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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知青患精神病 其兄称"让他自生自灭"

时间:2014-07-07 23:12:48  来源:孙俊彬  作者: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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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导读:戴志坤则一直念念不忘要给上海的家里汇钱,可他不清楚信封上的地址该写哪里。2010年医院带戴志坤去上海参观世博会时,曾试图联系他的家人,他们通过他在连队的一个同学联系到了戴志坤的哥哥,对方却说“让他自生自灭吧”。

  在大众印象中,“上山下乡”、“北大荒”都属于尘封的历史,但在黑龙江佳木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至今仍住着50多位南腔北调的老知青,大多年过花甲的他们都患有精神病。当年席卷全国的运动将他们送到北大荒,运动终结后的历史回潮却没有将他们带回家乡。曾经的超负荷劳动和精神创伤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这所专为他们开设的安养中心,他们彼此陪伴,却又相顾无言。

  午后的阳光照在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知青科208室,62岁的徐福宝守在大他3岁的关金涛旁,两人的右手都因疾病而不断颤抖。

  “躺着,我知道你难受,我也难受”,徐福宝指着挣扎起身的关金涛说。此时,关金涛突发脑血栓,四肢无法活动,满脸涨红。护士们跑去办公室,叫来科室主任。科室主任立即打电话告知关金涛远在北京的姐姐,对方表示可能无法前来,但同意医院采取一切保救措施。

  40多年前,徐福宝和关金涛各自登上从杭州和北京开出的列车,列车开往同一个目的地———北大荒。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运动浪潮过去,列车载着千千万万知青返城时,他们却可能要在北大荒度过余生。

  位于佳木斯市郊的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知青科(也称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住着50多名患有精神病的老知青,其中的许多人已届古稀之年,从他们南腔北调的口音里还能清楚地辨别他们各自的家乡,但更多时候,他们都只用最简单的肢体语言进行沟通。

  记忆里的“刺点”

现在的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院长黄春光还记得,年少时他的许多邻居都曾下乡当知青。“肯定受过很多苦,遭过很多罪”,但关于知青精神病的发病原因,他认为不完全是外部因素,“跟遗传和自身心理承受力,还有母孕期胎儿受到病毒感染等等因素有关”。

  知青科主任吴斌长期从事精神病的防范和治疗工作。在他看来,知青的精神病发病率在当时属正常偏高一点的水平(根据卫生部的流行病学统计,我国的重性精神病发病率约为1‰- 1.5‰)。当时黑龙江农垦总局系统内有近100万人,其中知青大约55万。2008年,黑龙江垦区残疾人联合会调查称,垦区共有精神病人18500人,有9000多生活窘困的重度精神残疾人需要照管。其中已经死去和返城的知青精神病患者无法统计。

  回不去的家乡

  在郜青(化名)床头,一张他16岁的照片日夜陪伴在他身边。枕头下,已经打包的行李一直搁着。“我明天就回上海,我儿子来接我”,然而第二天,郜青还是呆呆地坐在床沿,倔强地望着窗外。郜青来自北京,1964年来到852农场,是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无线电专业一名学生。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时代浪潮顷刻间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回撤,而一些人却像掉队的大雁一样,在辽阔的黑土地上空哀鸣。

  据统计,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大约2万人,其中大多数在这里成家。而据黑龙江农垦总局残联2006年的统计,仍留守的知青精神病患者近300人。事实上,许多知青精神病患者并非没有机会返城,在那时,疾病反而是返城的转机(甚至当时有不少人借用他人尿液假称病申请返城)。但是家属接收照顾、户籍问题(包括医保问题)可能比返城申请书上的印章更为沉重。“在知青科的老知青,过半已经跟家属失去联系”,吴斌说。

  1969年,当时正读初二的杭州知青方晓媛揣着奶奶做的一大罐竹笋焖猪肉坐上开往北大荒的列车时,她从未想到余生可能将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

