于道德。可在那法律遭践踏,人的尊严遭践踏的畸形年代里,一个弱女子又如何能用正当的手段去摆脱畸形的命运?不道德的到底是那一方呢?不过,从这两个事例中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空喊道德,只会让不道德的人为所欲为。十九世纪末,车尔尼雪夫斯基痛心俄罗斯帝国的腐败,竭力召唤道德的力量,向公民们疾呼:“反抗诱惑吧,那样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做出高尚的行为。”他的呐喊可谓振聋发聩了,可沙皇依然纸醉金迷彼得堡。今日如斯,要求小N小M们遵循雷锋时代的道德,是多么无力。穷原竟委,她们的行为只不过是社会造成的,为生存而生发的非理性的反抗而已。 

八、离合两维难

嫦娥飘然飞去,

因为她的根在天上。

羿只有引项哀伤,

因为他的根在大地。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政府停止上山下乡。 1980年,政府允许在农村务农的知青返城。 1985年,北京市政府发出通知:在外地参加工作的原北京知青,凡未婚或已婚有一方在京的,均可迁入北京市。不久,又允许外地已婚的原北京知青有一子女迁入北京落户,以保证他们老后可以回家乡颐养天年。 于是,各地纷纷效法。上山下乡运动终于成为了历史。 千百万知青从心里感激邓小平,许多知青接到返城通知后,流着泪高呼着“邓青天”。 遗憾的是,在落实知青政策的过程中都躲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知青的配偶是农民,知青回城了,他的配偶怎么办?负责解释政策的人否认可以享受知青待遇。这等于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要么放弃回城的要求,要么过两地分居的生活。这种分居很可能是永无希望的等待。 这部分知青不得不继续面对命运的挑战。他们的面前实质上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与配偶离婚,付出感情的代价,换来后半生物质生活的宽裕;或者与配偶生活下去,艰难地跋涉终生。无论做何选择,心上都会有一道淌血的刀痕。 

1968年底,三十个十八岁的女中学生来到山西的一个村子插队。半年后,有十个姑娘嫁给了农民。 托翁普照人类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不会遗漏这十个女子的。那么,她们境况是什么呢?做为实录,我写下她们其中三位的自述。 之一:刘淑梅 你问我为什么跟农民结婚?扎根干革命呗。其实,下乡时根本没想过和他们结婚,可事儿到那儿啦,也就身不由已了。 我那位的爹是生产队长,是他把我领到他家的。他说青年点太苦,住在他家能更好的接受再教育。屁,那教育没好的。他家有一小子。姑娘一到十八就发乱,在一条炕上大男大女的能不出事吗?这都是他爹的主意。 那事出了不久,我们就结婚了。结了婚就后悔。后悔什么?不是嫌他穷,是没话说。光剩下夫妻间那点儿事,在土炕上滚一个月就腻歪了。 和他绝情出在生孩子上。我生了个女孩子。我想,这下可有个安慰了,谁知只三天就死了。那土屋子又脏又黑,卫生那么差,能不生病吗?我抱着孩子哭。他妈死缺德,说孩子不满七天死了不能走门,他便听他妈的话,硬将孩子从我怀里抢走,从窗户扔出去埋了。 我哭了两天两夜,就这么得了精神病。同学们把我送回娘家看病。那段日子只要在街上看见孩子就哭就喊。整整病了十年,把婆家娘家都折腾光了。 你问现在病怎样?早好利索了。问他?离了。怎么离的?唉。 我刚得到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就跑回了婆家。我男人听说我要走,扑通跪在了地下,三十多岁的男子呜呜地哭。他求我别走。他说为给我治病,家里穷得除了破被子就是铁锅,我要走了,他这辈子就甭想再有个家。我看着四壁空空的屋子,鼻子直发酸。就在我忍不住要掉眼泪的空,他妈插上来冲我喊;走不拦着,可得生个孩子走。我在她眼里就是只会下仔的畜牲!我眼泪没了,我只有恨。可我不会像十多年前那么傻,我得让他们随着我转。我哄他们让他们放我走,说等我在城里立下户,再帮他们都迁到城里去。我没提离婚,要提了,我非进棺材不可。 我挺顺利地回到城里。然后就是离婚。在法庭上我不敢看我男人,他好像傻了。唉,这怨谁?怨我吗?再让我回到那又黑又脏的土屋里挨他妈骂? 之二:王芳。 我是十个人里最早结婚的。我的老刘一样,刚下乡时没房子,都分到老乡家住,住着住着就和那位有了感情。县委书记来村里视察,对我说,你要是和农民结婚,我多忙也来参加你的婚礼。还有什么说的,结婚扎根干革命吧。 结过婚才知道跌进了火坑。甭说干革命,连做个自立的人都难。 事也出在生孩子上。那是个男孩子,都快一个月了,不知怎么就抽疯死了。这不算完,他妈,那凶老太太不让我退奶,说我奶水好,让我……(她抽泣起来)让我给人家缺奶的孩子喂奶。喂一次能挣……两毛钱。她把我当奶妈使。我不干。可我动不了,成天吃人家喝人家,不干怎么行? 我麻木了,像个死人似的成天坐在炕上,等着那老不死的领着不知什么地方的没奶的女人抱着孩子来。接过人家的孩子一边喂,一边把眼泪往心里咽。唉,我还是人吗? 还是说说离婚的事吧。 我第三个儿子长到三岁时,传来务农的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可有一条件,必须得是独身。我的心立时活份起来。要想回到爹妈身边去,就只有离婚。对这个家我没什么可留恋的,可一瞅俩儿子,又犯愁了。叫我丢下他们走,真比剜掉心头肉还疼。可我还是抵不住回城和爹妈团聚的愿望。再说我也穷怕苦怕了。城里的生活太诱人。我向他提出离婚的事,他不同意。他当然不会同意,我呢,也当然不会硬碰硬的和他上法院。我也像老刘那么哄他,对他说,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我们离婚后,我就可以回城,然后再复婚,然后再把儿子和他办成城镇户口,一辈子离开农村。他说,如果我骗他,就别想要儿子,我说,为了要儿子也不会骗他,这么着我们离了。 我办回城里不久,他带着孩子跑了上千里路来看我。儿子见我就哭了,我也哭成了泪人。他要和我复婚。我挺爽快地告诉他,那是骗他的。他气得带孩子要走,我早让家里人把孩子藏起来。于是又闹到法院。最后,小的判给我,大的判给他,送老大上火车时,那孩子哭得真惨呀。我对不起他,我总有一天还得把他找加来。 之三:杨艳。 那段婚姻都怨我,到现在我也这么看。 我在青年点总吃不饱。一天,妇女队长见我无精打采的样子,就拉我到她家吃饭。她一下给我煮了六个鸡蛋。看着这六个鸡蛋,我竟哇地哭了。她劝我搬到她家来住,我就来了。 她家有一小子,挺老实。可那天夜里他不老实起来,就出了那种事。不知怎的我没挡他。你问他爹妈知道不?能不知道吗,都在一铺炕上睡。唉,回想起来,就为六个鸡蛋把自己卖了,有多贱!我才十八呀! 后来,我带他回娘家。那份儿惨!人家瞧他那土劲儿,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卖给人家了。到这时我才察觉出来,我俩不用说思想,就连生活习惯也隔着一重山。回到乡下,我就一人搬到低矮的厢房里住下,想和他离婚。他们一家人都那么老实,哄我,求我,让我回心转意。我知道对不起他们,常一人躺在屋里哭。 我不能再卖自己了,铁心拖下去。就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熬了十年。 政府允许知青回城的消息他比我知道的早,当我向他提出分手时,他知道再也留不住我,立时应允了我。我的心口感到多年来未有的轻松,但很快又沉重起来。我发觉他老了,我发觉他承受的感情压力比我还要大,我发觉他是个好人,我发觉良心的谴责搅痛了我的心。唉,如果他也是城里人,也受过同我一样的教育,他该是一个多好的丈夫。 临回城的那天夜里,我把他留在了厢房。 