  方晓媛的弟弟方同信现在生活在诸暨,已4年未见到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事实上,从小到大姐弟俩就没见过几次面。方晓媛由奶奶带大。1980年,方晓媛嫁给了当知青时同一个农场的一名男知青。1982年,丈夫丢下方晓媛母女,跑到台湾投奔曾是国民党军官的父亲。在这之后,方晓媛出现了精神分裂。2009年,方晓媛被家人送到了知青科。

  方同信说,1997年姐夫曾带女儿去过他家一趟,说要将女儿托付给他。但后来他们的女儿死了,姐夫就再没找过他。方同信一直不敢将外甥女去世的消息告诉姐姐。方晓媛总是笑着告诉别人自己的婆婆在台湾,儿女在外面。对于接她出院照料,方同信显得犹豫,“医院说出来后(精神病)可能复发,我们也没太多时间照顾她”。

  戴志坤则一直念念不忘要给上海的家里汇钱,可他不清楚信封上的地址该写哪里。2010年医院带戴志坤去上海参观世博会时,曾试图联系他的家人,他们通过他在连队的一个同学联系到了戴志坤的哥哥,对方却说“让他自生自灭吧”。

  “反哺”知青,给他们最后的家

  1997年,时任黑龙江农垦总局残联主席的董兴业开始关注精神病患者的状况,他最想改变的是目前我国精神病人治疗服务的一元化问题。他所设想的精神病治疗机构应该多元化,“集康复、安养和治疗为一体。”

  此时,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院长黄春光跟董兴业提起了知青中的精神病患者。董兴业决定通过解决知青这一群体的问题,建立一个新型的康复机构。2006年6月,董兴业正式开始统计知青精神病患者的数字,当时统计到的数字是207人。

  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在佳木斯落成。盖楼的钱由农垦总局出的,医药费则来自知青们的医保。

  跟董兴业的精神病治疗创新理想不同,黄春光的作为源于他的“知青情结”。“1977年去北京的时候,借住在连队的一位知青家,屋子小,晚上他爸爸和哥哥挪出去搭棚睡,把床腾给我”。1979年知青返城时,黄春光是医生,为帮助知青返城开过不实的诊断书。多年以后,他在他带领的医院成立了知青安养中心。“我这辈子跟知青有缘分,也算是感恩吧”,黄春光笑着说。

  在安养中心,护士们称知青患者为“安养员”。知青科主任吴斌说,“我没完全把他们当成病人,因为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就觉得跟自己的那些朋友或者跟自己的一些亲戚亲属在交流在接触一样。”在吴斌看来,自己所做的事情更多带着一种“反哺”的情结。作为支边青年的儿子,吴斌自小就跟知青有关系。“我受过知青的教育,知青当过我的老师,领导”。

  “安养员”们每天早上能喝到一杯来自于医院附近的康复基地的新鲜牛奶,康复基地养殖了奶牛、梅花鹿、猪、鱼,种植了玉米、大豆、蔬菜等农作物。这些都由患者自己承担农务,农产品也会回供给医院。

  医院希望通过组织部分有劳动能力的患者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为他们将来回归社会打下基础。

  “不能把他们关在铁笼里,他们的治疗应该是流动的,不应该是封闭的。”董兴业说。这正是董兴业为老知青所设想的“家”,“应该建立的是一个养老中心,而不是精神病院”。

  女科室护士长张凤英觉得自己更像个幼儿园园长。在女科室,62岁的王金香无论吃饭或者回房睡觉都要拉着天津知青安俊芹的手,有时会把头靠在她肩膀上撒娇,有时会抱怨吃饭没叫她。而安俊芹其实比她小一岁。张凤英说,“很多人的记忆停留在某个事情上,有些停留在十几岁甚至童年时期”。

  而在男科室,徐福宝是3名老知青的保姆。医院鼓励安养员之间的互助,同时也锻炼他们的社会能力。“王勇(音)、尚善哺(音)、黎少波(音)、崔玉芝(音)、李大嘴(音),都死了”,徐福宝掰着手指念出这些名字,这些人死前都是他在照顾。