毋庸赘言,这几位已进中年的知青当年被呼喊着革命辞藻的浪潮席卷着与农民结合,十余年后,又倚重法律与农民离婚,这之中的变化确有跨时代的意义。虽然她们都含着刻骨的痛苦去继续人生,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力量终究战胜了愚昧。无论她或他,在没有爱情的婚姻解除之后,相互都有了重新创造新生活的机会。 毋庸赘言,这几位知青的离婚案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她们无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痛骂她们道德沦丧的有之,同情她们勇于冲破封建罗网的有之。笔者不再去评述孰是孰非,剖析婚姻观不是本文的目的。笔者只想再从下面两位知青坚守与农民婚姻的自述中给读者一个思考的天地。 

之一,李杭,男知青。 我不能和她离,我是男子汉,和那些女的不同,她们嫁给农民立时成了三孙子。她听我的,她要和我犯刺,她爹也不答应。再说她家对我有恩,我不能没良心。 文革时我属于狗崽子范畴的,集体户出身好的都走了,最后就留下我一个人。下工回到那冷冰冰的屋子里,不想别的,就想死。就在这时,她爸亲近上我,隔三岔五请我到她家吃饭。她家没儿子。一天,她爸喝过几盅酒后对我说,你做我女婿吧。我哆嗦着告诉他没钱娶老婆。她爸笑了,说就看中我没钱。倒插门,女婿加儿子,怎样?我当时就哭了,没想到世上还有人对我这么好。 糟糠之妻不下堂,您说我能和她离吗? 问我还想回北京吗?这不明摆着的,谁不想和爹妈一块儿生活,我有四个孩子,落实政策后我到县城工作,有两个大的吃了粮本,可她和两个小的还是农业户。就这家庭状况,在北京还能有活路。在县城好混。我把他们娘儿四个接到城里,给她找了个扫大街的活儿,三餐吃饱饭算是没问题了。 问我现在生活怎样?就是活着。我和她快十年没穿新衣服了,都可着孩子穿。每个孩子有一身没补丁的衣服,放学回家就让他们换上旧的。孩子们说同学笑他们“啃一身”,闹着做新的。现在的衣服贵成什么样您还不清楚?一个孩子做一身,四身衣服一月工资就没了,还得吃得喝呢。说到吃,不怕您笑话,除了过年过节吃顿肉,平日里就是土豆熬白菜加大葱蘸大酱。 让她做买卖?本儿呢?我不想在老乡面前述苦,唉,实话说了吧,她病了,肾炎。住院两个月拉几千快钱的饥荒,还没看好。大夫让转到省里看,她却连县医院都不愿住,哭着要回家,说为了孩子不能再把钱往无底洞里扔。我也哭了,到省里看病少说又得花几千,这笔钱人家敢借我也不敢伸手呀,我只能将她接回家养。现在,我一月百十块钱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一病人,除了吃饱肚子,干不了别的。饥荒越拉越多,只有让孩子们大了还了。 

之二,郝秀芝,女知青。 你写吧,我想让你写写我。 我好强,下乡只半年就成了知青典型。我不是吹出来的,我是全县第一个女子积肥员,挑着百十多斤的粪桶,肩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身上的臭味儿,熏得同学们不看着我换下衣服不让我进屋。 我入了党,后来又做了大队副书记。那年知青中刮起结婚扎根论,县里要培养一个与农民结婚的典型,便找到了我。开始听到领导这么对我说,我直发蒙。说心里话,我并不想在农村待一辈子,可那位领导给我上纲上线,说这是党在考验我,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临走很严厉地说,这个典型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党需要我做这样的抉择,并且要求我在下次知青大会上就要向全县知青表态。 我矛盾极了。我不想说假话,但一想到这是党的需要,最后还是点头了。 他们给我介绍了个未婚夫,叫张绍文,人挺老实,可我爱不起来。一个姑娘的终身呀,就这么凑合了,我不甘心。我用乘年轻多干革命工作为借口,拖着不结婚。 四年过去了,知青回城走得差不多了。一天,煤矿来县里招工,我忍不住找到公社书记,提出要走。书记说,你不是要扎根吗?再说还有绍文,人家等了你四年,总得有良心。我铁心了,昂起头说,知青都走光了,也用不着我这个典型了。至于绍文,只要放我走,我立即和他结婚。 唉,既然铁心要走。干嘛还要套上这个枷锁呢?结婚与进厂,这总让人觉得有等价交换的商人味儿。不过,那时我的确是从良心的角度嫁给绍文的。我没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强加给我的婚姻会像十字架一样压在我的身上。 结婚后,我在矿上工作,绍文仍然在家种地。一年后,我们有了孩子。我在婆家休完产假便拖着虚弱的身子将孩子抱到矿上上班。在矿上,我又忙工作又忙孩子,吃不好睡不好,不知昏倒过多少次。每当夜深,我就感到说不出的孤独。我真希望绍文来帮我。可他真来矿上,不用说没工作,就是粮食也没地方供给。 孩子三岁时,绍文来了,是带着病来的。他得了肝炎,脸色黄得吓人。我立即将他送到医院,他没有工作,更没有公费医疗,一个月过去,花尽了我几年的积蓄。绍文不敢再在医院住下去,偷偷跑回我的宿舍。我拉他回医院,他苦求我答应他在家养,怎么养?肝炎要吃好的补品,可我一日百十元钱工资除去吃、穿,再为绍文看病,买高价粮,还能有多少钱为他买营养品?整整三年我没吃过一口肉一个鸡蛋。每星期买一点点肉算是改善伙食,我只能看着绍文和孩子吃。 这些年我们全家没做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我那宝贝孩子最喜欢的两件衣服竟是同志的孩子穿小了送给她的。绍文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也常落泪。他说他后悔当初和我结婚,把我坑了。 我决心彻底解决绍文的问题。我先找矿上请他们解决一下绍文户口问题,或给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矿上说我工龄不够,要二十五年才行。没有户口,工作也就无从谈起,有那么多待业青年还没工作呢。我只好回到插队的县,找那位让我和农民结婚的领导。这位领导离休了,他承认当年办了件愚事,可又说那是极左路线逼的,县里不找个和农民结婚的知青典型,上级追究下来吃不消。现在他没权了,只能帮我写个条,找找现时当政的县太爷。那位县长我认识,是过去的县委秘书。他见条后,让我等几天,他去找有关部门商量一下再告我结果。结果呢?三天后,他苦涩着脸告我,有关部门翻过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文件,均没有能给绍文转成城镇户口的条文,这事无法办了。听后,我真想扇这县长一嘴巴。 没有任何人来承担造成这场悲剧的责任,难道只让我一个弱女子来承担吗? 

尽管因为篇幅的限制,笔者对原始采访记录整理压缩得只剩下经络骨骼,但在撰写时,依然泪盈稿纸。不用再评述,我相信读者已做出公正的裁决。 借用郝秀芝的话做为此章的结尾吧:“痛苦我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忍受的是找不到造成这场痛苦的责任者。” 