  这些身在异乡的老人们目光静滞,镇定剂让他们平静迟缓。经历了数十年的命运起伏后,他们靠最简单的情感互相陪伴着走完最后一程(完)

  半个世纪以来,三江平原这片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上,流淌过了不同时代的集体记忆。外来者对于知青精神病患者这个特殊群体感到好奇,人们试图从这些老人的口里探出记忆里的那个“刺点”。但他们的记忆都已支离破碎,又或者已被完全尘封。

  对于张彦地来说,记忆里的那个“刺点”就模糊不清。

  知青科的小厨房里,57岁的张彦地1.8米的身材引人注目。他总系着厨房围裙,似乎每天有洗不完的碗筷。人们不会知道眼前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年轻时曾是个脾气暴躁的“军二代”。

  1974年张彦地高中毕业,他的父亲时任金华8316部队的团参谋长,并没给刚毕业的儿子安排工作。张父至今也不确知,这是否父子关系不和的开始。

  张彦地却还记得,那年的11月,列车到达北大荒时,大雪纷纷。

  起初张彦地被安排在农工班干活,给拖拉机加油,后来又被调去当机务工。70年代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返城,张彦地当时因下乡不满2年,返城上大学的申请被驳回。张父记得那年儿子回家时举动怪异,他把父亲的东西搜了个遍,并一一登记。

  1978年,张父被调到饶河农场当副厂长,张彦地被调到机关工作。后来他考农垦总局的财经专科学校机修班。张父回忆,张彦地当时开始上课,后来又被送回农场。就在这一年,张彦地开始“犯病”。他当时的女朋友去农场看他,后来听说他精神有问题,两人不欢而散。1979年,张彦地被送到精神病院,住了4个月。1993年,张彦地又被送到汤原精神病院。与他同时住院的山东知青韩玉庆回忆,“他不跟人说话,病得挺重的样子,跟个木头人似的”。在汤原的4年里,父亲一直没有去看过他。2009年,张彦地被父亲送来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

  张彦地将自己“犯病”归咎于家庭关系,称自己看不惯家人回农场后的军队官僚作风,不过他也承认自己年轻时脾气不好。一次,父子在农场争吵时,他一拳打在父亲脸上,对此张父记忆犹新。而张父一直不明白自己哪里对不起儿子。他记得儿子“老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乱花钱,买啤酒”。

  “我没病”

  跟张彦地不同,同样住在安养中心的北京知青沈曙光压根不觉得自己有精神病。“我没病,(他们)强制把我弄进来的,这是对我进行迫害”,如今的沈曙光一头发白的短发,有着一张典型的北京人的方脸,总是低着头,用异样的眼光看人。

  1969年,沈曙光和家里的5个弟弟全部下乡当知青,跟他一起下乡的还有另一名北京知青惠西林。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沈曙光称惠为“大西瓜”,惠西林称沈为“小西瓜”。据沈曙光的回忆,惠西林是个思想激进分子。沈曙光在农场时,白天干活,晚上就写关于政治学、法学、起源学的“论著”。他说:“写这个得用功夫,一般的(人)写不来。”

  1972年来到新华农场33连的姜福海在下乡前就听说过33连有两个精神病,而且形影不离。“两人搭布住一个棚里,头发又长又乱。经常写大字报贴在食堂,批判领导”,姜福海回忆说。1978年,惠西林返城回到北京,不久后,沈曙光也回去了。

  回北京后不久,惠西林就死了。为证明惠西林不是因精神病而是被迫害致死,沈曙光开始上访。1982年,沈曙光在北京上访时,被当地执法人员带走并遣送到精神病院住了2个月。出院后父亲将其送回农垦总局。

  在沈曙光写给农垦总局的一封信里提到,“天津知青刘铁路写板报批判惠西林……我受惠西林影响较深,但我的问题则是超强度的繁重劳动,领导分配我烧水,又当铁牛驾驶员,这两项工作是十分劳累,但我没有叫苦,得到的是伤感、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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