九、往事何时了

秋风吹得霜叶醉人,

醉人的霜叶却依旧喜爱春风。

本文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因为再按时间顺序写下去,知青婚姻问题已不复存在。可笔者自信,已进入中年的知青朋友是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整整一代在婚姻问题上痛苦的经历,几乎无不与当年上山下乡有关。 八十年代中叶的大男大女几乎都做过知青,他们熬到回城,甚至为夺回失去的青春熬到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当他们从恶梦中醒来,突然发现青丝已生白发,眼尾已刻鱼纹,不但心中的白马王子或窈窕淑女难求,既使是相敬相知的配偶也难寻。他们惊呼:“一代人的爱情活活的‘轮空’了!” 这种轮空现象在女知青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男知青回城后,凭借性别优势,可以找到比自己小五岁,甚至十岁的妻子,这导致了女知青回城后,择偶的机会更少。 X君是二十六岁时调回北京的。她总以为自己是十六岁的年龄,那个白马王子依旧飘浮在她的脑际。她长得很美,自视特高,据她说风靡北京的“择偶三要素”就是从她这儿传开的。身材要高,肤色要白,脸庞要俊,结果不但吓退了为她张罗的介绍人,连同龄青年都躲得远远的,而比她年龄小的绝不追她。中国的男子汉把娶比自己大的女人视为无能。熬到三十岁,做母亲的愁了,到婚姻介绍所为她找对象,仍旧没有够条件的。她只好降低条件,只求家庭好,有住房。于是,她和一个不及她高,肤色黝黑,面目丑陋的大学教师闪电式地结了婚。现在,她总不停地对同志哀叹,说如果不是下乡耽误了她,她绝不会找这样的丈夫。 Y君做为教授的女儿,不但文静高雅,而且自尊心极强。她是1977年回城的,1978年考上大学。母亲让她在同班同学中找一个对象。她说男生就一个没结婚,她实在爱不上他。大学毕业后,她已是三十四的年龄。她仍不向任何关心她婚姻的人提择偶条件,她的文化层次使她只能追求心的结合,她的婚姻观使她只能默默地等待他的出现。终于有一天,她明白自己已属于轮空的一代人。现在,她出国留学了,临行时对朋友说,她还要等,绝不违拗心意,那怕独居一生。 Z君不甘心乖舛的命运。她开始和Y君一样,默默地等待爱的降临,直到在医学院读完研究生,才醒悟到这样的等待有如缘木求鱼,永远不会有奇迹发生。她只有另辟蹊径。毕业后她分配到某医院,不久便瞄上了一位主任医师。她知道这位主任医师有妻子,且长她十岁,她铁了心要做第三者。她说:这是逼的,既然社会夺走了她爱的权利,她就应毫不退缩地嘲弄社会,将爱再夺回来。在这场争夺战中,她的年龄有绝对的优势。她成功了,但一个家庭也解体了。 女知青回城后的婚姻无外乎以上诸君的三种结局。无论何种结局都包含着不幸。当然,知青中也有少数幸运者,但幸运者的欢笑绝掩饰不了不幸者的泪水。 有材料说,女方插足他人婚姻的案件中,当年做过知青的占有很大比重。 男知青虽多有凑和的婚姻,但独居者寡。 女人是弱者,女知青更是弱者,她们的确比男知青更加艰辛困厄。这就是笔者为什么将笔触更多地伸向她们的原因。 写到此处,笔者不能不接叙第二章中那些受污辱的女知青回城后的命运。她们的心房早已锁闭,无论是独身还是下嫁,痛苦关在心房内,世人是难以探秘的,笔者也只能从友朋的口中索觅她们的心路。 

孤独者A: 小杨是被干部奸污后怀孕的,她挺着肚子步履蹒跚了,那干部才被告发。县知青办通知她父母接她回家生孩子。她家是书香门弟,虽然老俩口被打倒在地,仍面子十足,拒不让她回来生,县知青办只好到处打听没孩子的孤寡老人,最后找定一个四十六、七岁没有后的农民。 按照人家的要求,小杨是夜里用马车拉走的。那天是阴天,她辨不清东南西北,天亮赶到这人家时,她已被颠簸得五脏俱裂。她呻吟着躺在土炕上,直到坐完月子,再没出过这屋。那是个女孩,白白胖胖的,把那户人家喜得不行。她听到外屋邻居说,这孩子长大了,准又是个大美人。她不想给了,想自己养活,再苦再难也认了。她向人家说,人家根本不理她。满月后的一天夜里,她喝过这家女主人端上来的一碗麦乳精后,便昏睡过去。醒来时,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装满羊草的马车上。身边孩子没了。她知道受骗了,世界立即变得一片漆黑。她号啕着呼唤女儿,跪着求车老板告诉她孩子生在何村。车老板只用鞭响回答她。 她是以病退的名义返城的。后来她上了师范院校,后来做了小学教员,再后来她父母平反了,她也变成了一个成熟、冷艳、高傲的女人。可她不敢谈恋爱,她怕男人知道她的经历,她怕因此而向男人卑躬屈膝。她变成了一个只为保护自己的高贵而活着人。其实,她的心比谁都虚弱。 十五年后,她又踏上了这块使她受辱的土地,她要找回女儿,拿着大把的票子在她插队的村到处打听女儿的下落。出她意料,金钱也未使村里人告诉她详情。她只好回到县城打听。当年主管这事的是个下放干部,早调回省城了。于是她又赶到省城。结果,那个下放干部离休后,已病死了。她听到后,心力交瘁,顿时晕倒在地。 她说她还要去找女儿,下次去不能傻找,要诉讼法律。可了解她的朋友说,她不会大动干戈的,除非甘心情愿垂下她那颗高傲的头。 孤独者B: 梅子是我到一个朋友处,在食堂吃午饭时认识的。她穿着一身蓝布工衣,弓着腰,不细看会以为有四十五、六岁,其实只三十八岁。她长得很白,杏眼,淡漠中仍可想见当年的丰姿。 “这是作家。”朋友吹我。 她极平淡地一笑算作答,然后匆匆离去。 “你不是要写知青婚姻的报告文学吗?写写她吧,一大故事。” “那你讲。” ——我和她在一公社插队,她的事我全知道,要不我一召她,她怎么就过来?二十年前,她是全县第一大美人,外号白牡丹。这是玩儿闹们给起的。下乡头一年她和贫下中农过革命化春节没回家。集体户就她一个人,三十晚上活活的让队干部糟蹋了。那小子后来被严惩了,她这朵白牡丹也蔫了。她恨透了男人。 刚进厂那年她才三十岁。那时大男也多,见她长得漂亮,一窝蜂地追上去。我也去了。结果她连句客气话都没说,便一个个赶了出去。 她是个少见的怪女人。厂里照顾她,给她单独一人分配间宿舍。那屋子不许任何男人进,算是看得起我,曾经开着门和我说过几句话,其它男人既使摸一下门把手,她都瞪眼睛。据进过她屋的女工讲,她为了不待客,屋里没放一把椅子;床收拾得特有女人味儿,可地下却从不打扫,走路稍用力便起尘土。她不上澡堂洗澡,甚至公厕内有一个人她都不进。厂里都传言她是个“石女”,厂医为她避谣,说她为梅子检查过妇科,一切正常。 还有人追她吗? 谁愿意娶这样的女人?一点儿女人味儿都没有。不过,她不在乎。 我看她是在逃避,逃避一切可能引起她恐怖回忆的红尘俗尚。她只能躲进布满灰尘的闺房。 要是二十年前没有上山下乡这回事呢?她到底是个美人呀。 

中国是个极善造神的国家,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动荡都会造出众多个神,无论是真龙天子还是混世魔王,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产物。对于历史,神与造神者都有责任。 可做为神案上的知青,付出的毕竟太多太多了。没有谁能够补偿,甚至历史也只能告诉他们,这样的牺牲,人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场悲剧的背后是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封建。 

 

(声明:为维护文内所涉及人的权益,本文在姓名及地址上均做了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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